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文人群体与文学主潮

　　东汉建都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地区成为京畿之地。历史上，京畿文化精英往往是国家主流意识的代表，他们是否作为、怎样作为，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东汉中州文人群体就引领了一代主流文学的发展。

　　东汉的“中州文人”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汉安帝以后崛起的中州本土文士群，南阳刘珍、南阳张衡、陈留蔡邕、谯县曹操都是一代宗师，他们引领了汉魏文学主潮；二是以杜笃、班固、傅毅、崔骃等为代表的流寓文士，他们是东汉前60年间最富有创作活力的文学大家；三是皇室文人，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汉灵帝、东平王刘苍、和帝邓皇后等都博学好文，尊崇经学，器重文学之士，借重于政治文化制导权运转全局，通过文学取士制度干预国家文学发展的方向。

　　文学发展既需要长期的积淀，也需要良好的发展机遇。京畿之地为东汉中州文士提供了快速成长的适宜环境，也为他们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

　　东汉中州文坛上，率先崛起的是来自南阳、生活在洛阳的皇族文学力量。光武帝刘秀为皇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经学教育规制，培养了文德并修的良好家风，这是东汉皇族文才辈出的重要因素。历史上，皇帝诏书绝大多数由文臣代笔，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明帝马后、和熹邓后等人却经常亲自撰作诏令。这些政令文依照儒家经义立意，博征“六经七纬”之文，颇具个性色彩。光武帝的自作诏恢弘大气、随性自然，抒情时一往情深，训导时循循善诱，叱责时则语气凌厉。汉明帝的自作诏简劲严明，一如他严厉果决的行事风格。汉章帝的自作诏最富人情味，情意淳厚，节奏舒缓，俨然宽厚仁慈的长者。明帝马后和熹邓后的自作诏则富有母性特征，情感细腻，娓娓道来，如对面而语。东平王刘苍、沛王刘辅、临邑侯刘复、宗室子弟刘毅、刘珍等，也都积极参与国家礼乐文化建设，撰写了不少经典性奏疏、史传及赋颂，刘苍议论宗庙礼仪的奏议被誉为“一代典章”。东汉皇族以身作则，推崇经学，雅好文章，无形之中提升了“文”的地位，强化了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也为文坛树立了榜样，《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称赞他们对当世文坛影响宏巨，说是“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

　　皇权时代，帝王的文化好尚、文化思想会对国家文化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光武帝和汉明帝早年“颇略文华”，朝中文才匮乏。永平后期，明帝开始广泛征召文学名士进入东观(设在南宫的国家图书馆)，著作国史，整理典籍，还亲自组织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如令百官创作《神雀赋》，这些举措促进了文学良性发展。汉章帝“左右艺文”，推行文化平衡发展战略，既以“经明行修”取士，又开“文学取士”之路，把士大夫阶层的文学修养纳入执政能力考核，促使世家大族开始普遍重视文学教育。汉灵帝爱好新奇俗丽之文，以俗文艺取士，加速了汉末文学从渊雅深厚向通侻浅丽的转变。

　　继皇族而起是“攀龙附凤”的帝乡文化家族。南阳是光武帝故乡，也是功臣和外戚集中之地。帝乡文化家族如邓禹家族、贾复家族、李通家族、张衡家族、樊准家族等，多以功勋起家，转而修文，成功实现了文化转型。“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接受过系统的经学教育，文韬武略，他的“河北进策”是光武帝开国立基的纲领，朱熹将其与诸葛亮“隆中对”相提并论(《朱子语类》卷135)。邓禹家族注重文德教育，人才辈出，累世宠贵，史学家范晔誉之为“可为后世法”。临朝执政十几年的和熹邓后即邓禹之孙，东观文士邓嗣、蜀汉外交家邓芝都是邓禹之后。帝乡文学发达，名家云集，名作如海。樊准的《请兴儒学疏》被清康熙帝赞为“匡时之论”，左雄的奏议“台阁为式”，刘珍主纂的《东观汉记》为史学名著，出身皇族的刘毅和刘騊駼擅长史传赋颂，延笃与朱穆则是为蔡邕所仰慕的桓帝朝文坛领军人物，张衡的《四愁诗》、《二京赋》、《归田赋》皆凌轹一代，烛照千古，肇启汉晋文学“清风”。

　　整体上看，东汉中州文学史上，功臣家族要先人一步，从郡国士人发展起来的文学家族稍晚一些，多在章帝、和帝之际。起步较早的是汝南(今属驻马店市)家族群，成名于汉末却光耀于魏晋的是颍川(今属许昌市)家族群，陈留(今开封)的边劭、边让、蔡质、蔡邕、蔡文姬、阮瑀则是桓、灵、献时代的文学大腕。

　　汝南文学家族群凭借“经学优势”捷足先登，多出帝师。郅恽谙熟经学谶纬，为光武帝所赏识，拜为太子太傅，以《韩诗》教授(废)太子刘强。郅恽之子郅寿“明达有文章”，章帝特赐“汉文剑”予以褒奖。袁安家族兴起于明、章之际，以“易学”传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四海，诸侯盟主袁绍、曹操帐下的文学家袁涣都是袁安之后。应劭家族在汉魏间以文学著称，七世通显，名扬天下，应瑒位列“建安七子”，与王粲、阮瑀等并驾齐驱。

　　颍川文学家族发达于汉末，他们的奠基者几乎都是通过“经明行修”的察举征辟之路，从郡县吏登上政治文化前台。汉魏之际，颍川文学家族得风气之先，由儒转法，成为汉魏文化转型的先锋。荀彧家族、陈群家族、钟浩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颍川荀氏是荀子之后，安帝时的荀淑是开基祖。荀淑有八个儿子，英才俊爽，时人谓之“荀氏八龙”。荀彧、荀攸、荀昱都是曹操帐下奇谋之士，荀悦则是汉献帝身边的鸿儒文彦，以《前汉纪》和《申鉴》彪炳千古。颍川陈寔与党人领袖李膺、陈蕃齐名，兼通经学、谶纬及杂学，他的《异闻记》是早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陈寔祖孙(陈寔、陈纪、陈群)从经谶杂学及于刑名之学，自县小吏逐级升迁，官至三公，成为汉魏易代之际自平民成长为门阀的士族代表。颍川钟浩以刑律起家，其孙钟繇为书法名家，繇子钟毓与钟会都是魏晋名士，以刑法、书艺、文学、玄学著称于世。颍川文化家族突出的群体特征是应时达变，骋才济世，声隆于魏晋。

　　中州各地文化家族的崛起存在明显的时间先后和地理次序：帝城皇族→帝乡南阳→京都临近诸郡。这说明：政治优势、地理优势对文学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一代文学宗师的文化行旅，往往伴随文化连锁效应。群体式文学大家的迁徙则必然带来文学的空间流播，促使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区产生多维性质的文化交流，甚至为所历之地播撒下文化新生的种子。以蔡邕、阮瑀、王粲为代表的兖州文士群集中出现在汉末，他们流转南北，创作四方，带动了中州与江汉、吴会等地之间的深度文化交流。生长中州的三曹父子自是建安邺下文学辉煌的缔造者。经由曹氏父子的引领，自张衡肇启、由蔡邕光大的清丽华美、任情炫才的创作好尚蔚然而成时代新风。

　　东汉流寓文士大都集中在洛阳，或仕于东观，或游于太学，或为公卿辟除，多仕于中央政治文化机构。以班固、崔骃、傅毅、王逸等人为代表的流寓文士在京洛的文学活动往往受国家意识支配，他们在中州所提出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国家意志的反映，他们在中州的文学创作与时政变革、文化建设乃至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其作品也借京畿这个典型的文化集散平台得以快速传播。这一点，正好体现出京畿文学的突出特色——集中反映国家意志，代表文化主流。京畿文学对全国产生较强的带动作用，关键也在于此。

　　东汉外戚幕府拥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著名文士，他们的身份和文学活动都有明显群体特色。东汉外戚主要来自南阳和关西。南阳外戚有阴、樊、邓、何四大家族，他们普遍崇尚内敛谨持的人格，关西外戚马、窦、梁三家子弟却比较外向豪放。幕主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使幕僚集团也各具特色：关西外戚幕府皆以关西文士为主，南阳外戚则很少受地域之限；关西外戚选贤以才学为先，南阳外戚则以德望为首；关西幕府多豪放之作，南阳幕府多典雅之文。

　　汉廷落实取士政策、推行文德教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先京师而后诸夏”，中州人才荟萃，常得风气之先。帝乡南阳则是一政治文化特区。自觉的帝乡意识促使东汉皇帝频频回乡巡视，更使他们从多个层面给予帝乡各种政策优待和人文关怀，帝乡文化现象由此诞生，帝乡文士群也因此快速崛起。

　　特殊人文环境造就特殊的文化人群，特殊文化人群发挥特殊文化作用。京畿文人对国家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不只发生在东汉，其他时代也大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