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向恶而生

　　“十一”小长假，读法国当代作家扬·盖菲雷克获1985年龚古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野蛮的婚礼》 。

　　本是为了消闲，却读出了沉重，掩卷沉思，痛恨人性之恶。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一个法国港口城市。战争给人以创伤，水手们放纵自己，上岸寻欢作乐。他们诱骗一个仅有十四岁的少女妮柯尔上船，于酒后将其轮奸。妮柯尔不幸怀孕，产下一子，叫吕多。不可言说的心灵屈辱，使妮柯尔母性沦丧，把一切痛苦都发泄在无辜的吕多身上。吕多被母亲遗弃，四处流浪，饱受虐待，久经磨难。吕多渴望母爱，用书信倾诉思念之情，虽从未收到回信，却从不间断。其笔致极尽柔情，催人泪下。母亲终于被唤回了恻隐之心，答应与之相见。但见面之后，面对被生活摧残得不成人样的吕多，妮柯尔温情难起，露出毫无遮掩的厌恶。幻想破灭之后，吕多被母亲喋喋不休的斥责激怒，将其扼死。随后吕多紧抱着母亲的尸体投入大海，在大海黑暗的怀抱里，他找到了生命最终的温柔。他笑了。

　　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是，它却涉及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影响发生之后。

　　战争的创伤作用于水手——水手的施暴作用于妮柯尔——妮柯尔的屈辱作用于无辜的吕多。影响一旦发生，就是个不可收束的连锁反应，一如诺米亚骨牌的倾倒，不可拯救。

　　不禁联想到哈罗德·布洛姆《影响的焦虑》 。他虽然阐述的是“诗”的发生史，却也深刻地揭示出，人的精神(心灵)一旦受了外在的影响，它就改变了原有的路径，在反抗影响的同时，心灵焦虑并扭曲，痛苦不约而至，而且缠绕不去。

　　这一点，王尔德《多林·格雷的画像》的主人公亨利·沃顿爵士从自己的遭遇中也有深刻的感悟，他说，影响一旦作用在一个人身上，他便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他的美德也不再真正属于他自己，甚至他的罪孽，也是抄袭来的。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奏出的音乐的回声，他无意识地扮演着别人强加给他的角色。所以，他认为，一切强加给别人的影响，都是不道德的，都是罪恶。

　　“影响”的这种不可逆转性质，让我们惊悚，也让我们警醒——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中国的传统哲学，有伟大的人性光芒。因为小恶虽微，却是恶的起点，累积与传递，会变成土壤，会酿成大恶，危害所有的人。

　　不要草率地介入别人的生活，也不要让别人轻易地进入自己的生活，这是最起码的人生态度。除非你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和意志，除非你有承受苦难的准备和耐心，否则你就关紧门扉，悯人善己。一次出轨之爱，会欠下无法偿还的情债，本金和利息，滚到最后，是个大数目，会压断你的神经。一次错误的接纳，会招致得寸进尺的追索，你要不断满足对方的愿望，到了最后，你疲于应付，一生被毁……这是生活现实早已给出的生动例证。

　　于是，理性的处事态度，是向恶而生，每次进身，都要看准恶潜伏的位置，不盲目、盲从、盲动，都要有清醒的预案予以提防，让善良无后顾之忧，从而善始善终。这一如西方的法律，立法的前提，是人性之恶。

　　不是我们胆小，而是这个社会多了戾气，街上多了狼犬，总是觊觎别人的利益，以伤害他人为乐。因此，虽然我们内心温柔，对世界充满积极态度，但还是要加十二分的小心，走出屋外，我们不仅要时时擦亮眼睛，而且手中也要时时握着一根棍子——文明时，它是拐杖；危急时，它是防身利器。

　　《野蛮的婚礼》中有一个令人心碎的细节——妮柯尔赴水手之约时，对爱情的美好期待，使她羞于没有一双能穿得出的鞋子，于是便偷了母亲的一双皮鞋。鞋子有些不跟脚，她便蹑足而行，使身子更加摇曳多姿。她就是这样，天真烂漫地走进了虎口，成了恶人口中的一道美食。

　　那一刻，我在扼腕痛惜的同时，心中也生出一声深重的呐喊：人们啊，慎用你们的善良吧，人间之恶，正是被你们的无心之善所喂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