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社是如何跟创造社交恶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1月01日10:16 来源：王一心 李伶伶

　　摘自：王一心 李伶伶《徐志摩·新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3月出版

　　在胡适的眼里，徐志摩是一个可爱的人，是"一片春光"，是"一团火焰"。在徐志摩的眼里，胡适是一个温暖敦厚、令人尊敬的师长，也是一个可以在一起"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的亲密伙伴。如果说徐志摩是日后新月社的灵魂的话，那么，胡适就是新月社的领袖。当然，在新月社之前，他俩只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挚友，一对能够宽容彼此的密友。

　　"新月"之前徐志摩和胡适相交的基础，除了对白话诗的共同迷恋外，恐怕应该算是对政治的共同喜好。当然，这个"喜好"，有程度上的大不同。

　　和徐志摩一样，胡适也曾留学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徐志摩取得了硕士学位；胡适虽然提交了博士论文，也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笔试与口试，却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拿到博士学位。自美返国后，他一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于是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在一个原本就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屑谈政治的人的眼里和心里，是不会有"政治"这个概念的，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宣称。由此看来，他原本就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而且很愿意谈政治的人。

　　果然，不要说"二十年"，甚至不到两年，胡适就将他的誓言甩在了脑后，忍不住要谈政治了。1919年6月，他在陈独秀被捕后接办《每周评论》，不满于国内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高潮盖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写了一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客观地说，那个时候，他谈政治，并非一心求官，而是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如果说，"问题和主义"是他谈政治的开始的话，那么，他在1921年5月组织"努力会"，一年之后创办《努力周报》就成为他谈政治的明显标志。从此，《努力周报》成了他谈政治的阵地，也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政提供了一个平台。

　　徐志摩在哥大经济系就读时，选修课程偏重政治。那时，他不仅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也对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颇感兴趣，又研究了一番社会主义，于是他的书架上多了几本"讲苏俄一类的书"。事实上，他对政治的兴趣，和胡适对政治的兴趣，是不一样的。他的心思活，感情充沛，对所有"新"的东西充满探寻的欲望。因此，当他由美抵英后，又开始欣赏起英国政治来了，自认是"恭维英国政治的一个"。他不仅赞美英国政治，甚至幻想中国也能走英国政治的道路。

　　从徐志摩对政治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他对政治的兴趣实际上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而没有进入政治的核心，因此成不了一个冷峻的政治家。他刚刚回国就遇到了一次政治事件，以他当时激情四溢充满理想主义的状态，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亟欲纸上谈兵一下的。

　　这次政治事件，简单地说，就是财政总长罗文干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实际上，事件背景很复杂。

　　胡适在《努力周报》创刊时特别写了一首《努力歌》："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在这里，胡适第一次用了"好人"这个词。这个时候，他正怀有要建立"好人政府"的理想，意即政府要由一帮"好人"组成，并且经过这些"好人"的奋斗而出现"好政府"。两个月以后，他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叫"好政府主义"。之后，他应邀为"双十节"写了一首诗，名为《双十节的鬼歌》，诗中有这样一句："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为了这个"好人政府"，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成一篇《我们的主张》。这实则一篇呼吁政治改革的宣言，引起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元培、罗文干、梁漱溟、陶行知、王宠惠、李大钊、汤尔和等人的积极支持，并重新定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政治改革的目标是确立"好政府"；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是号召"好人"们出来干政治，组织政党。

　　很明显，胡适的"好人"组成"好政府"，从而建立"好人政府"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但是，有意思的是，胡适的"好人政府"的理想真的实现了。就在徐志摩由英启程回国的时候，"好人政府"成立了！"好人"王宠惠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好人"罗文干任财政总长；"好人"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为此，胡适着实兴奋了一下。

　　为什么说"一下"呢，因为这个"政府"太短命，只维持了几个月而已。新内阁的后台是吴佩孚，而国会的后台是曹锟。新内阁的成立，自然是针对国会的，因此两方不可能没有矛盾而和平相处。因在经费分配和借款等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原本就潜在的矛盾完全公开了，最后导致决裂。由参议院院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等一手策划，人为制造了罗文干"卖国纳贿"丑闻，在取得总统黎元洪的手令后，将其逮捕。但因证据不足，罗不久被释放。但是，教育总长彭允彝为讨好吴、张，在国会会议上又提议，将"罗案"交由法院处理。就这样，罗文干重新被捕。

　　罗文干的被捕，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罗任教的北大。作为北大校长、罗文干的密友，蔡元培更公开断言这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同时，他称他坚信罗文干的操守。为斥责这种卑劣行为，也为声援罗文干，蔡元培提出辞呈，并发表声明表示对北洋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随即离京。接着，北京学联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惩办"罗案"制造者，释放罗文干。

　　不用说，在这次政治事件中，胡适肯定是站在罗文干这一边的。他在192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今天突起一大政潮，颇骇人听闻"，并且在日记里粘贴了两份刊登着这则事件的报纸，一份是《北京晚报》，一份是《京津晚报》。随后，在次年1月份他主编的《努力周报》上，连续编发了几篇倾向性很明显的政论。他自己在文章中直言不讳道："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这一个无耻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体的攻击……彭允彝代表'无耻'。""代表无耻"这句话，成为胡适的"名言"。

　　另外一篇是徐志摩撰写的《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

　　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公平、道义、人格的立场对蔡元培的行为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认为蔡元培是在"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因而极具牺牲精神，令人感佩。他以他一贯的充满激情地、又不免偏激地总结说："从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从个人行为上看，中国人大多数是无耻的个人。"他又说："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衷心的同情。"所以，他号召"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看得出来，此时的徐志摩满怀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勇气，又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徐志摩是在什么时候和胡适相识的？目前似乎已经很难确定。可以推断，在徐志摩发表这篇文章之前，胡适对"徐志摩"应该有所耳闻。至于"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大名，对于徐志摩来说更应该如雷贯耳。也可以揣测，正是因为徐志摩的这篇文章，两人得以结识，并一见倾心，随后共同组织了聚餐会和后来的新月社。

　　徐志摩的那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的文章刊登在1923年1月28日的《努力周报》上。然而，"徐志摩"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却是在8个月以后的9月28日。这天，他应徐志摩之邀，赴浙江海宁观潮。之前，4月份，胡适利用到上海开会的机会，顺道杭州游历，美其名曰"休假"，实则探望他的小表妹、隐藏在他心底的恋人"娟"。

　　"娟"的大名叫曹诚英，字佩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样说来，她是胡适表妹的说法不尽准确。胡适和发妻江冬秀举行婚礼时，曹诚英是伴娘，两人因此结识，之后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渐渐地，他俩的感情由兄妹而变得暧昧起来。6月下旬，胡适住进杭州西湖的烟霞洞。不久，曹诚英也频繁出入烟霞洞。从6月到9月，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渡过了一段"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这个时候，胡适是有妇之夫。但是此时，在友人面前，他似乎并不刻意隐瞒他和曹诚英的关系。当徐志摩邀胡适赴海宁观潮时，胡适大大方方地带着曹诚英一同去赴约。当然，除了他们几个，还有马君武、陶行知、汪精卫、朱经农、任叔永、陈衡哲等。混在人群中，反而显不出他俩关系的异样了。28日这天，一群人乘观潮专号来到海宁，又分乘两只小船前往盐官。途中休息时，大家挤在一条船上吃饭，挤得连膀子都伸不开。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艿。徐志摩特别为曹诚英蒸了一个芋头。大家吃得很高兴。

　　回到杭州，徐志摩又和胡适、曹诚英等结伴出游了几次。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徐志摩看出了胡、曹关系的不寻常，但他忍而未发。返回上海后不久，两人坐而谈诗，胡适将他的《烟霞杂诗》拿给徐志摩看。诗中充盈着浓浓情意使徐志摩阅后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便直问胡适："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适也直言："有，但不宣。"很明显，胡适多少还是有所顾忌的。

　　也许是本就不想隐瞒徐志摩，也许是既然已被徐志摩看穿也就没有必要再遮掩，更重要的是，胡适深知徐志摩能够理解，很快就畅开了心扉。当天，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记道："与适之谈，无所不至。……适之是转老回童了。"

　　对于胡适的婚外情，徐志摩很能理解，这是自然的。就在不久之前，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他与胡适不同。胡适顾虑重重，而他果敢决绝；胡适始终让他和"娟"的感情在地下发展，而他大胆追求他的真爱。有一点，两人相似，那就是都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真情而向结发妻子提出离婚，只是结局有所不同：徐志摩不顾刚刚怀孕的妻子，坚持离婚，一意孤行得近乎绝情，而且还惊世骇俗地发布"离婚通告"，成功地挑战了一把旧式婚姻制度；胡适则刚刚战战兢兢地提及"离婚"二字，就被妻子挥舞的菜刀给吓住了。

　　至于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是如何知道丈夫婚外情的，目前有一种说法，说正是徐志摩透露出去的。既便真的如此，那也可以想见，徐志摩并非故意而为。就他热情感性又有些冲动的性格来看，是不太容易守得住秘密的。胡适也因此不可能责怪他，相反，他倒有可能感激徐志摩"多言"，替他捅破了窗户纸，使他终于有勇气像徐志摩那样，说出"离婚"二字--尽管他没有离成。

　　有人说，"海宁观潮"既显示了徐志摩的组织交往能力，也奠定了他和胡适的情感基础。确切地说，这个基础，是基于对彼此情感的理解和尊重。如果用传统卫道士的话说，是纵容对方感情背叛。徐志摩对胡适如此，胡适对徐志摩，又何尝不是？徐志摩意外坠机死亡后，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重提徐志摩离婚一事时，这样说："这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理解了他俩友谊的基础，也就明白他俩何以能够在一起组织聚餐会，建立新月社了。

　　徐志摩和郭沫若：因"泪浪"结怨

　　新月文人中，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都曾与创造社，与郭沫若有过交往，而且交情一度匪浅。当然，这个时候，用"新月文人"这个词，似乎不太妥当。因为在1923年的时候，尚没有新月社。创造社是存在的，它成立于1921年的东京，主要成员除了郭沫若，还有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在新月社之前，大小文学社团已经多如牛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由周作人、郑振绎、孙伏园、沈雁冰、许地山、王统照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之外，就是创造社了。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鲜明地受到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接受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而后者则倾向于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因此，周作人们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现象，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而郭沫若们则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简单地说，它们一个是"为人生而艺术"，一个是"为艺术而艺术"。

　　如果说成群结队的只能是同类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追随文学研究会的，也是为人生派，而欣赏创造社的，就是为艺术派。然而，徐志摩在回国后到创办聚餐会前，即1922年底到1923年底的一年时间里，既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也和创造社"眉来眼去"，使外人不能辨清他究竟倾向什么派别。

　　或许可以说，此时的徐志摩虽然也有自己的文学艺术主张，但这个"主张"是模糊的，是不确定的。其表现便是"脚踏几只船"。另一方面，就他感性而情绪化的性格而言，欣赏这个派的某一点，倾心那个派的某一点，是大有可能的。况且，他是个单纯的人，少有"成群结队"之想，而只有"为文艺想"。这一切，都使他留连这个"会"，又在那个"社"里倘佯，而不承认他隶属哪个会，哪个社，哪个派。他在《天下本无事》一文中，这样写道：

　　"政治上我似乎听说有什么交通党国民党安福党研究党种种的分别，教育上也似乎听说有南派北派之不同，就连同声高呼光明自由的新文艺界里，也似乎听说有什么会与什么社--老实说吧，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畛畦。我所见的只是热心创造新文学新艺术的同志。我既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更不曾充何报的正式主笔。"

　　但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曾料到，不久之后，他就隶属于他自己组织的聚餐会，归附于他自己参与创办的新月社，而且还做了《晨报副刊》的主笔了。

　　严格地说，徐志摩"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的说法并不准确。1923年夏，他正式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会员登记的号码是"九十三"。不仅如此，他频繁地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上刊登文章和译文。仅当年，他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曼殊斐儿》、《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两姊妹》、《沪杭车中》、《她的名字》、《窥镜》等文章，以及《理想的家庭》等多篇译文。尽管他后来组织了自己的新月社，但他和《小说月报》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他意外死亡之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和研究会的人员，比如周作人等没有矛盾和分歧。当新月社成员陈西滢和周作人等发生论战时，他很自然地站在了陈西滢一边。

　　相对而言，徐志摩和创造社的关系更为亲密。首先，他和创造社的郁达夫是中学同学，交情甚好。回国后，通过郁达夫，他结识了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对他们的艺术成就很欣赏。其次，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风，更合他这个浪漫诗人的口味。这是最重要的。这一切，都从他于1923年6月写给成仿吾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兄评衡立言有方，持正不阿，亦今日所罕见。"

　　与此同时，创造社同仁也对这个刚刚从欧洲"浪漫"回来的诗人表示了极大好感。当徐志摩在清华的那份演讲稿《艺术与人生》经郁达夫之手在《创造季刊》上刊登之后，他就收到了成仿吾的赞赏信。这让他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连忙回信："承赞，愧不敢当。"然后，他真诚地表达了他加入创造社的意愿："贵社诸贤向往已久，……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如此一来二去，双方的友谊就建立起来了。

　　有一个现象令人疑惑，徐志摩在《艺术与人生》中表达的思想，应该是"为人生"的，即艺术是人生的反映，人生为艺术负责，所以他才会说没有艺术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真正充实的生活。这种"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应该是和文学研究会相契合的，而和创造社"为艺术"的追求相悖。事实上，徐志摩的这篇文章却刊登在创造社的《创造季刊》上，而且还引来成仿吾的赞赏。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或许已经预示了徐志摩日后必定会和创造社闹翻。因为总的来说，他们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的。

　　文人之间，好起来热情似火，互相吹捧互相抬举，但往往又很容易一言不慎就翻脸不认人就恶言相向。一向好人缘，处处与人为善，而且从不刻意与人交恶的徐志摩，竟也会有一天一个不小心，惹火了创造社，和郭沫若，和成仿吾结下了怨。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郭沫若的一首诗。其实，这首名为《泪浪》的诗是首旧诗，创作于两年前的1921年10月。诗的结尾，有这样几句：

　　飞鸟有巢，走兽有穴，游鱼有港，

　　人子得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

　　我被驱逐了的妻儿今在何处？

　　抑制不住呀，我眼中的泪浪！

　　另有一种说法，这首诗名为《重过旧居》，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和你别离了有百日有寄，

　　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

　　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滔滔，

　　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张。

　　无论如何，最终引起麻烦的是"泪浪"或"泪浪滔滔"。其实，即便不了解郭沫若创作这首诗时的背景，不管是从《泪浪》中的那四句，还是从《重归旧居》中的那四句，都能体会到诗中所蕴含的缠绵悱恻的浓情和无限凄楚的悲凉。

　　当时，创造社刚刚创办，郭沫若从上海返回日本。他压抑着思乡的急迫心情来到旧居，深情地呼唤着妻儿的名字，无人应答。他惊讶地发现，人去楼空。原来，因为交不起房租，妻儿早已被房东赶了出去，寄居在离旧居不远的一处民宅。郭沫若经人指点，来到新址，只见大儿子蓬头垢面，正坐在破败的院中独自玩耍。过了一会儿，外出做工的妻子安娜领着小儿子回来了，憔悴而狼狈。见此情景，郭沫若忍不住"泪浪"横流。然后，他领着儿子去理发，经过旧居时，又忍不住"泪浪滔滔"。

　　过惯了富足生活的人也许很难体会郭沫若当时的心情，徐志摩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幼环境优裕，丰衣足食，生活平顺，天天阳光，日日灿烂，他没有交不起房租的尴尬，没有拖儿带女辛苦做工村妇一样的妻子，也没有连头发都没有钱理的儿子。因此，他无法理解郭沫若的"泪浪"，更惊诧"泪浪"如何"滔滔"。于是，就像郭沫若忍不住涌出"泪浪"一样，徐志摩忍不住"跳"出来挑剔一番。5月6日，他在《努力周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坏诗、假诗、形似诗》。他以一种近于嘲讽的口气，对郭沫若的这首诗进行了批评：

　　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

　　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地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

　　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

　　这位诗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

　　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

　　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

　　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徐志摩是在就"坏诗、假诗、形似诗"进行议论评说之后，才提到郭沫若的这首诗的。他觉得"人有真好人，真坏人，假人，没中用的人"，而"诗也有真诗，坏诗，形似诗。"他认为的"真好人"是"人格和谐了自然流露的品性"，而"真好诗"是"情绪和谐了(经过冲突以后)自然流露的产物。"因此，他认为郭沫若《泪浪》这首诗属于形似诗，即非好诗。

　　生活境遇的不同，使得徐志摩不能理解郭沫若泛滥的情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是，作为一个非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如何不能接受"泪浪滔滔"这样夸张的写法呢？难道他不知道"夸张"和"想象"是浪漫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难道他不知道他认为的"雨骤"、"泉涌"也是一种夸张手法？泪能成雨，能成泉，为什么不能成浪？能"骤"能"涌"，为什么不能"滔滔"？

　　很明显，徐志摩对"泪浪"的批评不能令人信服。况且，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戏谑和嘲讽，几乎将郭沫若为亲人的悲苦而伤心等同于"踹死了一个蚂蚁"。这不仅使他的批评偏离了正常文艺批评的范畴，也使他人不免怀疑他撰此文的真正目的。更重要的是，此时，他似乎完全忘记了他曾经对郭沫若的无限赞美，也忘记了他和创造社交好不过才两个多月。他这样一个情绪化的人，是不会有太多顾忌的。因此，他赞美过后转瞬批评的行为，就让人，特别是创造社的人不能理解，而且深恶痛绝了。

　　创造社的洪为法首先发现了徐志摩的这篇"骂郭沫若"的文章，他立即给郭沫若写信"告状"。郭沫若读罢徐的文章，气愤之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没有即刻撰文反驳，而是将此事转告成仿吾。成仿吾不愧"黑旋风"(鲁迅语)之誉，随即高举起大刀长矛和梭镖，直向徐志摩而去。

　　5月31日，也就是徐志摩的那篇《坏诗……》公开发表后二十来天，成仿吾给徐志摩写去一封"绝交信"，几乎将徐志摩视作小人而大加痛斥，指责他不久前写信表示友好的行为是卑劣的，说他一方面虚与周旋，一方面暗射冷箭。他还说他知道徐志摩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和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最后，他得出结论：徐志摩是虚伪的，是十足的假人。然后，他义愤填膺地宣称："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地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

　　几天后，《创造周报》上刊登了成仿吾的《通信四则》，其中一封是洪为法的"告状信"，一封是成仿吾写给徐志摩的"绝交信"。还有两封，竟是之前徐志摩写给成仿吾的赞美郭、成二人，以及向创造社"投怀送抱"的信。成仿吾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用这两封信揭露徐志摩的虚伪，撕开徐志摩的画皮。徐志摩的批评固然值得商榷，但创造社的反应未免过激了一些，特别是成仿吾的态度，更有些过火。如果说徐志摩的批评偏离了文艺批评的范畴，那么，成仿吾的大加讨伐，则多少有人身攻击的意味。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徐志摩惊诧莫名。从他本意上说，他绝无污辱郭沫若，污辱创造社的故意。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自信我的天性不是爱衅寻仇的，我最厌恶笼统的对人的攻击。"之前，他赞美郭沫若(包括成仿吾)，是真心的；之后，他批评郭沫若的诗，也是诚恳的--尽管某些说法不够严谨。如果说他有不是，那就是做事稍稍有些草率。这其实又与他的个性相符。

　　成仿吾公开徐志摩的那两封信，果然对徐志摩相当不利。在其中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沫若先生已归，至喜。……雅典主义，手势戏--我笑到今天还不曾喘过气来，且看那位大主笔怎样来答辩！创造此地颇不易买到，能再寄我两份否？至感。"很明显，他对"创造"很讨好很"巴结"，而对"雅典主义，手势戏"，以及"那位大主笔"极尽嘲笑。"那位大主笔"是谁？是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的编辑郑振绎；何为"雅典主义"、"手势戏"？指的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译文中的一个小错误。

　　这么一来，徐志摩在外人眼里，似乎真的很虚伪--他一方面向创造社示好，一方面嘲笑文学研究会，按照文学研究会的说法，他以此"取媚创造社"；在向创造社示好的同时，又嘲笑郭沫若的诗，"污辱"郭沫若的人格。于是，他既得罪了创造社，也惹恼了文学研究会。

　　"最厌恶笼统的对人的攻击"的徐志摩没有就成仿吾的"攻击"而反攻击。他虽然也撰文"致成仿吾的公开信《天下本无事》"进行了自辩，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语气是和缓的。他抛开激烈和仇恨，和风细雨地娓娓解释了一番：

　　"我如其曾有过评衡的文字，我决不至于幼稚至于以笼统的一个人为单位；评衡的标准，只是所评衡的作品的自身。为的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人在行为上可以做好，也可以做坏；作者的作品也可以有时比较的好，有时比较坏。……很不幸的引用那'泪浪滔滔'固然因为作文时偶然记到--我并不曾翻原作……我乘便声明的，我回想那篇杂记通篇只是泛论，引文却就只'泪浪滔滔"那四字。……我很盼望沫若兄的气没有仿吾这样的像湖南人那样急法。……我说的话我句句都认账的。我恭维沫若的话，是我说的。我批评'泪浪滔滔'这一类诗的疏忽，是我说的……但我恭维沫若的人，并不防碍我批评沫若的诗；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说'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若在新文学里最有建树的一个人。"

　　虽然这不是一封真正意义上的道歉信，但仍然可以感受到徐志摩并不想就此和创造社和郭沫若和成仿吾结仇断交，而是希望重修旧好的良苦用心。然而，创造社没有报以积极的态度。这就又让徐志摩纳闷了：不就是评论了一首诗中的一个词嘛，有必要如此揪住不放，而且还大有要将他打入地狱的意思？就算是批评错了，你们再反批评就是了，何苦把事情上升到"污辱人格"这样的高度，而且还摆出一副从此势不两立的架势。

　　单纯的徐志摩终于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其实是有原因的。创造社对他的怨恨和怒火，并不只是针对"批诗"本身。换句话说，"批诗"只是导火索而已。他惹火创造社的真正原因在于，在创造社看来，徐志摩和胡适是成群结队的一伙的，而胡适和创造社早有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