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翻译家陆谷孙：“一个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一部1500万字的《英汉大词典》自出版以来，发行海内外，影响难以估量，这是中国学人独立研编的词典。其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就是主编陆谷孙先生，他被学界称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具有最高水平的英语学者”。

　　他早已过退休高龄，本该颐养天年，却毅然决定开始编纂又一部巨著《汉英大辞典》，“苦莫苦于多愿，悲莫悲于精散”，新工程已经开始。

　　当然，陆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仅限于此，他还是莎士比亚研究的专家和“双语翻译”，他的译作活泼而准确，且能英译中、中译英。作为复旦大学的杰出教授，至今还在教本科，带博士生，还在批改作业。令人称奇的是，近年来，他的业余产品极丰富：译作《一江流过水悠悠》、《生活曾经这样》、《胡诌诗集》、《英美现代散文选》、《毛姆短篇小说》和论著《双语辞书编撰特性之研究》一部部问世。他似乎又进入了一个黄金期。日前，我满怀敬意来到他的府上，我们的话题也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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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父亲合译都德小说

　　作者：您今年已七十多了，又是教学，又是著译，还要编词典，为何有如此大的干劲？

　　陆谷孙：我很喜欢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那句话：“过去的仅仅是开场白而已。”人活一世，草活一秋，既然您来到世上，总得给人类留下点什么。所谓象负千斤，蚁负粒米，人要尽力，我能教学、能翻译，应该把自己的一切与学生和读者分享。

　　有人称我是学者，我不太愿意，我称自己是知识分子。我觉得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不同点是：他是一个倔强的、绝对的个人，他对社会现实总会有些批判态度，这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实际是两个任务：一个是钻研自己的学问，传道授业。另一个方面，不能对社会很多不和谐的情况熟视无睹，默不作声。所以，我既然戴了“终身教授”的帽子，理应终身对学生不离不弃。

　　作者：您的父亲陆达成也是位翻译家，您有今天的学问，这与您的家学应该有关系？

　　陆谷孙：怎么说呢，我们家里不富有，父亲到上海进入中法学堂，只是一个中等学校，毕业后就入了商场，他的学问基本上靠自学积累，后来竟成为比利时人的主要翻译。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从小要背书，要练字。有一点很高兴，每天晚上可听他讲法国的故事，从情节性的《基度山伯爵》、《三剑客》讲起，后来讲“银烛台”(即《悲惨世界》)、《最后一课》等。听完故事，我们几个小孩就会跑到园子里去演。另外，道德人品方面，强调规矩，做人要正直。对财富的看法：“小富可，大富则不敢也，”这一类的观点深入我的脑子。我只要书念得好，他马上买一本《辞源》什么的大书题字作为纪念。

　　作者：前年您和您父亲陆达成合译的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集《星期一的故事》再版。您专门写了《我的父亲》一文放在卷首。这“父子同译”是否了了您的一段情结？

　　陆谷孙：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父亲在中科院哲学研究所从事法译汉工作。当时为中国的青少年读者译出都德短篇小说集《星期一的故事》，先后译成了10篇爱国故事，出于主客观诸多原因，后未出版。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朋友偶然见到了我父亲的译稿。朋友见父亲大人一笔一画蝇头小楷誊抄功夫十分感慨，遂建议我续译。因我不熟悉法文，朋友又从施蛰存先生的藏书中捡出英文版借我。经历了如此两次翻译，我怕出错，就请来多年好友、翻译家周克希，对照法文原著，将自己这部分的译稿逐句比照审订，这才放心地将与父亲合译的文字拿出来出版。为读者奉上正确的译本，该是件高兴的事。

　　甘为词典当苦工

　　作者：说到您的成就，主编《英汉大词典》首当其冲。您不仅是它的主编，而且还主持了《补版》和第二版。18世纪的英国文豪塞缪尔·约翰逊称词典编纂为“无偿劳作，虽成无荣”，称编词典的人为“无害的苦工”。我想，您对这些话是最有体会的。

　　陆谷孙：说实话，其实我是没办法才开始编词典的。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打三反”中，我被指责是“裴多菲俱乐部”一员而被变相隔离在学校。放出来时，说问题没有结论，要不要给您戴帽子，在群众手里。于是我被派到新英汉词典组，后来到了《英汉大词典》编写组。这一编竟是30多年。

　　如您所说，词典编纂是一项极为枯燥的浩大工程。陈原先生就曾问我：陆谷孙，您晓得欧洲要惩罚一个人用什么办法，就是把他发配去编词典，您怎么会编得这么来劲。我说，因我编出了乐趣。

　　词典编纂，在他人看来可能枯燥乏味之极，但我却一直保持着一种“找乐子”的心态，因为我对世界始终抱有好奇心，语言文学以外的东西都愿意学一点。正是从这出发，我有了好心情。所以后来我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

　　当然编这本词典，您肯定要作牺牲，一不出国，二不兼课，三不另外写书，直至1991年，《英汉大词典》大功告成，全书4203页，计1500万字，我才痛快地睡了一觉。

　　作者：我知道，《英汉大词典》出版后的16年中，成为同类词典中最具权威性、使用率最高的英汉工具类图书。

　　陆谷孙：令人高兴的是，它还成为联合国必用工具书之一。联合国前首席英文翻译斯蒂芬培尔曾说过这样的事，他在收到来自中国的报告中，常常发现不少错误。有一次，他有点不解地说道，“其实，中国有如《英汉大词典》这样规范的工具书，联合国翻译一些字句时都要参考这部词典，中国人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它呢？”

　　与时俱进，语言是随时间和环境不断变化的，修订成为词典的必要工作。2001年，我已过花甲之年，本该休息了，但我诚惶诚恐，一直怕词典有不当之处，所以依然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签下了主持修订《英汉大词典》的协议。这样又是6年，2007年《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与公众正式见面。《英汉大词典》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殊荣。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们有多少编委、编辑、和编撰者为之日夜奋斗。所以我是“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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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诵莎翁作品传为佳话

　　作者：在学界，您是公认的“英语大师”。1990年朱镕基出访香港、新加坡等地，您担任首席翻译。在香港，您还和总督对背莎士比亚作品？这件事至今传为佳话。能说说吗？

　　陆谷孙：外面传得有点神了。其实，我只是参加了次正常的外事活动。1990年，时任上海市领导的朱镕基出访香港、新加坡等地，有关方面让我担任首席翻译。朱镕基在一次酒会上说了一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很快将意思翻译出去，并且补充道：“他的这句话，出自中国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随之，又介绍了王羲之和他的《兰亭序》。使在座外宾充分理解他的话意。接着总督讲话了，期间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剧中的话。我是研究莎士比亚的，熟悉莎士比亚的戏剧，我翻译后，顺着总督的话将同一段后面几句用英语背给他听，总督大为惊讶和赞叹。回沪后，朱镕基在干部大会上夸奖道，“我这次出访，带去的翻译水平不得了，与香港总督对背莎士比亚作品。”这是朱市长对我的夸奖。

　　诚然，那些涉及国家名誉的事我义不容辞，比如，上海申请世界博览会的申请报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市里邀我听取意见，我十分认真，逐字逐句进行校阅，毫不含糊地对翻译不太准确的地方提出了意见。由美国作家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我也乐于当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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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女儿家感觉是客人

　　作者：我知道您的夫人和女儿早在美国定居，为什么您仍然留在国内？

　　陆谷孙：我留在国内，千万别误会这是我的“高尚”或什么，那与政治无关，完全是故乡的声色和山川草木对我的吸引。

　　我喜欢留在上海，可能是农业文明对我的熏陶有点关系。我4岁回浙江余姚，11岁再出来，这几年正是形成人的性格很关键的几年，那些年我跟我表哥两个砍竹子做装蟋蟀的小筒，抓蟋蟀、斗蟋蟀……一到秋天就能听秋虫的声音，我在美国听到秋虫的声音就会马上想到余姚，所以在美国呆不长。这就像杨绛先生讲的“一个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或者是捷克作家在布拉格之春后写的：“我不能离开布拉格鹅卵石的街道，和走过这条街道所有苦难的灵魂。”这两句话，非常准确地描绘了我的心境。

　　说实话，到了那边真有很多不便，我不会开车，上一次书店，理个发，都要求女儿帮忙。女儿家里不能抽烟，抽烟要躲到车库里去，车库没有暖气，冷得要死。我是自己家的主人，在女儿家就感觉是客人。那边亚洲的、中国的新闻太少，我有点憋得慌。

　　不管怎样，回来感觉亲切。回到这儿，自己多少还有些用处，特别是对于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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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程”规模超《英汉大词典》

　　作者：您说“一腔老血还会激动”，这一激动，又激出个新工程，据说您目前正在编纂《汉英大辞典》，其规模要超《英汉大词典》。

　　陆谷孙：这是1991年，我刚编完上海译文社版的《英汉大词典》，在香港遇到了喜好向洋人介绍中国文字的安子介先生，安先生说：您英文好，不搞汉英可惜了。林语堂、梁实秋他们英汉、汉英都搞过，您为什么不搞？我的虚荣心被刺激了一下，便生发了编写一部汉英词典的念头。我多次出入海外华埠的书店，也发现读者对英汉词典的需求，远远低于汉英，心想，若继英汉之后真能编出一部汉英，也算是件好事。安子介先生尤其希望一部汉英词典除为汉语读者服务外，对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会有益有用。我这才定下了音义之外，形训兼顾的原则，就是用最简英语说一说汉字何以写成现在这模样的故事，除了古文字源，百姓俗字源也可兼顾一点，如“寶”字就是“屋顶下面有钱币和玉器藏于缸”(书中自然用最简英文写出)的意思。使外国读者也喜欢。

　　于是我不自量力地暂时给这部汉英词典起了个书名，叫做《大中华汉英词典》(The Greater Chin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这部汉英词典拟收单字、词、词组及词化成语等18万条以上，估计总字数在1600万字左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采访手记

　　“志虽美，达不易”，陆谷孙先生明知编词典是同样苦煞编者和出版人双方的项目，也许“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说，前脚已迈出，他将不会回头，并表示，“要做得比较圆满，也算是对读者，对母校的一种报答，只是非花大工夫不可”。

　　一个自称是知识分子的教授，他不仅以学识，更以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担当，反映了中国学人的真诚和坦荡，陆谷孙先生可谓传承代表。在沟通中外语言上，翻译是辛勤的架桥者，陆先生锲而不舍、奋进不止，甘当架桥人，我们向他致敬，并盼望《大中华汉英词典》早日问世。

　　相关链接

　　陆谷孙，浙江余姚人。1965年复旦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现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1970年参加《新英汉词典》的编写，1976年起，主编《英汉大词典》及其《补编》和第二版。著有《莎士比亚专辑》、《莎士比亚十讲》、《双语词典编纂特性之研究》等学术专著。译作有：英译汉《幼狮》(上下卷)、《钱商》(合译)、《二号街的囚徒》、《鲨腭》、《星期一的故事》(合译)、《一江流过水悠悠》、《生活曾经这样》、《胡诌诗集》、《毛姆短篇小说》(合译)等；汉译英《明式家具》、《清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