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意味着探索精神

　　深圳先锋作家薛忆沩、庞贝、谢湘南三人谈

　　先锋意味着探索精神

薛忆沩

谢湘南

庞贝

　　薛忆沩、庞贝、谢湘南是深圳出产的三位先锋作家。薛忆沩自不必说，“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已经成为他的专用标签；庞贝近年来的历史小说打通时间观念，刚刚在《中国作家》发表的长篇小说《无尽藏》引发文坛关注；诗人谢湘南正在创作跨文体作品《2040深圳剖面图》。为此，记者把三人召集在一起，给出同样的问题，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问答。

　　记者：你觉得什么是先锋文学？

　　薛忆沩：文学上的先锋就是用作品颠覆既定的文学秩序和流行的审美趣味的写作者。从表面上看，他们是离经叛道的革命家，而事实上，他们有点顽固不化。他们抗拒的是权威与大众之间的契约，是那种浮躁的“时代精神”。他们知道，人的困境(爱情、死亡、“生存还是毁灭”等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只有极具个性的审美方式才能够拨开“时代精神”的迷雾，将人的困境充分和机智地呈现出来。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一定能够孕育出自己的先锋，但是所有时代的先锋都具备共同的精神气质：因为他们都是陈词滥调的敌人。所有时代的陈词滥调都有两个表面上完全对立的来源：一是权威，一是大众。权威和大众是先锋永远都要警惕的“天敌”。先锋注定是孤独的。文学史上所有的先锋都与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性格不和”，最后他们的关系往往都以“破裂”告终。看看乔伊斯，看看贝克特，看看昆德拉……许多文学上的先锋人物最后都成了义无反顾的“流亡者”。

　　庞贝：即使在这个文学商品化的“小时代”，先锋文学依然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我看来，所有反叛常规的原创性小说都可被视为先锋文学。先锋文学最重要的特质是原创性，以此考量，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成果就很难一味高估了，因为那时的很多小说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理念上的“现炒现卖”和形式上“照葫芦画瓢”，其结果是，潮流过后，并未留下多少值得重读的作品，某些中短篇小说尚有其在叙事手法方面的实验意义，但却并未留下一部真正成熟的长篇小说。

　　谢湘南：先锋是一种姿态，是反常规，是异样，是别动，是对习常事物的不满足与叛逆。先锋文学这个概念，在今天其实已被瓦解，因为文学依存的土壤表现得更为离奇，已让先锋文学相形见绌。但今天，我们的写作，依然需要先锋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某种探索精神，意味着在当下一个写作者面对高速的现实生活需要去迎刃而上的勇气。

　　记者：结合你的作品，讲讲你怎么表达你的先锋观念。

　　薛忆沩：很多人都认为我的长篇小说《遗弃》是先锋的作品。而我认为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更符合刚才谈到的先锋观。这部作品由三十二封写给一个永垂不朽的死人(白求恩)的信件构成。它不仅在美学上具有更强的个性或者说更为精致，对文学的永恒主题(尤其是死亡、个人与历史的荒谬关系等等)也有更深的认识。它的形式和内容之间达成了先锋的默契。

　　庞贝：真正的先锋文学作品是为“理想的读者”而写，这部《无尽藏》无疑也是为“理想的读者”而写，但也是一部好看的且有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这部长篇的原创性在于其对小说时空的探索。作为时间小说，其时间形式是呈现某种大历史的轮回；作为空间小说，其空间形式是虚构一座城市的迷宫。借用《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的话说，“这部《无尽藏》是文学写作中的异数，是很有想象力的一部杰作。”著名书评家止庵认为，“此作是中国小说古典意境与西方小说悬疑形式的完美结合。”

　　谢湘南：《2040深圳剖面图》是我正在写作的一个东西，它会是一个实验性的跨文体作品，它的先锋性在于试图以多维视角构建深圳的未知空间，构建一个异质的精神空间。它具有现实感，也具有批判性，它是我个人的语言乌托邦。

　　记者：今天，怎么看待深圳文学的先锋性？

　　薛忆沩：我在最近的一些访谈中都提到反对给文学加上除了语种之外的任何限定词。先锋不先锋是关于个人文学品质的一种价值判断，它与地域没有什么关系。

　　庞贝：据我有限的了解，深圳现在也还是有人在从事先锋文学的探索，在文学标准失范的今天，正是这种劳作在维持着文学应有的品质。

　　谢湘南：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环境中，文学应该体现出一种先锋面貌，唯有这样，才与这个城市潜在的特质相配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