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推拿》争鸣：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

　　忘记是哪个作家曾经说过，他非常讨厌改编别人的作品，因为那感觉就像是跑到人家的后院，把别人精心栽培的花花草草翻得乱七八糟——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在看话剧版《推拿》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起了这句话。

　　在我看来，话剧版《推拿》从编剧到导演，再到演员，都在敲锣打鼓地、高喊着自己诚意地、闯进毕飞宇用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和诗意的情怀精心布局的一个花园中，然后这里掘一抔土，那里挖一块草，胡乱扔在一块儿，末了手拉手走出面目全非的花园，唱着歌流着泪，唯一感动到的只有自己。

　　我对于改编作品的解读自由予以充分的理解。但是，应该是存在一个边界的，这个边界对我来说，有三条重要的标准，第一，有没有自己的观点。第二，有没有足够饱满的情绪。第三，有没有将观点和情绪用独属于戏剧的、舞台的手段充分地表达出来，传递给观众。

　　而要达到这三条标准，满怀热情是不够的，强调诚意是不够的，要将一部充满小说特征的作品用舞台的方式呈现在剧场中，首先需要的是技术，最重要的也是技术，包括编剧的技术、导演的技术和演员的技术。

　　一

　　首先，话剧版《推拿》的二十几场戏中，没有一个场面是真正组织起来的。

　　在结构上，编剧采取了一种碎片化的叙事，对《推拿》中的每一个人物进行一幅群像式的展览，场与场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关联，而有一种展现盲人生活的横切面的企图。这让我想到了赖声川导演早年的一部描写老人院中的老人生活的作品《红色的天空》，同样是描写一个特殊人群，同样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同样是多线铺开、碎片化叙事、生活流展现，在《红色的天空》中依然保证了每一场戏叙事和抒情的比例得当，中间既有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叙事场面，也有克制而悠远的抒情场面，两者都通过台词的回合、沉默的运用、情节的编织和细节的放大得到充分的展现——比如有一场两个老太太总是看对方不顺眼，两个人比赛谁年轻的时候更风光，都说自己和女明星的丈夫有一腿，越说越离谱，突然，其中一个老太太大便失禁了，另一个连忙推着轮椅匆匆去找人帮忙。有情境、有动作和反动作，有层层推进的情绪，有戛然而止的转折点，有最后留下的一尾淡淡伤感 。一个“戏剧场面”，是一出戏最基本的单位，对于一出现实主义的话剧来说，只有用矛盾冲突，用延宕、用悬念、用突转等所有的编剧技巧不浪费每一个场面，才有可能使人物真实地建立起来，使故事饱满可信，使情绪得到抒发。

　　而在话剧《推拿》中呢？以推拿中心的老板沙复明因为想知道员工都红到底有多美，而决定要求摸一摸都红的脸这一场为例，在毕飞宇的原著中，这一场沙复明和都红的心态都非常复杂，都红在面临老板出格的举动时，厌恶而平静地拒绝：“沙老板，这不成了交易了么？”——小说里用了大量的沙复明的回忆、心理描写来撑起了足够的人物行为逻辑，使这一场两人的误会、两人的沟通失败让人印象深刻。

　　可是在话剧中，编剧没有使用戏剧的写作手法，将这种两人之间诉求的不同、沟通的障碍用人物的对话、动作的进退表现出来，而是让两个人自说自话地回忆起各自的身世，让沙复明对着都红喊叫自己的自强不息，让都红对着沙复明喊叫自己的清高决绝——可是，这和这一场中人物的主要目的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场唯一的人物目的，是沙复明想靠近都红，都红要逃避沙复明，人物的行动应该围绕着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来进行。

　　原著中关于“什么是美”的追问，都红不卑不亢，冷冷静静的一句“我哪里知道，我和你一样看不见”才是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可是，在话剧中，沙复明再次提出要摸一摸都红的脸，都红竟然如同圣女殉道般张开双手、仰起头，配合着矫情万分的多媒体动画，摆出一幅好像充满了仪式感，实则不伦不类的画面。

　　同样的情况几乎出现在全剧的每一场戏中，人物出场都看似带着目的，人物和人物之间有矛盾，但没说两句几个人就开始了“忆当年”的大段独白。抒情朗诵，歇斯底里，就这样循环往复。让原著中大量的独白和心理描写将观众淹没在丧失逻辑的海洋里。

　　二

　　他甚至没有尊重原著中那些语言安放的位置，而是自以为是地进行了复制、删减、粘贴。小说中这个人的话给那个人说，好像只要说出来就算尊重原著了。比如原著中让心高气傲的沙复明说“因为倾诉下贱”，所以他从不让别人知道他胃痛，这句话不仅符合他这个人一贯的性格设定，而且和结尾处他因为胃出血被送进医院，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病史的情节暗合呼应。可是编剧却将这句话莫名其妙地移植到王大夫的身上，只变成一个拙劣的小品片段中一句空洞的煽情。

　　编剧将原著中关于小马为何迷恋嫂子的味道的描写通通删去，只留下一句“嫂子就是香”，于是一个少年因为一个成年女性头发的香味而唤起的所有关于童年的、母亲的回忆都荡然无存，而只剩下猥琐和简单粗暴的性意味。

　　而这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话剧版《推拿》的十几个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形象清晰明确的。

　　缺乏细节的描写，缺乏行动的方向和逻辑，缺乏用真正生活的语言而非抽象的诗朗诵建立起人物形象的自觉，于是金嫣的结婚狂便真的只是花痴一样的结婚狂，而不是原著中每天都在头脑内给一颗花生里的两粒花生仁举办婚礼、给一根筷子和另一根筷子举办婚礼的、对于成双成对痴迷至此的、有趣的金嫣了。于是都红就真的变成一会儿挑衅正常人的同情、发誓自己并不是需要可怜的弱势群体，一会儿又因为沙复明按照正常人规矩办事而害怕他，觉得他太不像盲人了而自觉把自己当成了弱势群体的自相矛盾的作女，而不是原著中自始至终都对沙复明装傻、保持距离、冷淡骄傲的都红了。

　　编剧除了将具有独特个性的原著人物进行了糙化的处理，更将原著中具有复杂人性的人物们进行了高大全的简化处理，比如王大夫在面对讨债的时候，原本并不是一个宁愿伤害自己身体也不愿向恶势力低头的英雄，而是在他自己看来，一个为了保住自己的钱，丢了面子和尊严，对不起父母的懦夫。这种复杂的、深层的人性剖析也被编剧自己的想当然彻底地幼稚化和浅表化了。

　　三

　　最后是审美趣味，编剧依然不放弃在《暧昧》中的那一套，孜孜不倦地用低俗廉价的黄段子，有口音的台词展示了糟糕透顶的幽默感。

　　又一次，在如此单薄脆弱的剧本基础上，导演和演员不仅无计可施，还不停地叠加煽情的手段。

　　在大部分时间里，导演并不是在导一个舞台剧，而是在导一场大型的慈善晚会。只有一场慈善晚会，才会无时无刻不出现恢弘磅礴的土气音乐，才会出现一群人摆出造型进行集体朗诵的煽情场面，才会在每一分钟、每一秒，在舞台上塞满灯光、音乐、投影动画，来提醒观众现在是情绪的高潮！而让真正的生活、人的情感、生命的尊严无处安身。

　　本剧所有的演员，也都沉浸在了这个被编剧和导演，或者他们自己营造的关于生命的苦难和自我的救赎的幻觉里，于是奉献了一场典型的不走心的可怕表演。我要再一次提到赖声川的《红色的天空》，同样是一群青壮年要饰演距离他们本人很遥远的迟暮老人，他们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摆Pose，而是以最自然、最松弛的状态，真正把自己放到生活里，说人会说的话，做人会做的事。

　　而在《推拿》中呢？以饰演金嫣的女演员为例，这个人物的形象在编剧的改动下已经非常生硬，她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让自己崩溃尖叫的机会，尽情地释放自己抑扬顿挫的朗诵才能。原著中，她依然有女孩子的矜持、克制，会陷入沉默，会伤心地想要放弃，而不像在话剧中那样，一刻不停地聒噪、蛮横、充满压迫感地逼一个男人说爱她。而当这个男人说自己配不上她之后，这位女演员二话不说将男人的头埋进自己的胸口，泪流满面，一副牺牲我一人拯救千万家的表情，我想这一刻，她入戏了，入的不是一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的戏，而是一个拯救众生的圣母的戏。

　　可是，金嫣不是圣母。把她演成一个圣母，是一种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 是的，充满了健全人的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这就是我对于这整出戏最大的感受。都红在剧中被慈善晚会的女主持人羞辱，揭穿了健全人对盲人的可怜和同情的伪善。但事实上，恰恰是这部戏的所有主创，在用毫无逻辑的情节、苍白空洞的诗朗诵、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大量廉价的煽情，将一个试图讲述盲人的真实生活面貌的故事，演绎成了一句紧一句不间断的对观众的喊话：“你们哭呀！感动呀！怎么还不哭！怎么还不感动！”——多么讽刺。

　　他们甚至篡改了原著的结局，都红和沙复明在一起了，而不像原著中都红确实带着受伤的大拇指，不告而别，一去不复返；小马考出按摩师资格证书了，而不像原著中因为在洗头房被警察抓住嫖娼，继而渺无音讯——看，多么大团圆的结局，将生活的真相和重量一笔勾销，台上台下，笑容满面，鼓掌！回家！

　　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群主创希望关注盲人的生命个体的创作初衷，他们去采访真正的盲人，去学习盲人的走路方式，去呼吁让盲人和他们的导盲犬也能进剧场。于是，这变成了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告诉我们的是，在用技术并且只有用技术才可以解决的问题面前，永远选择完善技术，而不要用泛滥的情感去掩饰问题的存在，那没有用。(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