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狼奶”

——为《世界文学》创刊六十周年访主编余中先

↑1987年第1期封面，2010年诺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

↑《世界文学》1987年第6期封面，1999年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

↑《世界文学》1991年第2期封面，右上为2008年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世界文学》1998年第6期封面，2013年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

　　继承鲁迅的《译文》传统

　　记者：今年《世界文学》杂志六十岁了。我们能从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作家那里感到他们对贵刊的敬意，说她是中国文学人的老师、营养源、了解世界文学现状最及时而开阔的窗口，一点儿也不为过。但六十年前的旧事很少有人知道了，请您谈谈这份杂志是怎样创办起来的？从前身《译文》杂志到后来的《世界文学》，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余中先：《世界文学》于1953年7月创刊，当时名为《译文》，是为纪念鲁迅等人在1930年代创办的《译文》杂志。茅盾在“发刊词”中就这样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译文》并继承其精神，这一新出的刊物即以《译文》命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刊物。

　　1959年起，《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刊物革新了内容，在刊登外国作品的同时，也发表一些由中国作者写的评论文章，以求帮助和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外国作品。在改名《世界文学》之际，编者特地在“致读者”中强调：“尽管我们刊物的内容改变了，但是继承鲁迅先生的《译文》的光荣传统，是始终不变的。”

　　1964年《世界文学》脱离中国作家协会，改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1965年因文艺界整风，《世界文学》停刊一年，之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刊物仅仅出了一期便从3月起停刊，一停就是整整十年。1977年10月，《世界文学》复刊，至今共出版350期。

　　记者：早期的主编和编辑们有哪些奠基性的人物？倾向于译介怎样的文学作品？

　　余中先：《译文》的首任主编是茅盾，副主编陈冰夷，编委会由戈宝权、茅盾、陈冰夷、董秋斯、楼适夷、罗大冈、丽尼等人组成。编辑部最初的老人还有萧乾、庄寿慈、方土人等，而当时最年轻的编辑是后来在翻译界鼎鼎大名的李文俊。

　　新《译文》在开本、篇幅、图文并茂，以及某些体例的设置(如介绍外国作品须有前言或后记或作者简介等)诸方面都沿袭了鲁迅创办老《译文》时的做法。《译文》当时为月刊，译载的均为文学名著，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

　　对中国文学陌生而强劲的滋补

　　记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大爆炸时代，《世界文学》的办刊方向有什么变化？译介了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您认为这些译介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有何影响？

　　余中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世界文学》最兴旺的时候。一方面，十年“文革”结束后，广大读者迫切需要接触新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外国文化的新鲜食粮。之前，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向苏联一面倒，中国对西方文学的介绍很片面——不仅在经典文学方面，有种种人为的条框，而且对现代派以后的新文学，更是几乎不怎么了解。这就形成了读者如饥似渴的状态，几乎任何一部好作品拿来，都会风行一时。另一方面，我国的研究者、翻译者在很长时间里虽然荒废了专业，但积累了很厚很深的功底和资料，一旦开放，他们的工作热情迸发出来，不长的时间里，就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的在《世界文学》等杂志上发表，有的编辑成书，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除了《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之外，陆续又有《译林》、《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国外文学》等雨后春笋般地兴办。

　　乘着这一东风，《世界文学》也大展身手。整个八十年代，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选译)、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赛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译本选)、索因卡的《沼泽地居民》、巴尔加斯·略萨的《酒吧长谈》、卡尔维诺的《不存在的骑士》、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格拉斯的《猫与鼠》、普鲁斯特的 《追忆逝水年华》(选章)、布利克森的《走出非洲》(选译)、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等。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文学》所开辟的“外国文学资料”还对国外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文献作了系统的介绍，多年中连载了英国西·康诺利编撰的《现代主义运动》(1880年至1950年英、法、美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安·伯吉斯编撰的《现代小说：九十九本佳作》等；到九十年代，又连载了法国学者的《理想藏书》。这些，无论对读者、翻译者、出版社，都起到了推荐、介绍、引导作用，让人们在选择书目的时候，有所借鉴，少走了很多弯路。

　　《世界文学》给中国的作家带来的营养，好比一种“狼奶”，陌生而强劲的滋补。

　　诺奖得主获奖前，都被《世界文学》译介过

　　记者：贵刊与翻译家的关系是怎样的？采取怎样的工作方式呢？

　　余中先：《世界文学》的编辑几乎都是研究者和翻译者，他们心中有一张外国文学“地图”，知道什么作品翻译过，什么作者应该翻译，他们也熟悉国内外的译者队伍。他们往往会自己选定篇目，约请翻译家来翻译，偶尔也亲自上阵。比如在1990年代，当时的副主编申慧辉女士在研究加拿大女性作家时，发现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值得介绍，就在编辑《房中鸟：加拿大女作家作品集》的同时，选了《善良女子的爱》一作，请编辑部自学英语成才的庄嘉宁编辑翻译，并在1998年的第6期发表，同期封面上还刊登了门罗的照片。今年，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家才发现，《世界文学》早已经三次发表过门罗的作品了。她的另一短篇《熊从山那边来》则是李文俊先生退休后的译作，他亲自推荐给刊物的，我们觉得好，就在2010年第1期上刊登了。

　　记者：每年一到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时刻，贵刊的主编和编辑们都是最忙的——因为这些诺奖得主在获奖之前，几乎都被《世界文学》译介过。

　　余中先：确实如此。在勒克莱齐奥、格拉斯、莱辛、品特、赫塔·米勒、巴尔加斯·略萨、特朗斯特罗姆、门罗等人获得诺奖之前，他们的作品就已经通过《世界文学》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了。当然要让读者熟悉，我们的编辑自己就应该早熟悉，这一点，完全凭借他们的学养素质和编辑能力。

　　不分地域和名望，有价值就拿来

　　记者：曾听您谈到过译者，尤其小语种译者现在非常稀缺，不知是何原因？有无解决的办法？

　　余中先：当今文学翻译人才短缺是显而易见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阅读在文化中的边缘化，文学在阅读中也逐步边缘化，文学对人们的吸引程度远不如当年，而从事文学翻译这一行对年轻人也就没什么吸引力。再则，翻译的稿酬很低，更是减少了一些人的兴趣。当今社会高收入的职业很多，外语好的年轻人往往会首选收入高的职业去做。翻译即便不是最末的选择，也是靠后的选择。至于小语种，由于国内人才本就不多，就业供不应求，文学翻译当然也就更处于“靠后”的选择。

　　记者：在出版业的竞争下，《世界文学》现在的困境是什么？怎样保持它的不可替代性？

　　余中先：以前，国内外国文学杂志就我们一家，既不愁无稿源，也不愁无读者，发行量最高时曾有数十万。现在，同行刊物增多，出版社对外国文学书的投入增强，令我们的活动空间小了许多。又由于刊物篇幅、作者版权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舍弃一些很有名的作家作品。我们只有把目光放在篇幅较小的体裁(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文论、书信日记等)上，放在经过一定时间的积淀而显出其文学价值的作品上，放在一般出版人、译者知难而退的高难度、高品位作品上，才能不可替代。这就更需要我们的编辑有高水平，去挖掘开发它们。

　　记者：一本杂志即意味着对一种精神价值的选择，《世界文学》所选择的价值是什么？

　　余中先：《世界文学》看重作品的文学价值。所谓文学价值，是以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以多种文学形式、风格、技艺，体现出人类对生活的感受。由此，不分地域，不分语言，不分主义，不分作者的名望，只要是有价值的作品，就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