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与陈玉龙的一面之缘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奇怪：有的人与你朝夕相处，但留不下多少印象；有的人与你只见过一面，却永生难忘。北京大学的陈玉龙教授就属于后者，他是少有的谦谦君子和高古之士。

　　那是近20年前，我从山东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因酷爱书法，被学校安排为留学生讲授书法。我突发奇想，何不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书法家来为留学生讲一课？我想到了陈玉龙教授，他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还是文化学者和书法理论家，代表著作是《汉文化论纲》和《中国书法艺术》。

　　陈先生那时已七十有二，本来担心请不到他，没想到先生一口答应我的请求，按时来校讲课。陈老师不仅课讲得好，他谦逊、文雅、和善、温润、超然的气度仿佛一块上等的和田古玉所透出的君子质地，给人以深刻印象。与陈老师告别时，我提了个不情之请，望能得到他的一幅墨宝，先生频频点头。

　　大约过了数月，我接到了陈先生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一幅法书，一本他的《中国书法艺术》，还夹着一篇他发表过的文章复印件。法书为行书条幅，内容是梁启超诗：“纬度东指天尽处，一线微红出扶桑。酒罢，诗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书法上有两方印，一是左下方的方印白文“陈王龙印”(王与玉通)，二是右上方的圆印朱文“求索”。我能感觉其寓意，即在亲切的称呼中，寄托了“鸣朝阳”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勉励与希望！书中夹的文章题目是《三生论三教》，署名为“吕榖”，讲的是老师指导学生选择毕业论文，培养学生成才的三个例子，可见其拳拳之心和期盼之意。

　　谁能想见，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陈先生。

　　前些日子突然在网络上得知陈先生去世的消息，竟然已是半年前，2013年3月3日，享年92岁，心情顿感沉重。在网上搜寻陈先生的信息时突然发现他的一本散文集《天地有正气》，于是赶紧订购一本。

　　书拿到手，虽然只有200多页，却沉甸甸的，就像《天地有正气》的书名一样，贯穿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钢筋铁骨。陈先生讴歌外国义士，他说：“雨果、井上靖、拉贝，他们既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正像拜伦心中装着希腊人民，雪莱心中装着西班牙人民一样，他们的心中也都装着中国人民，装着世界人民。”《绿衣人》写的则是邮递员，以款款情深的感念之情描写了这样的情景：

　　“二○二，图章！”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是绿衣人送挂号信的信号。“来了！”我高声答应着，随后从抽屉里取出图章，匆匆走出书斋，开门相迎。“您好！谢谢！”我把图章递到她手里。“不用谢。”她嫣然一笑，谦逊而有礼貌。接过图章，郑重其事地在我的名下用了印。接着，她像银燕一样轻盈地骑上自行车翩翩飞去。我目送她那婀娜矫健的倩影，回味她留下的温馨和友情。她呼我应，配合默契，谐趣盎然。这感人的情景，这朴实无华、肫挚友好的人际关系，时常盘旋在我的脑海中。……我崇敬你们，崇敬世界上一切平凡而伟大、善良而正直的劳动者。

　　还有写母爱的《玉簪花》、写智慧父亲的《春寒》、写爱情的《青梅竹马六十春》、写兄弟情的《心香一瓣》、写友情的《石头二题》，都是令人感动的佳作。我突然明白了陈先生何以那么谦逊、友爱和温暖，因为他的心中有大爱和明光。

　　读完陈先生的散文，我又再次打开他赠予我的物件，发现陈先生复印给我的这篇文章上标有提示，即文章的出处为：“1993年8月23日《星岛日报》星辰版。”还有两处改动：一是将“人类文化”改为“人类历史”；二是将“见异思迁”涂抹掉。从这些细节，我似乎能看到陈先生的心灵轨迹：严谨、负责、精益求精。文章开篇引的是唐韩愈的名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从这里，我仿佛看到了陈先生殷切的目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