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学者徐中玉：为中国语文治学一生

《徐中玉》文集

第九版《大学语文》

　　作为通识教育，大学是否应该开设语文课？这本是显而易见的事，然而自1952年以后此课却缺失了整整30年，直至1981年，在多位著名教育家倡议下才重新恢复了这门课程，其中之一就是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徐中玉的名字和《大学语文》紧紧联系在一起。过去30年，《大学语文》已经修订了近十版，发行三千多万册。而在《大学语文》之外，作为一名学者，徐中玉在数十年的岁月里，倾心文艺理论研究，精心写作、编著教学书刊已逾2000万字，可谓“著作等身”。日前我来到上海师大二村，登门造访了这位即将迈入“期颐”之年的文学前辈。99岁的徐老除了耳朵有点背，记忆依然未退，每天还工作二三小时。他拉着我参观了他的四五万册藏书，而我们的交谈也从眼前的一大摞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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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设大学语文课的首倡者

　　作者：徐老，您是改革开放后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的首倡者，也是“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的发起人。当时是什么缘由让你为此奔波和辛劳？

　　徐中玉：作为高校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公共课，其实，大学语文在新中国成立前许多高校都已开设，虽然当时无统一的教材，但在师资上，各大学安排的多是知识面最博的老师。比如清华大学，由最有教学经验的朱自清、吕叔湘等来担任。我当时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读书，语文课由沈从文等系里最好的老师来教。

　　但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文理不兼，大学语文课(非中文专业)在高校的课堂上消失了。就此正常的人文素质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严重脱节。毋庸讳言，这是根本违背教育规律的状况。因此，1978年，我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教授共同倡议，应在高校中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此举立即得到了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同仁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1981年，经教育部门批准，中断了整整三十年的“大学语文”课终于重见天日。

　　大学语文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主要课程之一。有人认为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了那么多年的语文，到大学不需要再学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母语教育是贯穿一生的，大学语文是高等层次的母语教育，它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这种学习乃是一辈子的事。可以说，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生受用，只能进一步加强，力求做得更好，决不可忽视、削弱。

　　作者：你主编的《大学语文》(华东师大出版社)自1981年的第一版起，至今已经出了近十版，修订工作一直没有停止，直到现在，你说还有提高和修订的必要，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徐中玉：我认为，“大学语文”这门课，不仅可以让大学生们进一步掌握丰富的语文知识，培养他们对祖国优秀文化、文学精品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表达能力，而且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品德。这些年来，我国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但我们一直坚持以精选我国丰富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为主，择优选入教材，作为感悟、熏陶、启发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基本材料，这样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编第一版大学语文时，我们选编的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没有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因为那时文化空间不能让我们完全自由发挥，所以在编选文章时不免有些保守，结构上采用的是文学史的办法，从先秦两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最后到近代、现代。尽管这样，这版大学语文一问世就受到欢迎，两年时间里，三百多所大专院校都采用了这本教材，一次发行量高达34万册。

　　为配合教学，也弥补没有外国文学的缺陷，第二版我们就增收了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到1985年第3版时，不仅撤换了与中学语文教材重复的文章，而且补充、修改、重写了某些说明、注释和思考练习题，增加了《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等。

　　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我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力主启发、感悟，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熏陶滋润，结合有准备、有重点的讨论。从1981年到现在，大学语文随着时代和视野的变化，仍在进行不同的修订。最新版的《大学语文》，在附录中，我们还增添了不少“常识”内容，如《诗词格律简释》、《古汉语常用虚词》、《常用修辞例解》，及《我国历史朝代表》、《简化字总表》等，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近二十多年来，除华东师大出版社外，我还应邀编写过各有其用的大学语文教材7种。

　　我的做法是，选文要尽量避免重复，要增强大学语文课程的研究性与探索性，满足不同阶段的教学要求。同时，大学语文改革，需要创新，需要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所以在高教版的《大学语文》第三版中，你可以看到有爱因斯坦的文章，也有反映“和谐”、“生态”等时代主题的文章。传统和创新并不矛盾，不管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反映时代主题，都需要选取其中经得起时间考验、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作者：你提出，上好大学语文课，不仅在于教材，更在于教学。

　　徐中玉：是，大学语文的实际定位应该是通识教育，它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形成，文化修养、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认为，编好教材重要，教好这门课，方法更重要。大学语文能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关键在于教师。有些人认为，大学语文这样的基础课、公共课谁都能教，其实不然。大学语文对于教师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它要求授课者古今中外广泛涉猎，文、史、哲相贯通。因此，高校应该重视大学语文课的师资队伍建设。我了解到，在有些高校，大学语文课师资缺乏，就安排新来的教师先教三年大学语文，教满三年走人，新人进来再接着教三年。试想这样怎么能把大学语文教好呢？

　　大学语文一定不能搞成中学语文的延续。它应该更侧重于人文性和审美性。文学作品是以艺术的方式表达真、善、美，它通过文学的语言来感染人、打动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评论，作为教师，要有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和胸怀，不能要求学生的观点一定要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考试不能搞理科化的“标准答案”，因为，文学欣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教师站在讲台上一人讲到底，要采取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教师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多提问，师生在课堂上或课堂下平等讨论，这样才有利于“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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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引我走上文学研究之路”

　　作者：先生不仅是语文教育家，而且还是中国古今文论的研究专家，记得当年《读书》杂志曾经发表过您关于老舍先生讲授《小说作法》的文章。你是如何从习作小说走向文学研究，而且重在古代文论的？

　　徐中玉：我的一生其实很单纯。年轻时求学，后辗转教书。一生未出校门，以教学和文学研究为业。

　　我高中读书时已爱好写作，在江阴县报上发表。最早写的是小说，都是关于教书生活的题材。进大学后，开始在《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益世报》等许多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也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一类小品文杂志写文章。因性格关系，我的小品文字并不闲适。

　　1936年，清华大学心理系的叶石荪教授，乘暑假之便来山大讲学。他是朱光潜先生的好朋友，在美国、法国专攻心理学，还写得非常优美的旧体诗词。事实证明，我们能听他的课，真是很大的幸运，一生受用，就如这以前听老舍先生讲《小说作法》一样。

　　大学时代开始爱好文学写作是受老舍先生的指点和鼓励，从习作小说转向文学研究而且重在古代文论，则是因为叶先生给我的指点鼓励。叶先生的讲授给了我四点启发：首先是有适合自己兴趣，有意义而且力所能及的研究目标；第二，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给我看了他的大量卡片和笔记，并且告诉我怎样做，怎样用；第三，对不同学派要培养提高分析辨别能力；第四，不能为研究而研究。

　　作者：1957年先生被打成了右派，你是以怎样一种心境度过了人生危难的长夜？

　　徐中玉： 整风时，应领导和报刊热情“邀约”写了几篇文章，结果我与许杰、施蛰存先生因之一起被划为“右派”，罪状是提倡“教授治校”、“学术至上”。

　　在困难日子里我常想到青岛一起参加救亡工作的朋友，他们的意志、精神、人格，增多了我面对艰难时世的准备。二十年监督改造，除草、扫地之余，我新读了七百多种书，手录四五万张卡片，计一千多万字。手段原始，办法也笨，只是读着写着想着，竟未把这当作苦事。“抄家”多次，卡片因为是“废物”而没有抄去。我私心窃喜，得了“无用之用”。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骂也骂不走，打也打不走，诚然懦弱无能，但确确实实是太挚爱脚下这块土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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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

　　作者：你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等，出版专著十余种，其中有关“苏轼研究”著述广有影响，能否谈谈你的治学经验。

　　徐中玉：说到经验实在不敢妄谈，只能谈一些几十年来读书、学习、工作中的粗浅体会，不知能否有助于青年同志们少走一点弯路。我曾用“实事求是”四字概括了我的治学之道。

　　首先说的是要“实事”，治学应该从实事出发，也就是从实际出发。搞文学研究的人，“实际”同样是无比丰富、复杂的，有过去社会、过去各色各样人的实际，又有当前社会和当前各色各样人的实际。实际既记录、反映在书本里，也有的生动地感人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需要我们从种种现象中及时去捕捉、理解、思考。这句话的核心是“求”，而且是“求是”，即不但去求，还必须求出个“是”。知也无涯，是也无涯。所以“求”，一定要“勤求”、“力求”， 甚至“苦求”才有效。松松垮垮，打一天鱼，晒三天网，肯定不行。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真是心得良言。学术研究不能有丝毫懈怠之心，只有狠下功夫，学术之功，才能大有建树。求“是”，还要“博采众长”，无论谁说谁写的，只要是正确、合理、有长处的，就应该博采广集，取精用宏。

　　我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高谈一套一套理论。我也从不迷信文学领域内五光十色的主义，特别是以为主义可以解决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这把钥匙可以开通所有的锁。切记主义容易变成陷阱。

　　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专书最高明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并无理论专著，以创作为主的苏轼，则是留下最多文论资料、而且最有创新见地的代表人物。文学研究的文风，现在一般远不如他们的精细而又阔大，富有艺术魅力。今天的论者须把从使用电脑节省下来的时间精力，转用到精心思考和反复推敲修改上去才好。

　　徐中玉简介

　　徐中玉，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和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高教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等。

　　其倾心文艺理论研究，编著教学书刊逾2000万字，影响最广的是其主编的《大学语文》。主要作品还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古代文艺创作诗集》、《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等。其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辞典》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获国家图书出版最高荣誉奖。最新出版了《徐中玉文集》(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