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淑梅:只要活着，一年要出一本书

姜淑梅老人在写字。

《乱时候，穷时候》 作者：姜淑梅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10月

　　我一写，勾起以前的老事，一天比一天手好使了，也喜欢上了写字，越写越高兴。

　　我看书走马观花，看过去都忘了，现在写东西也是，我自己写的故事，写完放一天，我自己不知道写的啥了。可能是年龄的关系，我77了。

　　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跑“盲流”至黑龙江省安达市，做了20多年家属工。早年读过几天书，忘得差不多了。1997年开始认字，2012年开始写作。2013年4月起，部分文字刊于《读库1302》《读库1304》，并陆续刊于《北方文学》《新青年》等。她的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日前由铁葫芦出版。

　　姜淑梅是谁？读起她的简历来实在看不出在她60岁之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1937年出生在山东巨野县，1960年跑“盲流”到了黑龙江安达市，在这里一直定居到现在。她的年纪让她经历过战乱也感受过饥荒，她没读过书，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不过这是以前的事情了。60岁那一年，姜淑梅有了一位老师教她念书写字，这位老师比她小了30岁，是她的女儿。当时女儿在鲁迅文学院读书，姜淑梅还曾经跟着女儿进鲁院听了一节作家课，这也成为了她开始读书识字的前奏曲。

　　如果只是在60岁之后开始认字还不算稀奇，关键是，姜淑梅在认字认了十几年之后，居然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名为《乱时候，穷时候》。“乱时候”指的是解放前战乱不断的时代发生的故事，“穷时候”则是建国后经济还没起飞时的一段时光。她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时代，展现了一段平民视角的历史。“我写的都是真事”电话里姜淑梅的山东乡音未改，还偶尔也会夹杂着一些东北话。

　　“真事”、“我不说谎”，她一直在强调的是同一件事。确实，书里有些故事在今天看起来多了一些离奇的色彩。比如在《闹黄皮子》的这个故事里，她讲的是在黑龙江曾经碰到过多次的黄鼠狼上身的事情。每一次黄皮子上了谁的身，谁就又哭又闹又笑又唱，总之就是各种不正常，有时候能一闹闹一宿，天亮时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关于《点天灯》的故事则是姜淑梅听她的母亲说的，解放前一些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私刑，1927年巨野出了两件命案，最后杀人的人都被点了天灯，那两次点天灯姜淑梅的母亲都去看了热闹。“点天灯就是在犯人的两个肩上挖洞，放上粗灯捻子， 倒上豆油点着，把人慢慢烧死。”还有一种私刑是骑木驴游街，木驴是木头做的，驴蹄子上有四个轱辘，驴后背上有个三寸长的铁钉，尖儿朝上，铁钉子插到骑在木驴上的人的肛门里。游街半圈下来，木驴上的人就死掉了。

　　C05-C06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姜妍

　　【对话姜淑梅】

　　“莫言的东西，好是好，

　　但是感觉有些地方太虚”

　　新京报：先谈谈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姜淑梅：写之前我女儿给我一张纸、一根铅笔、一块橡皮，最开始写的时候划道道好像锯齿，我都扔了。我女儿就跟我说“你留着，留着”。后来就留着了，现在比以前强多了。我最初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我女儿让我写作，我觉得她在说笑话。她跟我说“你就写，写着玩”。我一写，勾起以前的老事，一天比一天手好使了，也喜欢上了写字，越写越高兴。

　　新京报：不认识的字怎么办？

　　姜淑梅：一开始不认识的字我就问我闺女，她也挺忙的，后来我就留空，等她给我填上。现在我认字比以前多多了。

　　新京报：是怎么认字的呢？

　　姜淑梅：开始是看小孩认字的带图画的书，慢慢地越看认字越多。又开始看《格林童话》和《一千零一夜》。今年上半年看了3、4本莫言的书。现在一黑天看书看不见了，我就看电视，电视上的字大呀。人家看电视看情节，我是学字，这样慢慢积累。我有一个生字本，遇到不会写的字的时候，先查我的生字本，实在不会写了再问闺女，书和电视上都没有的时候。这样憋几天再问，问了都不会忘，要是马上问记不住。

　　新京报：最早写的时候一天能写多少？

　　姜淑梅：开始，一天写了两句话，问了好几个字。后来一天能写一行了，再后天一天一行半了。现在要是写得顺，一天能写1000来字。我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二本书，7万多了。

　　新京报：第二本是讲什么的？

　　姜淑梅：都是民间故事，一个一个的，都是听来的，没有亲身体验的。

　　新京报：莫言的书喜欢看吗？都看了哪几本？

　　姜淑梅：《蛙》、《红高粱》，看了莫言给我启发很大呀，感觉一个事，人家写的细节挺多，看完我就觉得我上一本书落下很多东西。莫言那书我也不会写，里边写的，感觉好是好，但是有些地方太虚，好像是不准确。我跟我闺女说，她说“人家写的和你不一样，人家是小说，小说没虚构没啥意思，你写的就得写真实的事儿。”

　　“这本书里我真没撒谎”

　　新京报：还记不记得莫言书里哪个情节让你觉得不真实？

　　姜淑梅：我看书走马观花，看过去都忘了，现在写东西也是，我自己写的故事，写完放一天，我自己不知道写的啥了。可能是年龄的关系，我77了。这本书你看过以后，应该有很多疑问吧？你们年轻人可能感觉没有这些事儿，其实我写的都是真事，真不是撒谎。举个例子，我写的解放后刚开始进行结婚登记的事情，有家闺女不肯去登记，害羞，结果上吊死了。现在一说，你们觉得登记能逼死人吗？那个时候，我从封建社会过来的，封建得很。比如说，我去登记之前，我父亲有文化，让我自己做主，我不敢做主，害羞。我父亲说登记前先让他(未婚夫)上家来见见，我生气，觉得哪有那么糊涂的老人，糊涂，人家一家这样办事的没有，你这样办事，人家都看咱的热闹，叫我咋活啊。后来我找我嫂子说情也没说下来，我父亲坚持让男孩来我家，但是后来他也没敢来。登记的时候里头一共有18家在登记，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的，有一个长得挺好的，我想着这个要是我的挺好，还有三个不像样，我想着要是其中的一个，回家我就上吊。我写这书年轻人可能觉得是撒谎，我真没撒谎。

　　新京报：最让我惊讶是黄皮子(黄鼠狼)上身的故事。

　　姜淑梅：那也是真事，我儿子那时候还不会说话，有天又黄皮子上身。我抱着他说“你走吧走吧，别折磨孩子”我儿子两手一捧说“不走！”真是把我吓坏了。那个时候黄皮子上身是常有的事，每次它就在100步的范围内，四个爪子朝上，来回闹，好像喝醉了似的，这是住村子里的人多年的经验。

　　“战乱时曾经走了11天到济南”

　　新京报：这本书分成乱时候和穷时候不同的部分，感觉你的穷时候过得比乱时候要苦？

　　姜淑梅：对，穷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东西吃。我抱着我儿子回娘家，那时候好几天没吃东西没喝水了，站起来眼就发黑。我一早起来就抱着孩子走回娘家，18里地，走一走就眼黑，我就缓一缓，看好道，再继续走，就好像闭着眼往前走。孩子也好几天没吃饭了，头歪着抬不起来。那时候实在走不动了，看见河水里一个浪一个浪，就想投河死了，也不用那么难受了。但是又一想，我要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婆婆肯定得说我跟人家跑了，那时候真是死也死不了，走也走不了。我在河边坐了好长时候，眼看着东北边天红了，连风带雨地过来，更没法走了，真就要跳河了。结果风过来以后一滴雨都没有，风把我娘俩送到了家，我们一到家风就停了。

　　新京报：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很难受吧？

　　姜淑梅：写了好几天才写下来，真难受，我是不爱哭的人，但是写写就写不下去了。我前两天回山东了，去了一趟我当年落难的地方，去上供。想想那时候差点就死了，要不是神仙救我，这是真事。风来了，我抱起孩子觉得没有重量，飘轻，也看得见道了。穷时候比乱时候还难受，那时候好几回都想死，离婚的话丢娘家人的脸，情愿死也不愿意丢娘家人的脸。

　　新京报：像你婆婆对你那么压榨的，在解放之后还多吗？

　　姜淑梅：不多了，我嫁到婆婆家每天起早贪黑。前阵子有人见我说，这么大岁数还这么漂亮，年轻时肯定更漂亮。年轻时哪有工夫漂亮，连头都没工夫梳，干不完的活儿。俺娘对我说，对公公婆婆不能说一个不对，我们那个家庭，母亲说话就是圣旨。我婆婆那个人吧，咋说呢，村子里一家跟她说话的都没有，那时候我们光听介绍人怎么说，也没打听清楚，稀里糊涂把婚订了，都是命运呢，不过我现在很幸福。

　　新京报：乱时候最印象深的是什么事呢？

　　姜淑梅：那个时候打仗，我们一家从淄州走了11天走到济南。打完仗没见到我父亲，我们以为他死了，我母亲去找他，那时候人死老了，一坑一坑的，没地方去找。那年我虚岁13，我妹妹11，我母亲天天哭，她还是小脚，一下雨都是黄泥，黏的，走不动啊。她就扒着我和我妹妹两个人的膀子往前走，一步一步地。我们没有车，走之前带不了什么东西，有件我父亲的皮袄都没拿。路上我们把东西都一路换干粮了。

　　“我已经爱上了写作”

　　新京报：这些故事写完是怎么有契机出版的呢？

　　姜淑梅：说起来挺简单的，我一写就勾起来一份一份的老故事，写完我女儿说我写得好。我说不用夸我，我爱好上了，你不夸我不鼓励我也写。我女儿说确实好，她是作家她知道。然后我闺女就把这些故事打电脑里了，有个我女儿认识的人让我们给《读库》投稿，我闺女投了1万3000字，发表了，还给我寄来3000块稿费。然后图书公司看中这个书，要给我出，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我写的第二本他们也还要，还给出。

　　新京报：现在都是什么时候写呢？

　　姜淑梅：头午写，一上午，早上起来有时候4点起来，有时候3点多，写一点，然后开始做饭，吃完饭，早上还出去运动，运动一阵子，时间都用在头午了，过午不愿意写，就写不好了。其他时间就是收拾卫生，学唱歌。我唱的都是老歌，《洪湖水浪打浪》、《苏武牧羊》，俺住在12层楼，每天在家里也唱，大不了人家说这个楼有个神经病，我那么大岁数也不怕人家笑话。

　　新京报：在写作上还有什么打算？

　　姜淑梅：我也有个打算，只要活着，一年就要出一本书。这么打算的。爱好上了吧，我上个月坐了短短的一趟火车，还在车上采访了一个挺好的故事。

　　新京报：听说你认字之前还去鲁迅文学院听过课？

　　姜淑梅：那年我女儿在鲁迅文学院上课，俺老头出车祸死了，我不想让女儿知道，但她还是知道了，我怕女儿惦记我，我就去北京看看女儿，让她能好受点儿。我去了吧，鲁迅文学院有个书商，想找写得好的学生出书，我听见他和学生谈，谈写作的事。他说，不能写别人都知道的事，写再多也没啥用，要写稀少的事，我就记着这句话了。我就想着到哪儿找稀少的事呢？我跟着他们上堂课不就成了么。我女儿请示了校长，校长知道俺家出了这个事，而且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上课也不能捣乱啊，就答应了。其实我主要还是去安慰我女儿，我不能陪着我女儿哭，再难受也得板着，像没多大事，这样女儿也就不惦记我了。

　　在二〇一三年，我们正像遇到一个偶然现身的隐士一样，碰到了也许会被写它的人彻底深藏，永不为人所知的一本书。

　　《乱时候，穷时候》是我见到的第一本纯正的“听老人讲故事”的书。可以想象，类似的讲故事的人将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存在的乡土已经面目全非，他们也许成了最后的讲故事的人。

　　——王小妮(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