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民族那段悲壮的西迁史——新疆当代锡伯族作家访谈

郭基南 　　　　　　　　　　富金才 　　　　　　　　吴文龄

　　新疆伊犁的锡伯族人有着一段悲壮的历史。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数千人，西迁至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 垦戍边。锡伯族人每每谈起这段历史无不感慨万千。近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和他的学生们采访了郭基南、富金才、吴文龄、贺元秀等新疆锡伯族作家，请他们 谈谈对文学写作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看法。

　　提问：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

　　郭基南：我的文学创作是从话剧开始的。上世纪40年代初，当时发起组织了抗日话剧比赛，在王为一老师的鼓励下，我创作了第一部话剧剧本《在原野 上》。没想到，剧作演出之后得了比赛第一名，很受观众欢迎，连演41场。之后我又写了《在太行山下》，这个剧也演出了很多场。因为老师给我们上课时也讲了 很多的短篇小说，所以我也开始尝试写短篇小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又创作了一些诗歌，先后出版了《心之歌》《乌孙山下的歌》等诗集。当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足够 丰富的时候，我又开始进行长篇小说的写作。我内心总有一种责任感，就是在锡伯族人不太擅长的那些文体中努力写作，可以说这是一种“文体焦虑”吧。

　　富金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从报刊杂志上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开始模仿汉语诗歌进行写作。我的处女作是一首小诗《金桥》，用锡伯文写的，发表 在《新生活报》(现在叫《察布查尔报》)上。没想到它得到了一些肯定，也就在那时候我有了创作的念头和信心。在伊犁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我又用锡伯文写了 叙事长诗《哥妹泉》，后来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除了诗歌，我还写短篇小说和散文。我最近写了一部杂文集，也是用锡伯文写 的，但我已译成汉文，准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文龄：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的，当时用锡伯文创作了第一部作品《山路》。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民族团结的故事。锡伯族在西迁之后，立了城 墙，和其他民族的来往比较少。后来解放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才变得多起来。《山路》描述的就是这种民族交融的境况。后来又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喋血金佛》 和《血胆名猎》，都跟锡伯族的历史密切相关。其中，《喋血金佛》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我第一部用汉语创作的小说，也因为它我才逐渐被读者所接受。 现在，我还坚持写作，正在创作剧本《大西迁》。

　　提问：您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

　　郭基南：我走向写作之路，是因为读了比较多的文学作品。在我小的时候，长辈们经常给我们讲述一些故事。这其中既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 列国志》之类的小说，也有“梁祝”、“牛郎织女”、“白蛇传”之类的民间故事。在我二叔的影响下，我还背了一些唐诗宋词。后来我对这些东西都很熟悉，经常 对着长辈背诵和“演说”，错了他们就帮着指正。慢慢地，我也开始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并关注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思想上也越来越开阔了。到了 青年时代，我又接触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艾青等名家的作品。正是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在王为一等多位老师的指引下，我才真正成为一个写作者。

　　吴文龄：我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很大的影响。我外公、外婆、妈妈都很会讲故事。小时候没有电灯，点着油灯，黑咕隆咚啥也看不见，吃完饭没事干，大 人们就开始讲故事。那时候经常有很多人来我家听故事。后来我外婆去世了，我妈妈接着把故事一个个讲完，我整理后出版了一本《锡伯族民间故事集》。这本书到 现在还有人在看，试图通过它来了解锡伯族的历史。后来接触的文学作品就多了，比如《三国演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当代的作家，我比较喜欢王蒙。 他的一些作品写的是少数民族题材，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所以读起来就很有共鸣。我经常借鉴他在写作上的技巧，来表现本民族的东西。

　　提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郭基南：在创作中，我们确实应该学习和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是也要注意跟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就我自己来说，锡伯语、汉语、满语、维语、哈 萨克语我都会，这利于我进行文化上的吸收。我翻译过《高山下的花环》《在新疆狱中斗争记》等作品，这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我一开始是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后 来才改用锡伯语，在汉语世界中所受到的那些训练让我把握了很多的写作技巧。

　　富金才：我是看着许多锡伯文书籍长大的。在我的思想里，有很深的锡伯文化情结，所以读到那些书中所描写的有关锡伯族生活的内容，感到很亲切。既 然是看着、读着锡伯文长大的，所以在写作时就不自觉地使用锡伯文了。但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够进行“双语写作”的人。在我看来，“双语写作”就是：一个作家既 能用本民族语言也能用汉语(或其他第二语言)进行创作，他能够自如地运用这两种语言。我虽然也会汉语，但是我用汉语进行写作时，都是先想好锡伯文的表达， 然后再“翻译”成汉语表达出来。因为我的汉语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不是从生活中学来的，不像我的小孙女，她从小就开始学习汉语了。我现在期望那些既懂锡伯族 的历史，又能用汉语自如表达的作家能够多写一些作品。

　　提问：民族的西迁史对锡伯族作家意味着什么？

　　郭基南：锡伯族的西迁历史，对于每一个锡伯族人来说，都会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比如锡笔臣的 《离乡曲》和管兴才的《西迁之歌》。锡笔臣是我们锡伯族的大文豪，像“四书五经”中哪一句话在哪个地方，他都完全熟悉。《离乡曲》有120行，有人说这首 诗写得像打油诗一样，可能不是锡笔臣的作品。但我还是认为这是锡笔臣的，他故意写得通俗一些，这样就容易流传。最重要的是，他的很多用语是属于那个时代 的。管兴才的文笔则很犀利，他的国学功底也很好，后来整理了前人的西迁诗作。在这些作品中，我们锡伯族的后人能够感受到民族历史的清晰脉络。

　　吴文龄：民族的西迁史对我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的好几部作品都跟这个题材有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前后7次到东北一带，凡是有锡伯 族的地方几乎都去了。我就想看看第一故乡是不是像老人们所讲述的那样。我们现在每年都有西迁节，就是为了纪念：我们从哪儿来？为什么到这儿来？来之后都做 了什么？所以，这会无形中影响我们的创作。但是对于锡伯族的这段历史，我们这些后人也并不能够完全熟知。当时的情况都是口耳相传的，后来有人将之用文字进 行记载，所以有些内容我们能够了解，而有些内容则随着前辈们的逝世而随之失传，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提问：请谈谈锡伯语文学的发展概况。

　　吴文龄：上世纪80年代，懂得锡伯文的人比现在要多得多，出版的书籍，一般都能够卖出三五百本，有的甚至达到1000本。但是后来情况就变差 了，年轻的作家大多都使用汉语进行写作了。坚持用锡伯文写作的也大多写诗歌，写长篇小说的很少。这是锡伯语读者变得越来越少的原因。现在锡伯文作品能卖个 百来十册就不错了，但是印得太少印刷厂又不让印，所以出版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国家给了一些扶持政策，情况可能略有缓解。但是，写作毕竟是一件非常孤独的 事，作家需要得到读者的积极回应。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要求青年作家大规模地回归到锡伯文写作中，是一件不大现实的事情。

　　(采访人：杨春、马金龙、张楠、王亚楠、杨金超、姜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