鲁迅三兄弟的遗嘱都说了些什么？

　　摘自：散木《旧日子，旧人物》花城出版社 2007年5月出版

　　1936年10月16日鲁迅在上海逝世。鲁迅逝世前立下遗言，一共有七条，即“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①

　　1965年4月26日，时已80岁的周作人自度将不起，也立下遗嘱，其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②逾二年，周作人在“红卫兵”暴打下身故，时为1967年5月6日。

　　1984年7月29日，周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做官做到最高的③，也是寿命最长的(96岁)。他在逝世前也留下了遗嘱，即：“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④

　　三兄弟的遗嘱，除了带了各自不同时代的特点以及他们共同的对生死的达观之外，长兄鲁迅，最见本色；二弟周作人则是“寿则多辱”地冀望销声匿迹，连同他的肉体和文字(除了翻译。那本“对话”也即《卢奇安对话集》，是他晚年的遗作，直到他死后的1991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什么他说这是他“五十年来的心愿”？除了是他长久的宿愿之外，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希腊精神在这“对话”中反映出的“疾虚妄”，他以为正可与其同时代中国的王充《论衡》“一东一西遥遥相对”，此也是周作人身上嫡传的文化精神)。至于三弟周建人，作为国家领导人，移风易俗是他的遗愿。他原来的专业是生物学，早就倡导科学，也关怀妇女、儿童。三兄弟都是“五四”后中国“人”(尤瞩目于妇女、儿童)的解放事业的旗手，他们身上都有人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精神的流贯。

　　鲁迅和周作人在遗嘱中或多或少都提及自己身外的种种，比如对后人的遗训、对文字的交代，周建人却只说丧事。是不是这才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

　　鲁迅弟弟周建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忠厚长者、恂恂儒者，这样的人做官，倘褪去了锋芒，可以如古人的苏味道、娄师德、冯道、张干那样明哲保身，不争、无辩、去锋，这好像不难吧。但事实证明，周建人身上有鲁迅的骨头，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周建人去世后，柯灵先生有篇悼文说的非常精彩，他把周建人身上几乎"完美无疵"的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他的思索说得淋漓尽致：

　　"权位是对人性最严酷的考验。权位成为不少革命者生命的巅峰，自此就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滑脚飞堕深渊。许多人坐上权力的黄金交椅，就会膨胀成为可怜可笑而又可怕的霸王。许多人在权位的透视镜前面再也掩盖不住自私、贪婪、卑污的灵魂。乔峰(周建人字)老人在荆榛遍地的长途中，恬淡自甘，施施然一路走来，到了枫林日晚，忽然因为积年的革命劳绩，平步青云，被送上权位的高层，'霜叶红于二月花'，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他无意追求权位，而权位送上门来。境况的变化有若天壤，只有一样丝毫未变，就是他的书生本色。"⑤

　　做官，尤其是衣锦还乡，鲁迅生前有所谓"包围新论"，是说"阔人"等等如何被左右的人"包围"而陷溺不拔，周建人却讲究自律，首先自己平生素寒，自奉甚俭，不贪不拿，虽说官俸戋戋，那时还没有提出什么高薪买廉，周建人也以方志敏"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为同调，并在思想和生活上向中共五老(即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看齐，哥哥的话也时常在他耳边响起："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了。"甚至自己位居国家领导人，外出公办可以坐专列("公务车厢")，他一直也"不敢"坐(直到90岁时一次去四川，由中央安排坐过一回)。"高车骏马，顾盼自豪，是古人春风得意的境界，今人也未能免俗，机关团体滥耗公帑，竞买豪华轿车，国务院三令五申也未能禁阻，乔峰老人则安步当车，怡然自得"(柯灵语)。此外，对伸手有所请托的，他也一概婉言辞谢，秉公而不徇私，因此，在他担任领导的那些机关里，有人就不尊重他，甚至连他身边的警卫员因为跟了他显不出威风，也不很听他的话，他其实工作得很苦。

　　要说实权，应该是地方父母官的家乡的省长一职。其时正是共和国"经济浪漫主义"运动之后，以鱼米之乡竟哀鸿遍野，周省长自己清廉，眼里也容不下沙子，见闻官员强行征粮、营私舞弊、鱼肉百姓便怒不可遏。碰到些百姓村民的冤案，周省长就认真，派人调查核实；法院徇私，他就打电话直通最高法院院长杨秀峰。如此等等，结果就恼了一些人，于是给他难堪，他也感到遇事掣肘，久之心情抑郁，于是多次上书中央的刘少奇，请求调回北京。

　　甚至，在他身为省长时，他还给毛主席上书，要为一个普通的女村民讨一个公道，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是罕见的。原来，1960年大饥荒时，浙江临海一个女社员饥饿难耐，偷吃了队里几个玉米棒子，被村干部发现后残酷斗争，至剥光衣服游街示众。周建人听了甚为震怒，因为从前他从事文化运动，主旨就是提升人权的，尤其是要解放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怎么解放了还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周省长实在想不明白，于是上书毛主席，要求采取措施，以杜绝此类事件会再次发生(这封信不知保存下来没有)。1961年年初，他还给胡乔木写信，胡将信转给毛的秘书田家英，胡并请田赴杭州时与周建人谈话。此后周又给胡写信，"着重谈农村干部作风问题"，说的也是浙江遂昌、黄岩等县的干部违法乱纪、对待农民群众粗暴野蛮等等。于是胡给毛主席写信，信中说："周建人同志说的问题，在别省也有，甚至还更严重，更荒谬。他的信态度恳切，语重心长。"毛泽东读后在信上批示："此信及附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⑥这个工作会议也就是此前"经济浪漫主义"运动后纠左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被错误批判的"右倾分子"实行了甄别平反，还承诺以后不再给人戴政治帽子了，于是周建人的几次上书也并无大碍。后来周建人周建人(左)与叶圣陶两位老人返京，九十多岁的老人了，甚至身体到了"已经对面不相识，认人只能辨别口音"了，他"形体完全与世隔绝，只靠听觉保持藕断丝连的维系，但心依然炽热，口不甘缄默"，"对有些他认为违反科学的现象，还是忍不住要公开站出来说话"，尤其是"对妇女命运的关切也一如既往"。"报载东北某市有个妇女遭暴力强奸，一个身为厂长的共产党员竟见而不救，他义愤填膺，上书党中央，认为这样的人必须开除出党。重庆某县有个小学女教师遭人毒打，当地政法机关反而包庇坏人，压迫被害者，老人又仗义执言，在报上揭露，同时和叶圣陶老人联名给中央书记处写信，帮她们伸了冤，平了反。老人逝世，消息传到重庆，这一家人痛哭失声，如丧考妣。"⑦当然，这又让一些人很不舒服。周省长的老乡柯灵先生后来为《周建人文选》作序，以为"人的价值观，如果用真纯和正直做法码，乔峰(周建人字)老人是完美无疵的"，但是"这种人可以是忠诚的革命者，却不可能成为城府森严的政治家"，因为"革命和政治常常又统一，又矛盾"。所以，周建人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严格地说还不能称为是"政治家"。

　　这不是"政治家"的例子，如原省长的沙文汉被罢免后(党内的"右派")，1958年请70岁的周建人出山当浙江省长，他几次恳辞不遂而终于服从组织决定⑧，即他虽深感自己决非政治家而挺身上任，力求努力工作，以期不负所望，何况身为浙人，能为故乡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好事。结果呢？"原以为请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结果却反而造成乔峰老人和党的距离"。⑨

　　周建人其实是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但他很长时间是以爱国民主人士、鲁迅弟弟、科学家的身份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这样他比一般党外人士要多一些信息，却又比党内同志少新中国成立前夕周建人夫妇等在河北平山

　　一些信息，就是"信息不对称"，结果，大概与也曾做过省长的(似应是他的前任)沙文汉一样，他们"太单纯了"。周建人妻子王蕴如回忆说周建人"当省长对他是极不愉快的经验"，因为他"不能适应政坛错综的棋局"。王夫人又说：如果党员都像周建人，那就好了；柯灵则说：通过周建人的事例，"'君子可以欺以方'，我看到了现实的例证"。⑩

　　什么是"现实的例证"？周建人时常说："'认真'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的作风，共产党办事最讲认真，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认认真真，不可马虎，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一样认真。"所以，他甫到任，就到基层视察，倾听百姓的声音，结果他发现解放十多年了，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文盲也很多，至于干部素质更不敢恭维。他隐隐感到：党内有一种居功自傲、好大喜功的风气，家长制、一言堂抬头，知识和人才得不到尊重，违反科学规律的事时有发生。他不胜忧虑，一有机会就倾吐意见，也不怕忤上和忌讳。他回到北京工作时，要警卫拆除掉住所周围的铁丝网，以为这会影响到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无形中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正是因为脱离了群众，听不到他们的呼声，才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干部特殊化、吏治蜕变的根源。

　　据说鲁迅遗嘱中原先是要求孩子长大后"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的，冯雪峰看了认为恐会引起误会：为什么小觑"文学家或美术家"呢？所以鲁迅又加了一个"空头"的前缀，其实鲁迅心里明白"文学家或美术家"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拿它和"政治家"去比，真是有云泥之判。周建人本来可以是一个道地的生物学家或科普作家，然而身不由己入了"政治家"的队伍，结果就有上述的尴尬和不适，包括以他名字出版的那些有关回忆鲁迅的书籍和文章(现在还在重版)，其实许多是他人代笔捉刀的，有的地方去真实的鲁迅甚远，因而影响不能算好，也是柯灵先生后来为之诠释此背景："在'文革'的炼狱中老人经受的是另一种煎熬。'四人帮'不可告人的阴谋需要堂皇的旗帜，现成的偶像以外还要抬出一尊历史的偶像，那就是鲁迅。他们的鬼蜮伎俩是任意揉捏鲁迅，利用乔峰老人的身份地位、和鲁迅的关系，是更卑污的一手。老人那时已到八十开外，枯藤老树，古道西风，生命的夕阳已经西斜，加以双目失明，根本丧失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报上却出现了由他署名的文章。这类文字不免招来白璧微瑕之感，但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对此负责呢？"

　　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