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戏是磨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

　　八旬编剧笔耕不辍，近日将出版剧作全集。《刑场上的婚礼》编剧胡小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好戏是磨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

胡小孩

　　胡小孩，生于1930年，国家一级编剧，写过很多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刑场上的婚礼》是其代表作。近日，中国戏剧出版社将出版其剧作集，收集了他20部代表作品。日前，84岁的胡小孩在杭州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两兄弟》是我的第一个戏

　　记者：您写了很多剧本，都是电影剧本吗？《刑场上的婚礼》是最知名的一部吗？

　　胡小孩：不是这么回事。我写得最多的是戏曲，最有名的一部是现代戏《两兄弟》。跟现在不一样，过去主要的娱乐手段是戏曲，戏曲在中国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我们那个时候写戏，都是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来一个运动，我就写一个戏来配合。我经常到农村去，还当过支部书记。看起来我写的是宣传品，但其实是艺术品，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很好看，不仅农民喜欢，城里人也很喜欢。

　　《两兄弟》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作品，是我的第一个戏，写合作化时期，写南方农民的思想、生活的大变化，两位堂兄弟因为一点点小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你死我活，最后通过合作社和好了。当时我在宁波甬剧团，写了这个戏参加华东区的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戏一演出，很轰动，获得了一等奖，一下子全国都知道了。那时跟现在不一样，这个作品出来，全国都上演，因为只需要5个演员，所以很适合业余剧团演出，专业的剧团和业余的剧团都在演出，至少是几万个剧团在演我的戏。这是我最轰动的作品。

　　记者：这部戏是不是对您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胡小孩：那当然是。我当时只有24岁，我一下子成为浙江省的重点培养对象，一个尖子作者，我被安排到宁波当支部书记，作家农民化，跟农民打成一片，我又写了很多作品，虽然没有《两兄弟》那么轰动，但也是获奖无数，到处上演。再后来嘛，我就当了浙江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记者：您的名字很有意思，胡小孩，很罕见，这个是笔名吗？

　　胡小孩：关于我的名字故事很多。我生在上海，本来我是叫“胡啸孩”的，因为我生下来就不停地哭，我的父亲就说，这个小孩这么喜欢哭，就叫“啸孩”。我19岁参加革命，我的个子也小，在金华地区的一个文工团，过一种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的生活，发衣服、鞋子、黄烟，每个月还有一斤肉。一个山东南下的干部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看我个子小，就说干脆叫“小孩”吧，于是我就成了小孩了。上世纪50年代，我写了一个戏，就以“胡小孩”为笔名。上世纪80年代到北京开会，结果名单上没有我，因为写着胡小孩，别人还以为是谁带的小孩子，又重新补办手续，因祸得福结果跟王蒙成了邻居，住到他隔壁了。贺敬之同志退下来后来杭州玩，一次吃饭时讲了一个我的笑话，说是写歌词的乔羽告诉他的，说每次开会，乔羽都跟我住一个房间，胡小孩的老婆叫丹娘，丹娘写给胡小孩的信，中间保密，开头是“我的孩”，结尾是“你的娘”。当然，这个是乔羽编出来的。

　　《刑场上的婚礼》这个题材是周总理给我的

　　记者：对于我这一辈人来说，您的《刑场上的婚礼》影响更大，当时是改革开放不久嘛。

　　胡小孩：《刑场上的婚礼》这个题材是周总理给我的。1962年，在广州开会，周总理把我们叫到一个小会议室，讲到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在敌人的法庭上，公开宣布结婚。“文革”后，我忽然想到这个题材非常好，于是就住在中山大学，翻阅资料，把这个戏创作出来了。当时全国可能有十几个人都在写这个题材，但最后采用的是我这个本子。

　　说起来在广州开会时，有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有人叫我去参加一个会议，车已经等在外面。等我到地方一看，一大批名人都在了，比如郭沫若、夏衍等等。田汉把我叫过去，说周总理接见，我是唯一一个年轻人。田汉给周总理介绍我说，这是胡小孩，周总理笑着说，哦，小孩啊。他把我们领到他的卧室，大家随便坐，一起谈笑风生，聊到夜里一点，总理又带领大家一起唱北伐歌。

　　记者：我很好奇的是，您当年写了那么多戏，到处上演，那么，稿费是不是很多？

　　胡小孩：我们当年按照规定是这样，你的戏演出了，有5%的上演费，但我从来没有要过。如果我要的话，我当年就是一个大富翁了。不仅如此，我还在背后批评曹禺这些人，我说他的钱那么多，为什么还要上演费？我自己的工资收入很高，稿费也很多，一个剧本一般稿费有500元，也有800元的，当时这是很多钱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就有3000多元的存款。上世纪50年代在宁波，一个人有一屋子的红木家具，要1000元卖给我，我没有买，杭州还有一处非常好的别墅，人家2000元要卖给我，我也没有买。幸好没有买，否则，到了“文革”我肯定死定了。我的戏在文化部演出获奖，有几千元的奖金，我没有要，但听说还是发给我了，我很好奇，结果发现，打到公家的账上了。我28岁就是省政协委员，一直到64岁退休才不是。可能因为我太要求进步了，所以，我会提出取消“上演费”，我现在觉得我是太左了，很不好。

　　写作让我充满了喜悦

　　记者：您的辉煌时期似乎主要在“文革”前，后来呢？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呢？

　　胡小孩：改革开放之后，我开始写历史戏，比如《大观园》、《花烛泪》，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些戏都没有人看了。一般演个一两天就结束了。我就比较多的去写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

　　记者：作为一个老前辈，您对现在戏剧界的现状有什么意见：

　　胡小孩：现在多数剧团靠演出卖票是难以维持的，都是靠国家扶持。剧团都在搞获奖的项目，政绩靠获奖，职称也要靠获奖，于是评奖之风越演越盛。一个戏评完奖就完事了，有没有看没有人关心。而且，为了评奖，很多戏都搞得隆重，灯光布景都很靓丽，结果呢，只能到评奖的地方去演出一下，不可能到基层、农村去演。我们知道，过去的好戏都是演出来的，磨出来的，不是评奖评出来的。所以，我不止一次呼吁，要停办几届评奖。据说一位文化部的干部也很赞同我的意见，后来又听说那是因为他退休下来了。

　　记者：您现在除了要去看看戏，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怎么过的？

　　胡小孩：我80多岁了，我还在创作，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人生最好的时期，我写我想写的东西，随心所欲，不管发表与否，不管演出与否，只要自己觉得是有意思的就去写。最近十年，我一年写两、三个大戏，我自己觉得质量比过去的要高，虽然没有地方演出，但是，我写给历史，写给未来的读者。我的戏也没有白写，中国戏剧出版社今年年底要出版我的剧作集，收集了我的20部戏。其中第一部是我根据我的好友孙道临和王文娟的爱情故事来创作的。

　　记者：文学创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很多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苦，您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能这么有激情？

　　胡小孩：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的时候。我过去有一段时间用电脑写作，现在又恢复用手写。还是手写的感觉更好。一旦我进入了写作的状态，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不喝水，什么都忘记了，我就在我的这个世界里。有些人说写作是痛苦的，那要不就不是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要不他是在骗人。写作让我充满了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