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 我厌恶一切帮凶文人

《身边的江湖》 《80年代的爱情》 《乡关何处》

　　野夫行走江湖多年，最近又出新书了，《身边的江湖》和《1980年代爱情》。我立即去买了回来。当初在飞机上看他的《乡关何处》，震撼又感动，看得泪水涟涟，路过的空姐停下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次，《身边的江湖》依然延续了他在上一本书中为亲友写列传的散文风格，那些人的命运轨迹依然让人唏嘘不已。不同的是，在看这本书时，我居然也笑了很多——野夫写他的朋友，有沧桑，有无奈，也有传奇，但更生活了，似乎你身边也有这么一群人真实存在着。而《1980年代爱情》这本半自传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为了让心爱的男人看见更辽阔的天空，一直拒斥爱情的故事。

　　采访野夫时，他很客气地回复我，还在德国，只能邮件采访。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篇文章。

　　性格决定了我

　　在很多时候的选择

　　深圳晚报：很多人觉得您是一个传奇。行走江湖半辈子，当过警察、坐过监狱、搞过出版、写过书，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您的命运轨迹，是否觉得是性格、选择造就命运？

　　野夫：如果人生没有宿命预设的话，那么命运则多半是性格造成。每个人平生都要面对很多艰难的选择，一念之善和一念之恶，都可能带来生死悲欢完全不同的后果。就像哈姆雷特式的选择一般，性格最终将决定其行动以及命运。而性格这个东西，一半是遗传，DNA的密码决定的；一半是后天的影响和教育。转顾半生，我自知性格决定了我在很多时候的选择——是不记功利得失的。如果自问站在了正确的一边，那也就可以笑对厄运了。

　　深圳晚报：您几乎在每一本书中都提到家乡利川的小镇，有老街、江水和吊脚楼。让人想起高密乡之于莫言，香椿树街之于苏童，是否作家都对幼时生活的地方和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以至于书写背景都建立在那里？对您来说，一直强调的土家族身份又意味着什么？

　　野夫：至少到我们这一代，还都是有故乡概念的。童年说着本土的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交往着熟悉的乡邻而不是互不往来的小区邻居。各自在一方文化的水土中浸润长大，对人和世界的认识都来源于那个母土。因此，当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写作者之时，他往往会以那样的背景地为他的文学舞台；这是经验世界的出发点，也是虚构领地的一个原生林带。小镇文学，几乎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坐标，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等笔下，也都经营着那样一个或真或幻的集镇。至于我，本身也成长于那样一个土家族小镇，我选择了父系的这样一个民族身份，是因为我喜欢古老的巴人曾经的烈性。巴国很早就覆灭了，但巴文化一直隐约在民间传承。

　　深圳晚报：我是在飞机上看的《乡关何处》，实在被震惊到，尤其写外婆的那篇，似乎外婆对您的影响最大？

　　野夫：确实是这样，我一生的教养来自于外婆的更多，情感上对外婆也特别深厚。她是民国初年读过一些诗书的女性，她的父亲又是留学日本学法科的那一批早期海归。外婆的故事，其实我远远没有讲述清楚。最近我正在整理我母亲的遗著——她写的关于她母亲(我外婆)的回忆录，我才从母亲的回忆里，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外婆一生的善良和苦难。

　　江湖气并非脏污的品质

　　深圳晚报：在您看来，江湖是什么？真正的江湖精神又是什么？在这种江湖精神的流传当中，是否随着时代变化也发生了变化？

　　野夫：我对此说过，江湖就是广大的民间社会，是廊庙“体制”之外的草根世界。真正的江湖精神，早在战国即已形成，墨子的言与行都赋予了江湖的核心价值观——扶弱抗暴，兼爱非攻。江湖不是被污名化的黑社会，也不仅仅是传说中的道门、帮会和社团。江湖是底层人民自治自立的世界，是传承古老道义且抱团取暖的弱者的生存门道。在一个完全体制化的时代，江湖精神当然会被挤压和削弱，也会发生一些与时俱进的变化。但根本上说，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真正根除民间社会“江湖”，也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其存在，甚至尊敬其中很多值得肯定的正能量和道义。

　　江湖气在我看来，并非一个脏污的品质。传统的江湖都是敬五伦——天地君亲师，重五常——仁义礼智信。当然，这样的江湖气，在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难免会受伤。如果一个人在他的青春坎坷中，都没有被打磨成圆滑世故的小人，那他肯定不会在知天命之年后，反而改变他身上的特质。

　　写作是偿还情感的债务

　　深圳晚报：能看出来，您在写作时有一种情感的节制，尤其写家人时，这是您在写作时刻意为之么？

　　野夫：写亲友故事，第一原因是情感的债务，你需要偿还。每个人都是母生父养的，都会在亲人远行之后留下万千遗恨和遗痛。尤其我们这一代的上辈，更多都是血泪斑斑的生涯。你不把他们写出来，他们就像不曾来过今世一样，无辜地消亡在时光背后。第二个初衷是为了历史，历史多数时候是帝王史政治史，是被篡改和遮蔽的宏大叙事。但真正的历史，却是万千平民的生活史，没有这样一些家族故事，我们根本无法窥见这个时代的来历。那这样的写作，不仅仅是我私人的抒情回忆，是对家国历史的一种检讨和审视，我当然需要节制个人情感，需要以更加理性的视角，来打量一个世纪的变迁。这是对自己情感压抑的救赎，也是对被淹没的国史的一种揭示。

　　深圳晚报：写身边的人其实很难写，想起来前几年读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也是写身边的人物故事，但是吴的感觉有点小温馨，像冬天的火苗，唏嘘的同时更多留下美好，但看您的文字，却像是冬天里凛冽的寒风，个个是行侠，倔强、孤独又悲壮，始终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我理解还是时代的差异造成这种区别？

　　野夫：吴念真先生是彼岛的文学前辈，是我尊敬的作家。四川学者李亚东也曾经拿我去和他进行比较，我和他的共同之处是，都写了一批身边的草根人物，都以真人真事来让人感动。但毫无疑问，看起来我笔下人物的命运似乎更为惨烈。这种差距实际来源于故事的背景地的不同，即便在彼岛的戒严期，社会也并无那么多可怕的运动等等……

　　纪念那个干净和纯情的岁月

　　深圳晚报：《1980年代爱情》您是写于十年前，却在十年后的异国他乡修改，请问再次修改重新看那时的文字，心境有什么不同？

　　野夫：这个故事压在心头更久，十年前写的是剧本。因为电影脚本的限制，只需要对话和动作，是无需任何描写议论和抒情的。那是第一稿，自己本不满意，因此一直放着发酵。十年的沉淀，青春渐逝，在异国他乡重温这个故事时，依旧发现它的美好。于是决定改成小说，让自己淡定地娓娓道来，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年华。我增加了更多的细节，更多80年代的时代痕迹。

　　深圳晚报：《1980年代爱情》让人想到几年前很火的《山楂树之恋》，只是因为那个年代你们正年轻？

　　野夫：无论是山楂树的60年代，还是我的80年代，毫无疑问都迥异于今天。应该说这两个年代，也并非完全美好的年代，尤其是60年代。至少对我来说，那是我的青春，是一个值得我追忆和祭悼的时代。我在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但我心中同时是在纪念那个干净和纯情的岁月，以及我们那一代曾经的奋斗和牺牲。

　　深圳晚报：您下面还是会继续写“江湖”人和事吗？或者您是否有长篇情结，以后写一本以利川小镇为背景的小说？

　　野夫：我的江湖故事还装着太多，都会在未来慢慢写出。同时，我也是在写一个利川小镇背景的长篇小说——这个会更沉重，也更有意思吧。

　　愿与天下真与善男女杯酒订交

　　深圳晚报：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到您提过对母亲当年自我结束生命的选择理解，是让您前行的一种方式，这个似乎和丽雯的拒斥爱情让关雨波前行有点类似，请问现在是否认同书中的那句“不要为路边的花停留，沿着你的道路向前走，鲜花将不断开放”这句话？以您现在的心态看，还会做出关雨波的选择吗？

　　野夫：这个问题，是真的难以假设。每个人一生都会错过很多情缘和机缘，你无法将走过的人生重新回头再走一遍。甚至更不能去假设如果如果又将如何，爱情是梦话，生活是绳扣，一个可以塑造完美爱情的作者，却未必能解开全部现实生活的绳扣。

　　深圳晚报：从您的文字看出，您很敏感，家族观也很重，但是您也很赞同朋友对您“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这一评价，很容易理解“一流的朋友”是“江湖气”，但“三流的丈夫”这一说法跟您很浓的家族观有点矛盾？

　　野夫：家族观和婚姻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家族是血缘关系，是不能选择的注定。婚姻是水缘关系，是无数种选择的可能。家族遗传的是血，婚姻交流的是水。一个家族观浓厚的人，并不一定是婚姻观最注重的人。

　　深圳晚报：可以谈下您现在的生活方式大概是怎样？交友呢？

　　野夫：恶习如故，失眠好酒。至于交友，一向是愿与天下一切真与善的男女杯酒订交。

　　深圳晚报：单从文字来看，似乎您的兄弟很多，实际生活中您的女性朋友应该也很多吧？您怎么看待婚姻？

　　野夫：实际上还是哥们多。婚姻嘛，是多数正常人应该走的人生程序，但没有也不是过错。有过了的可以再有，也可以不再。戏改老话说——有则加勉，无则改之。不改也不违法。

　　深圳晚报：您很喜欢沈从文、王朔，理由是什么？您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野夫：沈从文先生是我们那个文化故乡的先贤，影响了我最初的文学品味。王朔是很真实且很有立场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还很好玩。我喜欢很多作家，我不是那种文人相轻的人。我不喜欢的作家，那就不是相轻——多半就会是厌恶，我厌恶一切极权的帮闲和帮凶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