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悲惨一生的解读：他如何得罪了鲁迅

　　摘自：韩石山《民国文人风骨》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4月出版

　　在我的一册邵洵美的书的扉页上，竖写着这样几行字：

　　这本书是昨天上午在湖滨南路对外书店买的。当晚就读完了。今天上午又去买了另外三册，有一册可能尚未出版。邵洵美其人当另眼相看。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文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英才。二○○八年三月十四日于厦门。

　　诠释几句。这册书是《儒林新史》，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八年一月出品，“邵洵美作品系列”之回忆录卷。该系列共五卷，另四卷分别是诗歌卷《花一般的罪恶》、散文卷《不能说谎的职业》、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小说卷《贵族区》。我又去买了的是前三册，认为尚未出版而未买到的是后一册。据书前“编辑说明”所言，这五册仅是邵洵美作品系列的第一辑，意思是以后还会一辑一辑地出下去，将邵氏作品悉数出版。随着这些书的出版，邵洵美的文学成就，会像一座冰山似的浮出水面，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我写在扉页的话中，最妙的是称邵氏为一位英才，记得写罢还为自己这个小小的概括而得意了那么一会儿。

　　于此也能看出我前后两天买书的思维过程。写过《徐志摩传》，对邵洵美其人有相当的了解，但我注重的是他的为人行事，便买了“回忆录卷”。看罢回忆录，觉得还是应当买下另外几册配成一套，便又去买了。当时买了的，还有陈子善编的《洵美文存》，厚厚一大册，辽宁教育出版社二○○六年六月出版。这也是我买书的一个毛病，不买则已，买开了就想买个全乎。

　　这些年，每看一本书，总爱在扉页上写几句话，有时是读后的感受，有时是买书的经过。以平日的习惯，每则当在两三百字，像这则，说了买书的经过又说了读后的感受，仅寥寥百字的情形是不多的。身在客中，无心多写，是一个原因；邵氏其人身世太凄惨，不忍多写，该也是个原因。

　　此刻，若让我补足先前没写的话语，会写什么呢？这样的意思是要写的：那一茬文化人中，论身世，数他最高贵，至少也是不多的几个高贵者中的一个；论家产，数他最富有；论学历，国内国外上的都是名校；论才华，少年时便显现无遗；论功业，中国唯美主义诗歌的擎旗人，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编辑家与出版家。然而，数他的人生最为坎坷，数他的命运最为乖蹇，数他的结局最为悲惨，铁石人知晓了，也会洒一掬同情的泪水。造成这一奇崛变化的，大的说，是时势的移易；小的说，则是人际的因缘。

　　时势的移易，不用说了，是一九四九年那场革故鼎新，新中国的建立。处此变局中，也有与他经历相似、甚或功德不及他的，均能自全其身，乃至荣宠有加，可知时势的移易虽是大的原因，却不能说是决定的原因。那就只能在小的上头，也就是人际因缘上找了。

　　这一来，话就长了。简略地说，是他跟一个人走得太近了，又因文章惹下了另一个人。

　　走得太近的人是徐志摩。两人不光是走得太近了，简直，怎么说呢，贴在一起就是一个人——长相都一样。

　　徐志摩在上海住家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精美的册子，专供朋友们来了随意写写画画之用。志摩去世后，小曼将此册子作为一辑，编进《志摩日记》书中，名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其中一幅画，是邵洵美画的，墨笔刷刷几下，涂抹出一个长长的脸，猛一看像现在一些人家里挂的那种带角的羊头骨。旁边他的题词：“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

　　光凭这几句话，只能知道两人都是长鼻子长脸，谁戴眼镜谁有胡子就不好说了。且看洵美《儒林新史》中的一段话：“我们的长脸高鼻子的确会叫人疑心我们是兄弟；可是他的身材比我高一寸多，肌肉比我发达，声音比我厚实；我多一些胡须，他多一副眼镜。”这下就知道谁有什么谁没什么了。全句的意思成了：“你看这幅画，脸儿长长的，鼻子长长的，说是志摩吧没戴眼镜，说是洵美吧没有胡须，小曼呀，你说我画的是你丈夫志摩，还是洵美我？”

　　这是一九二八年前后的事儿。更早几年，为了这份相貌的相似，两人在欧洲互相寻觅，真还费了一番精神呢。

　　一九二五年春，洵美赴英留学，上的是剑桥大学，市中心广场上一位卖旧书的老人，一见面就问他是不是姓许，或是徐，或是苏？说三年前有一个和他同样面貌的中国人，说是要翻译《拜伦全集》，后来他就回黑龙江的老家去了。洵美听了，莫名其妙，弄不清这个人是谁，只知道当年在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姓许或徐或苏的人，长相与他几乎一样。洵美夏天去了欧洲，在巴黎见着徐悲鸿，悲鸿和他的一班朋友，都说洵美太像徐志摩了。只是他们也弄不清，徐志摩是海宁人，为什么那个卖旧书的老人会说他是黑龙江人。都说志摩这一段时间在欧洲，一定要两人见上一面。又过了几天，洵美和一位谢姓朋友在大街上行走，他们前面走着两个中国人，其中一个回过头来，是洵美先前认识的一位严姓朋友。他一见是洵美，马上拉了洵美跑回同伴那儿，高声狂叫：“志摩，我把你的弟弟给找来了！”志摩呢，没等这位严姓朋友把话讲完，两只手早已拉住了洵美的两只手，动情地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接着讲了徐悲鸿怎样说他俩最像，他怎样四处打听洵美。

　　四人一同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

　　闲谈中方知，志摩在剑桥读书时常买书，因而认识了卖旧书的老人。志摩说过要翻译拜伦的诗，但没说要翻译全集，他那次回国走的是西伯利亚，说到了中途还得经过黑龙江，没想到老人竟以为他的老家在黑龙江。

　　问及洵美在剑桥的学业，一听说想学政治经济，志摩并不表示失望，又好像有些不相信地说：“真奇怪，中国人到剑桥，总是去学这一套。我的父亲也要我做官，做银行经理；到底我还是变了卦。”一个多钟头很快就过去了，严姓朋友提醒志摩还要去买船票，这才分手，原来志摩明天就要动身回国了。令人惊奇的是，就是这一个多钟头的谈话，改变了洵美的志向。洵美回到英国后，入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不过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转而研修英语文学。

　　和志摩相同的是，洵美迷恋的也是诗歌；不同的是，洵美最初迷恋的是古希腊唯美派诗人莎茀，还为此写了一出短剧并自费出版，遗憾的是一本也没有卖出去。正是这一转变，使洵美回国后，成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领军人物。

　　一九二六年五月，家中有事，洵美提前回国。这年秋天，志摩与小曼婚后也来到上海。他们回硖石老家住了一阵子，正赶上北伐军进入浙江，乡下大乱，匆忙间又回到上海，从此在上海住了下来，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志摩北上教书。这五年，未必是志摩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却着实是洵美事业大发展的时期。

　　洵美事业的发展，与志摩的引导是分不开的。志摩长洵美十岁，比洵美出名早，此时已是新月派的领袖人物。洵美一直以兄长待之。凡志摩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常能见到洵美的身影。志摩发起组织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洵美积极参加，一度出任笔会的会计，资金方面，常帮志摩的忙。新月书店到了后期，维持不下去了，经志摩说项，洵美接手注入资金，又延续了一个时期。胡也频遇难，沈从文要送丁玲母女回湖南老家，没有盘缠，向志摩告贷，志摩手头也紧，转求洵美，洵美如数借与。正因为时常接济朋友，洵美当年在上海有“沪上孟尝君”的雅号。

　　要当孟尝君，先得有钱。洵美出身世家，本是二房的长子，伯父无子嗣，他一身而兼祧两房，等于是一人继承了两房的资产。如果说贾宝玉出生时嘴里衔着个灵通宝玉的话，那么，洵美则可说，出生时嘴里就衔着一个钱折子，上面不是三十万五十万，也不是三百万五百万，少说也在三千万，单位是银元。

　　有人说洵美是“纨绔子弟”，挥霍成性，把一份上好的家业捣腾空了。说这话的，有的还是当年受其泽惠的人。在这上头，中国人最是乖张，他要是不借给你钱，是吝啬鬼，是守财奴；借给你了又是二百五，是不谙世事的纨绔。看看洵美的传记，就会知道，这个人，既不是守财奴，也不是二百五，而是有经济头脑的人。至于借给你三百，送给他二百，实在是手头太阔绰了，不把小钱当回事儿。纵观他的前半生，他手里的钱，主要还是用于创办文化事业了。据统计，抗战前他就办过金屋书屋、时代图书公司和第一出版社，先后拥有十一种杂志，即《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还不算由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月刊》和《诗刊》。

　　关于这些刊物的作用，仅举一例就知道了。老画家黄苗子说：“《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新文学史料》二○○六年第一期)

　　最能看出邵洵美出版家胸襟的，是早在一九三○年就斥巨资，向德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开办了时代印刷厂。这套机器，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征购，运到北京，成为印制《人民画报》的机器。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它都不落后。

　　以上是洵美跟徐志摩的关系，顺便也说了洵美在文化事业上的建树。

　　再说洵美怎么因文章惹下了另一个人。

　　此人是鲁迅先生。

　　在上海，邵洵美与鲁迅的关系，原本是很正常的。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中国笔会出面欢迎，就是邵洵美自个儿出钱，在功德林订了一桌素席(萧氏食素)，送到宋庆龄府上宴请萧氏，出席作陪的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诸人。宴会过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活动结束后见鲁迅无车返回，又是洵美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府。然而，半年之后，因洵美的一篇小文章，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

　　这场官司，好多人都写过，最详细的还要数朱正的专文《鲁迅与邵洵美》，载于二○○六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朱的文中说，“这一回是邵洵美自己先拿出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鲁迅看不过去了，才作文指明这一点。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于此可知，朱先生并没有见过邵洵美的文章，只是根据鲁文中引用的部分文字推断，便下了这样的定谳。当年的鲁迅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邵洵美这样的人，也会有文集一册一册地出版，以为随便怎样说，都无法对证。比如朱正在这篇文章中就说：

　　现在来写“鲁迅与邵洵美”这个题目，有一个困难，就是鲁迅这一面的文章都收到他的全集里面，容易看到；而邵洵美写的诗文，现在却很不容易找到了。鲁迅攻击过的文人，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等，他们的作品都留下来了，表明了他们的存在。而杨邨人、张若谷、邵洵美却没有能够留下多少痕迹。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

　　“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朱先生的笔法，还真有点鲁迅的味儿。

　　按朱先生的理念，鲁迅批评林语堂等人的对与错，是可以商量的，批评邵洵美这样的人，绝不会有错，是钢板上钉了钢钉，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则认为，对错且不必管，先应当把事实弄个清楚。现在邵洵美的文集出版了，我们可以看到邵的这篇文章了，文题为《文人无行》，收入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文中说，这里的“行”，指行业，意思是说文人多没有正式的职业。看过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邵氏此文的要义，绝不是“奚落贫穷的文人”，他的立论，要高得多。最为明显的，是奚落当时上海滩上的左倾文人，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还有的话，也可以说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鲁迅是《自由谈》的撰稿人，又是公开化了的左翼作家的首领，当然要挺身而出，狠狠地给以回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朱先生这话是说对了。

　　放开了眼，从更大的背景上看，又不一样了。一九三○年春，鲁迅出席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不停顿地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上海文坛的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前后，像候鸟似的飞来的新月派文人，一九三○年前后不长的时间内，又一个一个地像候鸟似的飞走了。且举几个著名的，叶公超一九二九年秋离开暨南大学，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胡适一九三○年十一月回到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梁实秋一九三○年秋去了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新月派是鲁迅的死对头，既然头面人物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之流都远走高飞了，那么作为新月派小兄弟的邵洵美自然就水落石出，暴露在鲁迅枪弹的射程之内了。

　　可以说，邵洵美写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到了一九三三年，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

　　这样理解鲁迅对邵洵美的批评，或许更近乎事实。

　　鲁迅一九三六年秋去世，没有经历抗战。邵洵美是全程经历了抗战的，应当说，在这场全民族的圣战中，邵洵美有上佳的表现。他先是出版宣传抗战的刊物《自由谭》，后来又在英文版的《直言评论》上刊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并出版单行本。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弟弟当了汉奸，拉他下水，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刻苦自励，艰难撑持，一直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曾劝他离开上海，他没有听从，叶公超甚至提出愿意帮助他将印刷厂整体搬迁到台湾，他婉拒了朋友的美意。他等待着，也盼望着，在新中国一展他的才华，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出版事业。

　　上海解放后，应当说，当时的执政者，对接收这个东方大都会，无论在政策上还是人事上，都有别于内地的城市。有留学经历的陈毅出任市长，或许有其时势的必然，而选派潘汉年出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夏衍出任负有专责的文化局长，确实是周恩来事先的着意安排。可以说，在潘夏二位统战高手的操作下，只要没有大的罪恶、而有一技之长的党外人士，都得到了恰当的安排。

　　独有邵洵美是个例外。

　　不说邵氏先前无大过错，就以新中国成立后的表现来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上海解放后，夏衍代表政府与邵洵美商谈，提议将他的影写版印刷机卖给国家，连同工人全部迁到北京，印制即将出版的《人民画报》。邵洵美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仅这一功劳，也应当给予安置。然而，邵洵美将家搬到北京，一年多的时间里，四处奔走，各方求告，还是未能如愿，只得又灰溜溜地回到上海。原因无他，只因为彼乃新月派的一份子，是鲁迅曾经痛斥过的“富家的赘婿”。当年在上海，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夏衍也确实有心成全邵氏，然而，面对如此局面，聪明过人的夏衍，竟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一九五四年，看邵洵美实在是穷愁潦倒，生计无着，夏衍才关照北京有关出版社，邀请邵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每月可预支二百元稿酬，相当于有了一份正式工资。

　　无妄之灾还在后头。

　　一九五八年十月，邵洵美以“帝特嫌疑”被捕，长期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早他几年、因胡风案件被捕入狱、也关在提篮桥的贾植芳先生在被释放后，有文章记叙邵氏在狱中的情形。且看这样一节文字：

　　他患有哮喘病，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大声喘气，而他又生性好动，每逢用破布拖监狱的地板，他都自告奋勇地抢着去干。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弯腰躬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戏称他为“老拖拉机”，更为监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欢笑。(贾植芳《我的难友邵洵美》)

　　一九六二年四月邵洵美被释放出狱。上海已无他的住房，妻子在外地女儿家住，他只好与儿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仅有一张单人床，儿子要上班，须好生歇息，他执意睡在地板上。这样卑贱地活着，对他来说，已是幸福的时光。一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厄运又降临在这个毫无防范能力的文化人身上。备受凌辱之后，他选择了死亡，时在一九六八年的红五月。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平反决定书。又过了多少年，邵洵美的儿子邵祖丞才给妹妹绡红说了父亲离世的真相。先是他的一个叫王科一的朋友开煤气自杀，此后“我见爸爸天天在服鸦片精。不知他是从哪儿取得的？可能因病情加重，咳喘难忍，加上不时泻肚，他想以此镇咳止泻？也可能爸爸不想活了！因为我发现后向他指出：害心脏病的人吃鸦片是要死的。他明白这点。但是第二天他还在服。我提出反对。他朝我笑笑。第三天，爸爸就故世了。”(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

　　经历这么多苦难，邵洵美去世的时候，只有六十二岁。

　　说到这儿，该给个结论了。邵洵美是个什么人呢？有感于时人诸多不公正的评价，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就在一首名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里说过：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这是他本人的说法，且在七十多年前。现在，我们这些后人，该给个什么样的评骘呢？

　　各人尽可有各人的说法。好名头都让别人占尽了，犯不着去争去挤。我还是窃喜于我在厦门时写的那句话：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文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英才。

　　想多说一句的是，过上多少年，人们对他的评价，还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