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根：笔名与网名

　　笔名是作家诗人、文人墨客摇笔杆时题署的别名、化名。现代文坛曾大兴笔名之风，几乎每位作家都有笔名，有的多达十几个、上百个，如鲁迅，因而研究现代作家的笔名，已成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现代作家的逐渐远行，笔名的破译也越来越难。诚如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所言：“发掘笔名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笔名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制约。因为许许多多笔名已随着作家的缄口或离世而成为永久之谜，换言之，不少作家的一部分极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由于其笔名无法考定而散佚，这实在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见董宁文编《我的笔名》)幸亏上世纪一些有心人爬梳勾稽、通信调研，发掘了大量现代文坛的笔名资料，得以使我们还能从中获悉珍贵的笔名信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当数徐乃迺、钦鸿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年版)，此书我有一本，一直珍藏在书柜。另据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出版了一本朱宝梁编著的《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惜未购得。徐乃迺、钦鸿是现代文学史料学专家，上世纪80年代，他俩先后发出4000多封信函，直接向健在作家或已故作家家属调查笔名，并记录了数千张笔名资料卡片，最后终于编写出皇皇113万字、共收现代文坛6000余人、笔名(包括字、号等)3万余个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

　　笔名数量之多、笔名艺术之丰富多彩，已成为镶嵌在现代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比较而言，当代文坛的笔名风景却要单调得多。当代作家一般很少使用笔名，即使使用，其笔名数量也不多。笔者近因兴趣所至，在编写当代文坛笔名与原名对照表的过程中，深感笔名艺术似乎已离当代文坛而去。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还爱使用笔名的话(如柳青、杨沫、魏巍、流沙河)，那么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使用笔名的作家却是越来越少，现在如果要编写一本类似徐乃迺、钦鸿那样的笔名录(《中国当今文学作者笔名录》)，我想大概有5万字就不错了。当然，当今文坛也有一些响当当的笔名，如莫言(管谟业)、苏童(童忠贵)、贾平凹(贾平娃)、刘恒(刘冠军)、二月河(凌解放)、方方(汪芳)、残雪(邓小华)、北岛(赵振开)、海子(查海生)、梁晓声(梁绍生)等，但数来数去也就几十个笔名大家比较熟悉。当今文坛的绝大多数作家都是以原名刊文行世，而不再以笔名引人眼球。为何当代文坛的笔名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拙以为主要是与当今社会奉行的“实名制”有关。

　　所谓实名制，即每位公民只能拥有一个登录在户口簿、身份证上的姓名，无论是银行存取款、邮局取汇款、购房按揭办房贷房产证、乘飞机办机票以及工作证、驾驶证、工资卡、公证书、医疗证等，都只认身份证上的那个姓名，其他一律免谈。这就是现代化社会的“一名主义”。一名主义实际上已否定了笔名的存在价值，因为笔名不仅不方便，还会带来诸多麻烦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许觉民从抗战时期开始一直使用笔名“洁泯”，以前觉得很好，但在实行实名制的当下，却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在《我的笔名由来》一文中不无感慨地说：“这多年来，邮局实行真实姓名汇款之规定，写作的人总有稿费寄来，寄发的报刊单位总用发表者的笔名作收款人。这样，领款证件上的真名与收款人的笔名对不上，就领不到钱。我多次因收款人用笔名问题，出示了身份证和作家协会发给的会员证，会员证上有我的笔名。回答说不相干，只认定身份证为准。我于是将汇款单寄还报刊社，请求改正真名后寄来，有的拖延几个月后重新办理，有的不予理睬。至此，我省悟到笔名已不可用，原想要文雅一些，但已雅不起来，只好以粗俗的本名署名写文，从此还俗了。”(见董宁文编《我的笔名》)

　　类似许觉民因使用笔名致使日常生活造成麻烦的现象，在当今作家中时有发生。我曾听评论家雷达(原名雷达学)、诗人金波(原名王金波)、儿童文学专家韦苇(原名韦光洪)说过，他们因常用的这一笔名与身份证上的原名对不上号，而给乘飞机、取汇款、办证件带来诸多烦心事，甚至还要单位开具证明。正因使用笔名有此种种不便，因而现在很多作家已经放弃了笔名。虽然也有人仍在使用笔名，但笔名的雅兴已经大打折扣。这就不免使人发问：现如今笔名还有存在意义吗？为何从前文化人的种种雅兴如今越来越少了呢？

　　其实字、号、笔名、斋名之类，都是农业社会的文化产物与符号。农业社会的文化人可以慢悠悠地拂拭古简古笺，写三两行字，啜一碗清茶。理想的风景是像苏东坡、欧阳修那样的瓦屋纸窗，灯檠茗碗，窗外有松有竹，一边听着秋风，一边随意翻书，天黑了更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快意。或者如同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所记：“在江边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当此时也，彼此互通字、号，唱和诗词，聊聊近作题署的笔名，扯扯文坛掌故，那实在是最好的话题。只可惜，这种好风景在“现代化”的现在已是月朦胧鸟朦胧了。

　　现代化讲快，讲效率，讲速度，所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财富，自然容不得你在那里慢悠悠地显摆什么笔名、斋名、字、号了。现代社会讲的是直航、高铁、动车、手机、互联网，什么都要快，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因而不但字、号早已弃之不用，笔名斋名也久已生疏，而且眼看连姓名符号也要被一连串数字代码“数字化”了。什么身份证号、工作证号、驾驶证号、银行卡号、银联卡号、一卡通号……什么都是代码，什么都是数字。在快节奏的数字化时代，“一名主义”无疑是最适合时代需要的姓名制度了。

　　笔者曾与友人谈及，与农业社会的文化人相比，今天的文化人丢失了什么？拙以为至少有三件东西已经丢失了：一是表明个性的字、号，二是用来寻根的家谱，三是交流性情的诗词唱和。过去的文化人对于名、字、号十分重视，十分讲究，不但人人既有名又有字还有号，而且如何使用名、字、号直接关联着一个人的素质与品性。具体的做法是：自称用名，以表谦卑；嫡亲尊长对晚辈，师长对弟子，位高者对位低者，也可直呼其名。晚辈对长辈，弟子对师长，位低者对位高者，平辈之间称对方尊长，均须尊称其字，以示敬重；平辈之间亦可彼此称字，以示礼貌(当然亦可互称名)。由于对人尊称常用“字”，因而过去“字”的使用率大大超过“名”。至于号，其作用与笔名相似，用以体现文化人的自由意志与志趣，因而自称、他称均可称号。

　　上世纪前半叶出生的那一代文化人，还保留着浓重的字号传统，称人、自称亦必依礼而行。国学大师、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启功先生(1912—2005)晚年曾遇到过一件使他十分不快的事：安徽某出版社筹划出版《陈垣全集》，有编辑找到北师大，诚请启功先生题写书名。启功先生十分为难，因为陈垣先生(字援庵，斋名励耘)是他的恩师，哪有弟子可以直呼师名的道理？启功先生推辞再三，而那位编辑不懂个中原委，则是坚执再三。启功先生最后只好提出，《陈垣全集》的书名他无论如何不能写，如果一定要写，他就在扉页另书“陈援庵先生全集  受业启功敬署”。这就是那一代文化人的素养与作风，只可惜这些文化传统已经渐行渐远模糊不清不为世人道了。在快节奏的浮华年代，如果现在还有人在使用字、号，讲究笔名、斋号，那简直就成“出土文物”了。

　　但是，世上的事总是扑朔迷离，就在当今作家几乎都要放弃笔名之时，网络上的“网名”却一片红火。君不见，几乎所有网络发帖、跟帖的作者，都不具实名，而是“网名”。随便点击一下，就可搜到一大堆，什么东海浪人、五岳散人、中原龙、我行我素、小迷糊、伊美妹、白开水、北行剑客、世纪宝贝、大头儿……这些“网名”千姿百态、千奇百怪、千红万紫、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煞是好看。如果说笔名的作用是为了隐身、灵活、多变化、便于发表文章，那么网络上的化名也可视为“笔名”。但如果我们深究笔名与原名之关联，则似乎“网名”又很难界定为笔名。因为现当代作家的笔名无论怎么变化，最终都能找到一帘幽梦后面的那位真人，而且极大多数作家也愿意披露自己的原名与笔名，也即作家并不想最终隐瞒自然的身份，因而笔名专家才可以编写出《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那样的专业用书。但网络则是彻底的虚拟世界，使用“网名”者总是希望完全隐匿自己的身份，除了网络管理机构利用网络技术能够查到原名外，广大网民是无法搞清的。如果现在有好事者要想编写一本“当今中国中文著作者网名录”，那必将是一项永远无法确准、永无头绪的工作！正因“网名”具有虚拟性、隐匿性、广泛性的特点，因而很难将“网名”界定为笔名。笔者的这一拙见不知是否合理，欢迎读者、方家有以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