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研讨“里下河式的文学书写”

　　本报泰州讯 检索1949年后在文学史上仍占据一席之地的文学流派，无疑仅有“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两者。20世纪80年代后则以文坛地方军的命名取代了流派的概念，诸如“文坛陕军”、“文坛湘军”的叫法为人们所熟悉。然而作为作家人数和创作实绩都非常突出的江苏作家，却从未以“文坛苏军”称号文坛。而今，生活在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作家们被汇集到一起，被提称为“里下河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文学特点和代表人物有哪些？如何看待这一概念在当下文学版图中的位置？近日“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在泰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界定，主要以汪曾祺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发端，此后在里下河地区逐渐形成的一批题材、风格、审美属性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文学流派。在这个文学方阵中，汪曾祺、毕飞宇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家。近十年间，里下河地区出版文艺类图书达400多种。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仅兴化市就出版了12种。

　　“如果说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学，里下河文学肯定成立。”在南京大学教授丁帆看来，如果将“里下河文学流派”当作一种地域文学来看待，对里下河文学的推动是有利的，这个文学流派属于乡土文学尤其是水乡文学的范畴。而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则将其定义为“里下河式的文学书写”，她认为，这种文学书写有三个重要的文学特征：一是自觉求实的人文地理意识，如汪曾祺《大淖记事》开篇就用地理名词，一开头就对文化地理的概念有个定位；二是自然呈现的汉语古典情结，没有欧式长句，对于古语的应用、对于古意的传达表现非常突出；三是自在表达的人文关怀，淡淡的、体贴式的温润关怀，与北方大开大阖的拯救式的书写不同。

　　一个文学流派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得到认同，是其能够成立并最终在文学史上留下一页的重要标准。评论家汪政阐释了文学流派形成的三种方式：一是志同道合的文人提出文学主张，依托报纸、杂志等平台打出文学旗号；二是文学流派的形成正在发生当中，地域相近、文学取向具有一致性的作家们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归纳提升，举出流派的旗帜；三是文学流派的事后追认，某一时代或者地域在创作上呈现同一审美倾向的作家们，虽然没有自觉提出文学主张，但也可视为一种文学流派的存在方式。他表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正是属于第二种形式，“很多专家执着于第一种文学流派的形成方式，但它并不是流派唯一存在的方式。从文学的多样性来讲，里下河文学无论作为流派，还是作为作家群，作为创作整体现象，其文学意义与文学史价值同样重要”。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福民则认为，文学史对于文学流派的认同，常常依循的是西方学术的方式，而“里下河文学流派”则更有一种自身内部的认同，“在共同的文化积淀中，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生活智慧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与日常生活的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将之抽离，里下河文学就没有根了。里下河文学群落，它的文学内部有着高度认同，是通过气息、经验凝结起来的”，在他看来，“内部的自我认同是最重要的机制”。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有些担忧“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出会影响已有的文学版图。“从籍贯上看文学归属，是文学版图的重新规划，里下河文学如果建立，现有的文学版图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又有什么样的梳理？”但他也承认，在信息化社会、都市文化的情况下，还提出一个乡土文学流派的概念，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则表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出，并没有重新分割我国文学版图，“它让我们重新思考里下河作为区域文化怎样影响一大批作家的写作、影响当地文学文化发展的，梳理这一脉络会为我们重新理解作家作品提供方法、拓展视野”。

　　而在评论家费振钟看来，如何评定文学流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需有这样一种“里下河文学”。“研究地方文化，对我来说就是关注地方认同，也是在进行地方重构。”他认为，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讨论和思考，可以激励起内部的认同，文学流派的建立也就有了可能。同时，在破碎化、私人化和虚拟化的时代，文学需要通过一种“地方”认知和认同的内合力，获得整体性确认，以对“地方”文学的重新发现施加对中国文学的认知，是一条最切实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