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进步与艺术调整

　　中国当代社会正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造阶段，中国当代作家应与这种中国当代社会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相适应，主动地承担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进行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努力把个人的追求与社会的追求融为一体，在人民的进步中实现艺术的进步。但是，中国当代文艺界却存在一种与中国当代社会即将迎来的自主创新和创造阶段很不相适应的创作倾向，这就是作家何建明所指出的，中国当代文艺界严重缺乏提气提神的文艺作品，不少作家不是理直气壮地把握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并在沉重生活中开掘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而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视而不见，无限放大中国当代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夹杂着一些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的畸形发展，但却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这种历史进步正推动着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如果中国当代作家置身事外，看不到这种历史进步，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并勇立历史潮头唱大风。何建明在尖锐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界那种以偏概全的创作倾向时明确地提出，中国当代作家不能把个人的狭隘心态凌驾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上，应当看到中国当代社会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并力求生动地表现在这种变革中出现的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的风采。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在尖锐地抨击西方一些有身份的文学批评家对待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严重傲慢与偏见时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反映当代中国和中国人实实在在的进步和发展，并对中国伟大文化深刻理解和热情赞美。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作家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是，不少作家却普遍缺乏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甚至认为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过是外加在作家身上的负担而已。这是一种亟待克服的偏见。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中国当代文艺既不能在发展中作茧自缚，也不能在纷乱中迷失自我，而是在世界文艺发展的格局中把握中国当代文艺的前进方向，即不仅在大胆吸收外来文艺的有益养分的基础上努力克服民族文艺的狭隘局限，而且积极推动民族文艺融入世界进步文艺中并为人类文艺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中国当代历史转型阶段，中国当代作家的艺术创造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在中国当代文艺界，那种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文艺观是很有市场的。有的作家甚至认为，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越土越洋，越洋越土。这是偏颇的。这种将中国当代文艺当作一个封闭自足体并陶醉其中的人无疑是井底之蛙，必将为人类文艺发展所抛弃。在世界当代文艺发展的格局中，如果一个民族的文艺要在世界文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对人类文艺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就是说，越是对人类文艺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民族文艺，越是世界的。这是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因此，中国当代作家应积极适应中国当代社会自主创新和创造阶段，与时俱进，创造出对人类文艺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民族文艺作品。否则，中国当代文艺将很难成为世界当代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族的文艺没有推动世界文艺的有序发展，就不可能在世界文艺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一个民族的文艺始终都处在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那么，这个民族的文艺就不可能真正跻身世界文艺的先进行列，甚至还会与世界进步文艺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就是说，一个缺乏真正创造的民族文艺，不但不可能完全跻身世界文艺的先进行列，而且迟早将被历史发展所抛下。中国当代文艺界提出中国当代文艺走向世界这个方向就是承认中国当代文艺在世界当代文艺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够显著，或者中国当代文艺只是世界当代文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不是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在世界当代文艺以外。至于那种以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艺都是世界文艺的一部分而无需走向世界的论调不过是甘居世界当代文艺的边缘而已。这就是说，中国当代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在直面现实和解剖现实时不可缺少这样两个品质，一是充分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即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的独特贡献，二是充分地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即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中国当代作家比较关注当代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并在世界文化市场上产生影响。但是，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却不是主动地开拓世界文化市场，而是被动地卷入世界文化市场，极少数作家甚至逢迎西方世界那些有损民族尊严的偏见。这些作家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的。即使暂时有所成功，也终将在历史上站不住脚。

　　中国当代有些作家之所以不能适应中国当代社会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首先，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在中国当代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中不是自觉地抵制和批判这种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而是甘居社会边缘，甚至躲避崇高，自我矮化。本来，中国当代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产物，而不是文艺在社会生活中应有位置的真实反映。但是，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却不是抵制甚至批判这种中国当代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而是顺应这种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甚至主动放弃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责任担当。这不但不能有效地抵制和批判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而且难以有力地促进中国当代社会和谐发展与全面进步。这是极不利于中国当代文艺有序发展的。因此，中国当代作家应该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列，自觉地承担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并在尽心尽责中推动中华民族文艺乃至世界文艺的有序发展。其次，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割裂了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文艺的批判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这就是说，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有机统一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鲁迅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时认为，作家不仅揭示真正的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批判罪恶，肯定真正的洁白，即“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参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页。)而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则停留在拷问罪恶上，而没有继续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他们在沉重生活中往往被那些貌似为民谋利、实则欺世盗名的所谓英雄人物所迷惑，不能开掘出真正的洁白。在中国当代社会，各地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有些地区非常发达，有些地区则欠发达。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在社会浮躁中沾染那种嫌贫爱富的不良习气，不能超越地域限制，往往在发达地区寻找中国当代社会未来的真正的人。即使在发达地区寻找中国当代社会未来的真正的人，中国当代作家也不能以表面的洁白代替真正的洁白，而是剥去表面的洁白并在沉重生活中开掘出真正的洁白。再次，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在世界观上是有矛盾的。21世纪初，有些作家在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这种现象即作家们在表现消极、落后、阴暗、丑陋的时候，得心应手，很有感染力，也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但是作家写光明、温暖、积极、进步、向上的时候，功力普遍不足，哪怕是写真人真事，也容易让人指为虚假写作。这种创作现象虽然反映了一些作家艺术表现力的缺乏，即不能将真善美东西表现得真实感人和一些人接受心理的畸变，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作家世界观矛盾的产物。有些作家的历史观与价值观是矛盾的，在历史观上，他们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邪恶的横行是历史发展难以避免的；在价值观上，他们还是痛恨邪恶横行的。因而在文艺创作中，这些作家虽然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不够坚决和彻底，有些羞羞答答，对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未来还是半信半疑的。如果这些作家深刻地认识到邪恶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身，就不会陷入这种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矛盾。还是这些作家在理论上不够彻底。

　　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国当代不少作家与时俱进，进行了艺术调整。这些作家深刻地认识到作家不能始终局限在自我世界里，否则，就会丧失对社会的思想能力，甚至堕落为社会的弃儿。这些作家超越自我世界，自觉地把个人的追求同社会的追求融为一体，在人民的进步中追求艺术的进步。这些作家超越狭隘的自我批判，自觉地把自我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有机统一起来，在时代的进步中追求艺术的进步。这些作家虽然深刻地感到美学要求和社会要求的矛盾、文人趣味和人民趣味的冲突，但是，他们没有搁置这些矛盾和冲突，甚至在非此即彼中趋向极端，而是辩证地把握这些矛盾和冲突。在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作家不是汲汲挖掘中国当代社会一些基层民众的保守自私、固步自封的痼疾，而是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勇立历史潮头唱大风，力争成为中国当代社会进步的、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