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耀敏:想做大，先做强

贺耀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大学出版社首先要做好‘三个服务’：第一是服务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第二是服务于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第三是服务于国家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通过自身的内涵式发展、裂变式发展实现实力的提升。

　　“关于出版企业的发展，我们有一种对‘大’的崇拜，但是，‘大’不一定‘强’，‘大’也不一定能够抗拒风险。”对于近年来出版人常常喊的“做大做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并不是特别认同。他说：“‘大’不应该是所有出版企业的方向，也不是发展的唯一道路。我们首先要有对‘强’的理解，对‘强’的追求。”

　　在贺耀敏看来，大学出版社的职责和功能决定了其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大学出版社首先要做好‘三个服务’：第一是服务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第二是服务于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第三是服务于国家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评判一个大学出版社做得好不好，首先要看它有没有做好这‘三个服务’。”

　　因此，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首要的是做好专业出版。贺耀敏告诉记者，像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规模都并不大，但其历史之悠久，成绩之夺目，令人赞叹。“我去年去剑桥大学出版社，觉得他们的规模实在可用一个‘小’字来形容，但他们介绍说，牛顿的书是他们出的，爱因斯坦的书是他们出的，李约瑟的书是他们出的，等等，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崇敬。”

　　贺耀敏认为，现在有一种集团化的压力，似乎出版企业没有集团化就不是改革，就难言成功。他不同意这种看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外延式发展，一种是内涵式发展，不能说后一种发展就不是发展”。他认为，对于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还是挖掘内部潜力，焕发内部活力，加大内部改革的力度，进一步适应市场的需要。

　　“在市场上，读者的需求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层次的。不同类别的出版社面对的读者群体也是不一样的。应该说，大学出版社服务的是一个小众群体，但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个小众群体实际上并不小。目前我国大学生的规模数以千万计，大学出版社倘能服务好这一群体，发展的空间不是很大吗？”贺耀敏告诉记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图书1700万册，这意味着每年有1700万人次购阅人大版图书，这样大的一个市场，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出版社不能想象的。

　　贺耀敏介绍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通过自身的内涵式发展、裂变式发展实现实力的提升。近年来，人大社原来的事业部扩充为分社，它们是独立的准主体，更有活力，发展得也更好。像该社的经济图书板块，10年前的规模约为8000万码洋，近年来该板块一分为四，包括了学术类、教材类、工商管理类、一般图书四个分支，总码洋已达3个亿，一个分社的体量达到了小型出版社的水平。“如果分社进一步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组建出版集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贺耀敏说。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强调内部挖潜，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效率和实力的提升。“长期以来，国内很多出版社都是粗放式经营，这是需要改变的。”贺耀敏说。

　　有一些大学出版社常常为与母体大学的关系问题所困扰，贺耀敏表示，这不构成人大社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大学出版社改制以后，已经不是以前人们所说的校办企业，而是独立企业，或者说是校属的独立企业。出版社的大部分员工不是事业编制，而是企业编制；出版社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向学校上交很多利润，能够把更多资金留下来支撑自身发展；学校不能以命令的方式把选题和书稿指派给出版社，等等。他也注意到，国内确有一些大学出版社受制于此一问题。他认为，很多大学对办企业并无经验，以行政的方式管理下属出版社，多头管理，决策层级增加，实在不利于出版社的发展。另外，大学往往缺乏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又不能从社会上引进这方面人才，发展自然受到影响。

　　对于出版社的现状，贺耀敏最感满意的还不是经济指标之类，而是他们网罗了更多高水平的作者，推出了更多高品质的图书。他告诉记者，最近该社将推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著作、著名学者汤一介的文集等，“如此有分量的作者选择人大社出版他们的著作，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我感到非常兴奋”。他还谈到，今年6月份他前往美国、加拿大访问，“在费正清研究中心最新的书目中，发现人大版图书有几十种之多；在加拿大的华人书店里，发现人大版图书也有几十种，这让我非常吃惊，也感到非常幸福”。是的，对一个出版人而言，看到自己出版社的图书在遥远的异国还那样受欢迎，能不感到满足和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