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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康巴小说的血性与温情(刘火)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0月23日10:11 来源:人民日报  刘火

  藏地的康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人文和历史的概念。由于它与汉地南北东三边接壤,康巴的历史和文化所呈现的多样性,显然是比以政治宗教为中心的拉萨—日喀则藏地更具庞杂性的地区。仅就语言来讲,藏汉双语的思维带来的“杂交”,给予康巴小说“混血”的品质。因此,生于斯成于斯的“康巴小说”,作为一个名词、作为一个术语、作为一种场,虽然还有待更长时间和更多作品的检验,但是,“康巴小说”作为一种存在,一种新的昭示,却是可以相信的。

  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洼西彭措、尹向东等生于康巴、长于康巴的年轻作家,以康巴的历史、文化、地域、宗教和康巴汉子、康巴女人的故事作为他们小说的元背景、素材,近年来狂飙猛进。全国第十届“骏马奖”获奖长篇小说《康巴》(达真)就是这一狂飙猛进的代表。小说中众多的各色人物,如上层的土司、拥有领地的头人、掌有宗教话语权的喇嘛,还俗的下层僧人、底层的驮夫,彪悍的康巴汉子、野性的康巴女人,漂泊于藏地的汉人流浪汉、来往于茶马古道的商人,在康定方圆几百公里的康巴草原和雪山的平台上,演绎着为了领地、为了女人、为了家族荣誉的仇杀,同时演绎着纯净蓝天白云下的凄婉且又悲怆的爱情。

  康巴小说由于在藏汉地域交界、藏汉文化交界的平台上,其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是独特独有的。那就是“血性”与“温情”。在格绒追美、泽仁达娃的小说里,其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因为历史、宗教、领地、女人、荣誉等引发和诱发的纷争和仇杀事件里,“血性”是主人公的共同品质。而一旦放到纯洁的雪山浩瀚草原上的男男女女的情事,则如夏风吹拂的牧草、草原穿行的小溪那样温柔多情。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是一部描写宗教与人纠缠的小说。但我们却在这样一部充满着神秘和不可知的小说里读到这样的章节:“大地春回,土地湿润得像个温情脉脉的女人,布谷鸟的啼声悠然响起时,头人就让寺院的僧人根据历书推算出适宜播种的吉祥日子,然后,头人派信差向村长带口信,发出播种的口令”。

  当然,这独具一格的康巴草原的温情叙事并不是康巴小说的重要关节。在曾经喧嚣而当下却被唾弃的“宏大叙事”的小说叙事年代里,康巴小说的出现,是它隆重而盛大地向我们展示不曾有过或很少有过的有关康巴地区历史、人文的“宏大叙事”。在《命定》(达真)里,康巴藏人参与的收复腾冲、攻克松山,这样让中华民族摆脱屈辱、去掉自卑的重大历史事件,显现于碎片时代的当下。哪怕那些故事和故事里的人,已经过去了60年或者更久远。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小说的宏大叙事。我们的小说家,不是所有人都去关心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人及人的命运。但并不表明关心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家,与当下碎片式的时代特征不协调,或者说,这样关心重大历史事件和事件中人物的小说家没有地位。也许相反,这样的小说家以极大的热情和理性,用宏大叙事的姿态,拨去遮蔽,修复并重构远逝了的伟大事件,让可能忘却了的当下,无论是心灵还是审美得到一次醍醐灌顶的冲击。即使不是藏人参加的抗日战争那般的大场景,就是土生土长的康巴故事,如《雪山的话语》(泽仁达娃)、《隐蔽的脸》等小说,也是通过因为牧场、领地引发不同部落的战争与和解的叙事,把纷争引发的仇杀以及宗教的神秘力量等康巴独有的小说元素,演幻成了大气磅礡的故事场景和心灵撞击。

  如果康巴小说仅仅只是演绎这般的宏大叙事和渲染康巴有别于汉地汉文化的风情,那么这样的小说只让我们看到了一半。康巴小说在极力编织宏大叙事的同时,人物命运和人性幽深的描写,以及由此的双重或多重的叙事,同样达到了某种让我们惊讶的程度。无论是康巴小说里的长篇还是短篇,这批年轻的作家,对自己民族的特性和人性,都有着很深的认知和体会。《雪山的话语》里的阿绒嘎是一个深深卷入部落仇杀的还俗喇嘛,但在他的儿子出生时,阿绒嘎的母亲与阿绒嘎有这样一段对话:母亲抚摸着阿绒嘎的手说:“儿子,你知道父亲留给人间的心声吗?”“不要带冤仇回家,就是孝敬父母。” 阿绒嘎也抚摸着母亲的手说。“儿子,你想在怎样的时光里生活?”“没有仇恨的日子是好日子。”“儿子,你想留给儿女什么财富?”“我不会让儿女走没完没了的仇杀之路。” 这不是说教,在我看来,这是宏大叙事进程里的人性,以及人性散发出来的光芒,同样也是人的命运在世代仇杀后的拐点和幡然醒悟。由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康巴小说以及康巴小说的作家们的一种追求,那就是对和解、和平有着比汉地及汉文化圈内的作家们更急切的眺望和期待。尽管,我在读这些小说时,这样的眺望和期待常常伴随的是焦虑,甚至有时这样的焦虑放大成了怀疑。在《雪山的话语》里,为了制止仇杀,却要将常常挑起仇杀的肇事者大土司朗吉杰布杀死。“杀了他,没完没了的战争就会结束!”以暴制暴、以杀止杀,这看似悖论的场景、看似悖反的人性,则显现出了康巴小说的勇敢、睿智和理想。敢于揭橥和批判人性丑陋的叙事,与赞美人性光芒的叙事,一样的重要和一样的有意义。

  如果说阿来(《尘埃落定》)在21世纪初开启了四川小说藏汉文化背景里的人物与神灵交集纠葛的书写,那么可以不夸张地说,康巴小说带给了我们另一方天地:在多元文化和宏大叙事中人物命运和人性书写是可能的。或许,由此建立起来的康巴小说,可能会在中国小说史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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