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拜见废帝溥仪曾引起哗然一片

　　摘自：李伶伶《日记的胡适》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11月出版

　　有人狭隘地以为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胡适是反孔的，非儒的。然而事实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孔子是相当尊崇的。尽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主张民主自由、个性独立而反对封建礼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全面否定孔子以及孔子思想。甚至在有些时候，他的行为多少透露出传统孔学思想的印迹，因此呈现出矛盾的、不尽合理的表象。比如，他一方面推崇婚姻自由，一方面却又服从包办婚姻；他一方面反对愚孝，一方面却又因为“孝”字而在母亲面前放弃了个性解放。

　　对孔子的尊崇，必定使胡适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一份传统。这份传统中，有孝，也有忠，自然也会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忠君尊王”的孔学思想。这也就不难解释他感动于末代皇帝溥仪的“召见”了。

　　接到小皇帝的召见电话

　　胡适与溥仪，很显然的一对矛盾体：一个代表着民主，一个代表着封建。因此，当他俩见面的消息传出紫禁城之后，一片哗然，却不知民主的胡适在遭遇封建的旧皇帝时，居然有些惶惶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虽然并非无忧无虑，但也逍遥自在。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

　　有一天，他拨弄着刚刚安装好的电话，翻着电话号码本，玩儿心陡生，先将电话拨到了京剧演员杨小楼的家，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问：“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然后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订餐，胡乱报了个地址。玩儿了一阵后，他就突然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随即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2年5月17日

　　拜见废帝，引来哗然一片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突然接到皇帝电话，胡适很愕然，不敢相信。

　　当时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觉无聊，便直接问：“你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宣统？……是皇上？”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言：“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电话断了，胡适捉摸了半天，还是不能确定，赶紧去问庄士敦，证实此事。

　　胡适与庄士敦的结识缘于他俩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团体“文友会”的会员。“文友会”由中、美、英、法、荷和苏联等国籍的人士组成，定期开会，讨论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胡、庄曾经先后担任过该会会长。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只是玩笑。他让胡适“有空到宫里”，也只是随便一说。但在胡适看来，这是皇帝对他的“召见”，自不敢怠慢。他在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对此，他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1922年5月24日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看得出来，对于皇帝的召见，胡适并不排斥。也看得出来，他对溥仪这个人很有兴趣，似乎很欣赏小皇帝的独立意识。不过，他到底是新派人士，在向庄士敦了解宫里的一般规矩时，也很担心会被迫三跪九叩，他自然不能接受，也顾及到传出去名声受损。直到确定小皇帝并不会让他磕头，而且他听说小皇帝脾气还好，就放了心，去了。

　　一个星期后，胡适如约走进了紫禁城。他在日记里记载了这次的会见过程。

　　1922年5月30日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

　　……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综观胡适日记，除了与特别的人(如蒋介石)进行的特别的交谈，一般情况下，他在日记里很少将某天与某人的交往记录得如此详尽。可见他对与皇帝的会见，还是很看重的。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紫禁城、皇帝总是带有很神秘的色彩。能够得以一见皇宫，已是幸事，何况还与曾经至高无上的帝王面对面，那更是难得的奇事了。这是一般人的心理。从这个角度上看，胡适的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他的这篇日记与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有关记述有所出入。在日记里，他说是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他家接的他。据溥仪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将给胡适打电话一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当新派的胡适与老旧的皇帝见面的消息传出后，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宫中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在社会上，一样也是沸沸扬扬，甚至更有许多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等等。为正视听，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刊登在《努力周报》上。文章中说：

　　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对于清廷的遗老们来说，胡适是“新”人，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他们尊贵的皇帝受到“污染”；对于身处共和体制下的人们来说，皇帝是封建的“旧”人，是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自然不能谅解胡适前往拜见的“奴性”行为。而对于胡适来说，按照他在文章中所说，他只是去见“一个人”，一个很寂寞的、很可怜的少年。

　　胡适在见过溥仪之后，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溥仪太寂寞了、太可怜了。但同时，他由庄士敦对溥仪的介绍，以及他自己与溥仪的交谈，又感觉溥仪是个不甘寂寞而一心向往红墙外广阔世界的独立又有个性的孩子。几天后，他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有人曾经推测这首诗是写给情人曹诚英的，胡适不过是借事说事，借人说人。不可否认的是，这首诗至少在表面上写的还是溥仪。

　　为了溥仪的寂寞和可怜，胡适萌生出拯救之心。他在6月7日写给庄士敦的信中表示他有心帮助溥仪冲出皇宫这个“理智的监狱”。然而，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溥仪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也不是胡适想拯救就能拯救得了的。实际上，他也不需要胡适的拯救。

　　从胡适的日记里，我们似乎看不出他对皇帝的诚惶诚恐，只是“行鞠躬礼”而已。但是，他在给庄士敦的信里，却没有掩盖他的“君主”思想。在信中，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这其实从他仍然恭敬地称呼溥仪一声“皇上”就已经可以看出了。尽管依照“优待条款”，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但是，胡适毕竟不是清遗老，而是有着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于是，他称呼“皇上”就不同于普通人称呼“皇上”，就不免让人对他的真实心理产生些许怀疑。

　　胡适的这一段话充分暴露了他“这个人”：表面上他是个受过西方文明浸染又力主民主自由的新派人物，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抛弃某些封建遗毒。在一个已经共和了的“新”社会中，他却仍然为被一个废了的封建帝王接见而“感动”，足见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保存着封建的忠君尊王思想。所以，他说“他很尊崇孔子”的确是句大实话。

　　在这之后的1924年3月27日，胡适又一次进宫见溥仪。不过，他没有将这次的见面记录在日记中。据庄士敦的回忆，此次见面为时甚短。

　　抗议修正优待清室条件

　　如果胡适被皇帝召见后的“感动”不足以说明他其实是有君主思想的话，那么，在1924年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后，胡适所表现出来的对“优待清室条件”修正决议的愤慨与抗议，就很难解释其动机了。

　　当胡适听说“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自行选择住居”等修正决议之后，几乎未作他想就致信新组阁的“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表示抗议：

　　……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办法，由国家宣布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对于胡适要求妥善保存“清宫故物”，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那些毕竟属于文物，理应保存。但是，对于他将“驱逐溥仪小朝廷”视为“欺人之弱，乘人之丧”的“强暴行为”，这就很难让人与之共鸣了。于是，自他的这封信在《晨报》上全文登载后，他的此番“抗议”立即遭来抗议声一片，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朋友，几乎无一人支持他。

　　由于庄士敦首先表达了对胡适“抗议”的支持，他向胡适表示祝贺的同时，赞赏胡适“说出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所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反对信中说：“这些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上了他们的老当。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只因当局的妇人之仁，当时不即断行，这真是民国的最可惜的愚事之一。”

　　相对于周作人语气的委婉，北京大学的李书华、李宗侗反对胡适的态度要激烈得多。他们联名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直言胡适的“抗议”是错误的，同时表达了对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的遗憾。

　　在铺天盖地的指责声中，胡适也感觉到了压力。不过，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他一再强调他其实是一直“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是，他的这个表白更显出他是矛盾的：既然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那么又为何要抗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他又说他只是“反对暴力”，但正如周作人所说：“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从另一个方面说，革封建的遗留物的命，难道还需要温文尔雅吗？其实从根上找原因，似乎是君主思想在作祟，不过，胡适从来也没有(当然他也不会)承认他有君主思想。

　　在溥仪被逐出清宫、北京政府筹建“故宫博物院”时，有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胡适写给溥仪的名片，上面写着：“今日因有课，不能入宫，请恕罪。”这个“请恕罪”三字可谓意味深长。

　　193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胡适和徐志摩、罗尔纲等一起游景山。站在景山山顶，俯视恢宏壮阔的故宫，一路上笑而论道的胡适突然沉下脸来，低声道：“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时隔七年，胡适终于认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