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像黄金那样纯粹

　　我在静心读一部书。这部书很长，很厚，沉甸甸的，捧在手里像捧着一块砖头。我半个月也没有读完。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每次在读这部书之前，都要养精蓄锐，准备跟随书里的主人公去跋山涉水，去穿越那些既贫困又艰难，但却充满激情的年代。我甚至要备好一沓面巾纸，边读书，边擦去涌出的泪水。因为，我熟悉这个人，不仅熟悉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意志和品质，而且熟悉他留在茫茫林海和浩浩荒漠中的一串串脚印。把手伸进700多页的文字里，我能触摸到他的心和祖国的心在一起跳动，听见灼热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簌簌滑落。

　　他叫齐锐新，一个让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一个曾经与我们的国家逐渐充盈的财富连在一起的名字。60岁，他倒在了他眷恋的工作岗位上，让我们这些尊敬他的人，痛心不已。

　　我已记不清，确切的，是在哪里第一次见到他，但我敢肯定，不是在祖国远天远地的深山密林里，就是在某条荒凉河流的采金船上。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基建工程兵报社当记者，而他是国家黄金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当年的黄金总公司、黄金指挥部和黄金局，是三块牌子一个单位，其中的黄金指挥部又隶属基建工程兵编制序列，这使我有机会在翻山越岭的长途采访中遇到他，认识他，坐在洒满细碎阳光的铁皮屋子里采访他，听他讲述在天南海北转战和淘金的故事。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勇往直前的人，讷于言敏于行，在工地上见到他，总是头戴一顶安全帽，裤腿上溅满泥浆，嗓子因在粗重机械的轰鸣声中不时呐喊而有些嘶哑。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长年战斗在大山莽林里的部属一样的黑，一样的粗糙。后来，我知道了他的身世，知道我们的父兄当年曾离得非常近，再见到他，就有一种见到胸怀宽厚的兄长的感觉。

　　他不仅在年龄上是我的兄长，我们这代人的兄长，而且是共和国建设者队伍中的兄长。早在1941年，当他还是个14岁的孩子时，就跟着骑在毛驴上的母亲上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那时，他们家族有好几个人为国牺牲了，也有许多人聚集在抗日队伍里。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亲人身居高位，他却从东北土改工作队悄然转身，加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大军行列。上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到东北鞍山、西北酒泉的钢铁公司投身建筑工程。从此，他的履历，与共和国建设密不可分，去中国人民大学、苏联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学习深造，在包钢、天津铁厂、宝钢和武钢进行开发建设，担任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冶金部黄金局、黄金总公司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指挥员……他几十年风尘仆仆走过的路，既是那一代发愤图强的建设者们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励精图治的国家走过的路。

　　1985年，我再次见到他，是在北京木樨地24号楼我自己的家里。那一年，在百万大裁军的剧烈震荡中，他多方呼吁，黄金指挥部得以从撤销的基建工程兵脱离出来，正式纳入武警部队的编制序列。已58岁的他忽然穿上军装，以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的名义向武警总部报到。我老伴李振军当时担任武警部队的第一任政委，他来我家拜访汇报工作。那天，我自己下厨，用我故乡的湘西腊肉和湘泉酒招待他。他非常激动，但又有些拘谨，振军邀他对饮，他连连推让，说自己是个新兵，只象征性地喝了一小杯酒。然而，说到从此要用部队的方式管理他那支散落在各边远地带的队伍，既不回避问题和矛盾，又充满信心。他说国家的经济正在腾飞，需要大量黄金储备，他知道自己重任在肩，即使肝脑涂地，也要如期如数地把黄金找出来，挖出来，因为这关系到国计民生。

　　那天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他主动提出向武警总部上交两台车。原来，在他被任命为武警黄金指挥部政委和党委书记之前，还是三位一体的黄金总公司、黄金局和黄金指挥部担心他们今后经费紧张，用公司相对宽松的外汇配额，为未来黄金部队的两位主官定购了两台新车，两台奔驰280，给他们当专车用。现在车提回来了，但那两辆车太豪华了，他和司令员都不敢坐，也觉得不该坐。他说，既然黄金指挥部从此归武警指挥，就应该按照武警部队的规定，把车上交给武警总部处理。振军和在旁的我听后大为惊讶，又非常感动，对这个正军职老同志的清廉之举深怀敬意。

　　送他走的时候，望着他坐上从地方带来的那辆旧车绝尘而去，振军感叹说：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家风纯正啊！他忠诚、耿直、廉洁自律，国家把黄金部队交给他带，是用对人了。

　　这之后，振军不时对我提起他，说他如何深入部队，如何带领官兵钻山沟，穿林海，真抓实干。说得最多的还是他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下部队轻车简从，决不让下边接待，也不收任何土特产。我至今记住了几件事，一件是他老伴张春凤在黄金总公司工作，但在转制时，他亲手划去了她的名字，没有让她穿军装。一件是黄金指挥部的驻地在北京城边，他进城办事从不让在城里上班的孩子坐顺风车，他儿媳妇第一次从上海到北京，走时天下大雪，他用自行车送儿子儿媳到公交车站，然后陪他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火车站。

　　想不到两年过去，他在突击完成国务院下达的在“七五”期间生产80吨黄金的任务中，因身体过度透支，突然垮了下来。1987年4月，他在成都参加完四川省黄金工作会议之后，深入四川安昌河金矿、白水金矿，陕西山阳县黄金14支队和河南三门峡黄金第9支队考察，人还在半途，突然一夜夜失眠和咳嗽。到医院一查，被确诊为中晚期肺癌，并已向肝脏及骨骼多处转移。让人心痛的是，由于病情发现得太晚，又发展得太凶，虽然上级领导亲自出面，把他破例送进条件优越的三○五医院抢救，也没有挽回他的生命。半年后的10月24日，他不幸去世。

　　在齐锐新同志去世26年后，作家刘秉荣以长篇传记《走近齐锐新》，走近他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寻寻觅觅的一生。在不可名状的痛惜中读完这部书，我真切地感到，与其说它写了一个作家如何走近齐锐新的过程，不如说是齐锐新如何走进他60年灿烂人生，如何走进人们心里的过程。

　　在这部传记里，刘秉荣大胆舍弃了过去惯用的细致铺排和浓墨重彩渲染的写作方式，也避开了写此类作品容易出现的夸张、滥情和想当然，而是让历史说话，让发黄的纸页文字说话。他下大力气搜集齐锐新同志在过去几十年跨区域跨部门调动而保存下来的原始档案，在书里广泛引用会议记录、发言提纲、工作报告与总结、党组织的鉴定与评议，和齐锐新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及人生重要转折阶段写的自传、自述、思想汇报、对照检查、履历，以及对他的上级与部属、亲戚和朋友的访谈实录。这样做，可能要冒文字枯燥的风险，但好处是原汁原味，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所以，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传记，既有作者用文字为齐锐新同志清晰画出的一条生命轨迹，又有齐锐新同志以历史原貌，为自己画出的一条心理轨迹。两条轨迹，相互印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这样重新站起来了。齐锐新同志在岁月深处自己发出的声音，让我们像看回放，既清清楚楚地认出了他在漫长岁月中走过的路，又能听见他走在这条路上沿途发出的呼吸声，心跳声，还有偶尔在迷茫和郁闷中发出的叹息声。

　　老实说，这部书真正感动我并让我流连忘返的，正是这些自传、自述、思想汇报和填在干部履历表上的履历。从中，我清晰又惊奇地发现，我所认识并熟悉的齐锐新同志，历来表里如一，心地坦荡，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从不偷奸耍滑、溜须拍马、曲意逢迎；遇到大事小情，总是默默地扛在自己肩上；即使被复杂的政治斗争和人际关系误解，也能反躬自问，不断在自己的身上查原因，找问题。都知道，我们许多人曾经走过的那些时代，说真话，把自己的内心敞开，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他不惜把这些话和这些隐秘的心理活动，用白纸黑字写出来，交给党组织存入档案，这充分显示出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举个例子说吧，在1949年3月4日，他在交给党组织的一份思想汇报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我的思想大体可分三个过程：一、在到根据地以前幻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但又因受日本的气，所以当时的主要思想是要求抗日；二、到根据地之后抗日的思想更加坚定了，同时对升官发财，光耀祖宗的思想逐渐认识到是一种剥削腐败思想，因此也就逐渐厌恶了这种东西。又因自己对家庭不满，同时在乡下又体验了穷人的痛苦，在认识到这种社会问题之后，也就对旧社会憎恨起来；三、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再如，对1958年受极左倾向影响出现的大炼钢铁，由于他身在钢铁战线，所以比大多数人对事情违背客观规律的实质看得更清楚一些，这时他在思想汇报中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向党组织袒露心迹：“对土法炼钢质量，(我)认为土钢不如洋钢好。洋钢国家缺，目前生产量不能满足需要，土钢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这种不足的需要有疑问，土钢大量生产之后，主要用在哪些方面？在思想上模模糊糊……如听说有的人把正在使用的锅也拿出来砸了，有些想不通，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读到这些文字，我的心忍不住在颤抖，为这代人的纯真，为他对党组织的心无芥蒂。是的，我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知道当年我们在写这些自传、自述、对照检查和干部履历时，尽管不可避免的带着某种历史狂热，说一些过头话，违心的话，有时还故意贬低自己，但态度是非常认真和严肃的，而且是非常神圣的，连脑子里偶尔掠过的杂念也不放过。也就是说，在写下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在扪心自问，在反求诸己，人也渐渐地变得纯粹起来。

　　因此，我认为齐锐新同志足以成为今天的一面镜子。虽然他的官不算大，也没有被树为时代的什么典型和楷模，而且在20多年前就离开了我们，但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怀念的人，值得让我们以他为荣，怀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共产党员的本色是什么呢？要我说，共产党员的本色，就应该像齐锐新同志带领那支部队生产的黄金，在脱胎换骨的陶冶和提炼中，不断地去其杂质，让自己的生命也变得像黄金那样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