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走向内容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教科书中，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是一种普遍的作品分析方法。随着20世纪90年代各种文艺观念的涌入，语言、语义、意蕴的三层次的划分方法被普遍运用。历史地看，“三分法”取代“二分法”，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趋新求变之举，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内容和形式的水乳交融关系，“二分”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人们的认识和观念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弊端。

　　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得到强调，比如不能总是将艺术形式看作是被决定的对象，比如不能将艺术形式看作是从生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或者认为内容在艺术价值上具有绝对的决定作用等等，都是时代所必须的。

　　那么，在今天全新的时代语境下，我们需要什么样作品分析理论呢？其实，内容和形式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在有的时候，也只有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才能认识文学艺术的时代任务。

　　今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享受到了充分的艺术个性的自由，时代为艺术的发展准备广阔天地，艺术的形式实验和创新达到了新阶段、新境界。人们看到，丰富的艺术作品具有个性迥异、不拘一格的艺术形式，人们徜徉在艺术的花海中享受到了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充分结合。

　　但是，掩卷之余我们又不时地感觉到，一种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艺术形式并没有产生，一种与时代、与终极使命相结合的艺术还没有到来，可以让艺术家感觉到“找到了”和“可以停下来”的艺术形式还没有到来。是的，过去的艺术形式都被复演过了，过去的技法不管是民族的还是国外的，包括它们的复合运用，都被实验过了，但我们心里还是有隐隐的不满足，甚至缺憾！那么，是什么才能让我们满足？

　　这不能不使我们回忆起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一种全新面貌的文学，已有的旧形式不够用了。当然，这不是说要拒绝向旧文学学习、向传统的民族形式学习，而是说继承旧形式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造新形式。其实，创造新形式的真实动力来自于新的社会实践，包括新的革命实践。新的革命实践是一个新的创世纪，这新的创世纪应该有新的艺术形式来反映，这个创世纪的主人公是全新的。对于新主人公即实践者来说，他们的热情、高尚品格和英勇精神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必然产生新的艺术类型来与之适应。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关于“歌德派”还是“暴露派”的争论尤其值得关注。有人认为“写光明”的文学艺术寿命不长，“写黑暗”才是文学艺术的不朽形式。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回答的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抽象地说，我们是需要歌颂的艺术还是揭露的艺术、赞歌的艺术还是讽刺的艺术，如果说有正确的艺术形式的话，那么艺术的正确形式只能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换言之，歌颂和讽刺，包括二者的复合都是不够的。要从形式走向内容。因为，生活的内容远比我们已经寻找的艺术形式要丰富得多！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有创造新艺术的勇气和胆魄，比单纯的批判和单纯的赞歌更复杂，超越讽刺和歌颂的对立，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使它与它的杰出创作者——伟大的英勇精神相匹配。即便是古代神话中的英雄，也不能相比于他们的伟大，所以应该有一种新史诗来标示我们伟大时代的文学和艺术。

　　我们追根溯源这个说法不是照本宣科，不是教条主义，而正是我们的困境所在。

　　我们的国度和时代，是一个“新的创世纪”，仍不乏许多艰难险阻和曲折波浪。在走向现代化的征程里，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诞生了许多坚忍不拔的力士，诞生了许多勇立潮头的猛士，这些伟大的人格精神和品质有时就在我们身边平凡人的身上，但他们有时会被忽视，被种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遮蔽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须警惕在追随新潮流的风尚中越追随越虚无，最终无比无奈落寞！

　　要而言之，作家艺术家对于生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作家艺术家建立在生活基础上对艺术创新的自觉，决定着从生活中发现新内容、新形式的机遇和可能。就此而言，不管是对于被讥为“失语”的理论家、批评家，还是被“创新”追得掉屁股跑的作家艺术家，“介入生活、参与实践”是一个根本问题，书斋中、传统中的研习形式和继承形式都是认识问题、主观问题，而认识问题、主观问题最终被生活实践所决定。所以，艺术问题不仅仅是艺术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形式走向内容、从艺术走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