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当代文学批评的视界

　　按照时下流行的代际划分，我属于所谓“70后”批评家。我们这一代人很尴尬，在“60后”与“80后”之间的历史夹缝中生存。不仅“70后”作家是如此，“70后”批评家更是如此。如今的知名“60后”作家在他们而立不惑之年早已经是名扬天下了，而“80后”作家甚至大多在学生时代就以“少年作家”或“青春写手”的名义年少成名，这似乎正应了张爱玲的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而“70后”作家似乎就没那么幸运，除了10多年前卫慧、棉棉制造了一起很快就风流云散的文坛风波之外，绝大部分人只能充当我们这个时代的“沉默的大多数”。但我对这一代作家并不悲观，每一代人自有每一代人的命运，他们中的颖异特出之士，正在沉默中坚定踏实地向历史走来，他们走进文学史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这些年我零星地参加过一些地方作协的会议，印象中总是有“50后”或“60后”作家向“70后”和“80后”作家说着各种殷切勉励的话，而且常常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惋惜，甚至干脆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希望年轻人争点气，早日超过自己，其意殷殷、其心拳拳。

　　与“70后”作家相比，“70后”批评家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常常在不同场合听到前辈批评家勉励后进的话，其中有些还是自己尊敬的师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匍匐在地面上，然后在艰难中奋起，默默地踽踽独行。这些年来，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只顾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坚持批评实践，也要反思自己所置身的批评语境，我以为只有认清了自己置身的社会历史环境，才能清醒地有力地去做自己想做的和该做的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批评家亦然。广义上讲，“50后”批评家在青少年时代遭遇“文革”，历史剥夺了他们正值读书的大好年华，这本该是一种不幸，但历史是公平的，他们这代人在强健了体魄之后再来强健其精神，浩劫甫一结束即回归大学校园补课，由于有了充分的社会阅历和生命体验，故而这代批评家的回归是一种强势回归，他们不仅历史地成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弄潮儿和见证者，而且迄今为止依旧执掌着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之牛耳，余威不减当年。如果说“50后”批评家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之交，20世纪80年代是他们作为文学批评家开疆拓土、纵横驰骋的共同历史记忆，那么“60后”批评家则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之交，20世纪90年代则是他们作为文学批评家与“50后”批评家分流对峙抑或协同共进的历史场域，他们共同创造了“新时期”文学批评最后的辉煌，而且作为落日余晖，至今还在当事人的口中或追忆者的笔下津津乐道。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家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一代，深刻着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烙印，但相对而言，风云际会于20世纪80年代的“50后”批评家是恪守人道和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一代，他们更多地坚守现代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和现实主义批评法则，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却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的“60后”批评家是消解经典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话语体系，以先锋姿态企图重构中国文学话语谱系的一代，他们也有理想，但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种理想，是解构之后企图重构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造成了他们与前辈“50后”批评家之间的分野，但也遗留下了他们之间割舍不断的精神脐带。“70后”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勃兴时期，在校期间我们接受着“50后”的理想教诲，追随着“60后”的先锋步履，及至自己独立走到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前台，才猛然发现所有的理想和先锋都已经烟消云散，所谓严肃文学的边缘化，文学批评更是被商业化的媒体批评和僵化的学院批评所主宰，一夜之间我们曾经构筑的文学批评信仰开始崩溃，但我们又缺乏“80后”与历史断裂的勇气，所以只能承载着前辈们曾经宣讲过的人文理想，在他们自己都已纷纷转向的时候继续坚守着孤独的文学批评使命。

　　我们这代批评家大都走的是以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为中心的“拿来主义”批评路径。这条路径显然不是我们所创辟的，而是我们的前辈批评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极力鼓吹并身体践行的，他们当年不遗余力地争先恐后，惟“新学”或“后学”是瞻，所有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哲学和文艺理论在他们的生花妙笔下纷至沓来，这就是多年来颇为人所诟病的“主义的旅行”。平心而论，我们如今彻底否定前辈批评家大力引进西方文论介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功绩是不公允的，他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祭起鲁迅当年高擎的“拿来主义”大旗，“别求新声于异邦”实在也没有什么大错，对于“五四”那一代启蒙文学家乃至批评家而言，他们的传统旧学功底是很扎实的，很多人甚至称得上是旧学功底深湛，有了这等中学积累，再来学习西洋，如鲁迅所言“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那当然不会出什么问题，我是接受前辈批评家的指引而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至今他们中的翘楚依旧是我心中崇敬的文学批评英雄，但崇敬归崇敬，我必须在师长们的引领下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在创作界，美国人海明威曾经有“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说，而当代中国作家陈忠实也曾经说过，他不能一辈子牵着柳青的衣襟，满足于做个“小柳青”，那实在是没有什么出息。创作是如此，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前辈批评家已经历史性地完成了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集体补课，虽然他们在这场集体补课中也流弊多多，但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初步接续上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家学贯中西的伟大传统，虽然他们的传统旧学功底比较薄弱，这严重地制约着他们的文学批评气象和格局，但作为一种“历史中间物”，他们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历史使命毕竟业已完成，庶几乎可以告慰“五四”先驱者的亡灵了。而作为后来者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文学批评历史使命又在哪里？我们没必要复制前辈批评家的足迹，我们没必要重走那种单向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批评道路，我们没必要继续做西方文论的低级搬运工和简单传声筒，我们需要对前辈批评家偏重中西维度的文学批评模式进行反拨，在不废中西维度的同时恢复和强化我们文学批评的古今维度。不废中西维度，意味着我们要继续向洋看世界，大胆引入西方当代文论，激活中国批评家的思维和胸襟，只不过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而已。重建古今维度，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现代中国文学与古代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与古代中国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包括古今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不废中西维度，是为了继续强化我们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和哲学视野；重建古今维度，不仅是为了恢复我们民族文学的自信心，也不仅是为了恢复我们文学批评的历史视野，也是为了更好地重建我们民族文学批评向来重视“文史哲不分家”的伟大传统，这大约是我们年轻一代批评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向历史致敬的一种方式。

　　不废中西维度、重建古今维度，二者合一，既重视文学批评的横向空间维度，又重视文学批评的纵向时间维度，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健全地重建我们的文学批评视界。好在我们有少数前辈批评家已经在转型，已经在行动，他们通过自我反思也意识到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单向度特征，意识到了那种单纯地横向移植西方文论进入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的简单化和粗暴性，转而向中国传统的文史哲资源寻觅，寻觅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他们虽然关注当代，但具备现代视野，虽然关注新中国，但具备民国视野，乃至于具备古典视野，推而广之，虽然他们关注当下中国文学，但他们具备古今演变的大文学史视野，有这等批评视野和人文襟抱，中国文学批评在新世纪的复兴总该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的青年批评家应该善于在前辈批评家的足迹中寻觅到新的历史转机和学术关捩，看准目标和方向，奋然前行。这不仅是“70后”批评家的历史使命，也是“80后”乃至“90后”批评家的使命。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比前辈批评家在学养上有任何先天优势，只是表明我们对于未来中国文学批评重建的一种态度、一种方向和一种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