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画外音(杨荷泉)

——评《绝对信号——转型期中国戏剧艺术思潮》

　　历史是一场难以谢幕的悲喜剧。20世纪的中国命运多舛，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纷纷登台亮相，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话剧。特别是1970年代中期后20余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文化解冻。此时，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激流涌入，加快催生了中国文艺思想和表现形式的快速转型。在那个四季都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时代，20世纪后期的中国戏剧，也真正迎来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语境下，转型时代的当代戏剧呈现出纷杂多变的青春活力。一批彰显时代探索精神的先锋戏剧，争先恐后登台亮相。面对转型时代的一份份新潮戏剧快餐，当时中国的戏剧界显然来不及进行理论的品味与思考。因此，与转型期中国戏剧创作和演出实践的热闹繁荣景观，和积淀深厚的古代戏曲研究成果相比较，1970年代中期以后乃至新世纪前夜的中国戏剧理论研究则显得较为冷场。这一方面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多，另一方面是研究成果较为表象和分散。

　　出于对当代戏剧艺术20多年来，一直坚守与不懈努力下产生的至诚热爱，也出于对一段黄金时代的艺术缅怀，2013年初，浙江旅游学院身兼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和该协会刊物《大舞台》编辑的叶志良教授，在艺术界众多专家和友人的鼎力支持下，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绝对信号——转型期中国戏剧艺术思潮》。10年后回顾上个世纪最后20多年中国转型期戏剧的艺术变迁，字里行间中处处弥漫着一个激情时代的气息，回旋着一个文化转折和艺术转型时代的“画外音”。

　　作为一份中国当代戏剧研究的历史备忘录，《绝对信号——转型期中国戏剧艺术思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前辈学者出于学术建设的奠基原因，多偏重于20世纪现代戏剧史的梳理、研究和创建，较少集中精力研究20世纪后期转型期戏剧艺术思潮。近年来，虽然陆续有一些关于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戏剧研究的专著出版，从内容、形式，抑或文化的视角，对中国转型期戏剧作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理论扫描、发现和思考，但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其他文体(如小说、诗歌等)的研究，目前当代戏剧研究仍然难掩自身的贫血和软弱。叶志良教授的《绝对信号——转型期中国戏剧艺术思潮》，除了呈现给读者相隔10年的两个时代的不同气息外，更主要是从20世纪的大历史视野，从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两个维度，客观考察了1970年代中期后20余年中国戏剧艺术思潮的演进。首先，从历史性维度，该著作精确梳理和“记述”了转型时期中国戏剧的阶段性逻辑发展历程，指出了1970年代中期后20余年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戏剧现象和思潮轨迹。在新时期探索戏剧崛起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里，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交融的艺术新潮下，叶志良教授精确总结了当代戏剧思潮的两种流向，一是现实主义不断深化的新写实戏剧，二是极具前卫姿态的先锋实验戏剧；其次，该著准确概括了转型期戏剧艺术的共性特征，总结、归纳出支配戏剧艺术生命和发展走向的客观规律。其中，具体探讨了转型期中国戏剧超越“情节剧”的结构意识、“时空重组”的结构张力、舞台表现上的叙述观念、综合叙事的语言策略以及多声部剧场的“空间诗学”等一系列戏剧艺术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集中研究，对新世纪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极具指导意义。因此，叶志良教授专著的出版，是对20世纪乃至新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标志当代中国戏剧界研究动向的“绝对信号”。

　　在当下一切仍在快速变化的时代，30年前发生的时代转型还在继续。1970年代中期启幕的“戏剧时代”仍然在继续上演。虽然在大众文化遍地开花的今天，曾领一代风骚的先锋戏剧不再是时代舞台的艺术宠儿，但是，一个时代出现的优秀戏剧家和理论家的独具韵味的合唱旋律，将永远会留在历史的记忆中。也许，叶志良教授这本刻录着“一个时代画外音”的学术著作，就是留给新旧世纪转换时代的一个特别注脚！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