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长篇小说《红月亮》——在呈现与遮蔽中行走(桫椤)

　　如果只从故事或情节上把握胡学文的长篇小说《红月亮》，将是莫大的偏见。在以传统现实主义为训练场培养起来的社会阅读背景下，作者选择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是需要勇气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他对文学秘境的执著探寻。事实上，小说的创作一直是在呈现与遮蔽的矛盾中进行的，作者会通过文本告诉读者一些什么，而这些呈现的东西更多地体现着作者所坚持的一种写作伦理，它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而如何实现这种呈现，则是体现技巧的地方。矛盾的地方是，作者所进行的呈现往往要通过遮蔽的形式来实现，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欲说还休，那种文本对内容的百般刁难，才是唤起读者审美的地方。基于这种叙事追求，胡学文的《红月亮》再一次告诉我们，当我们谈论内容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谈论经验；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了叙事的形式，我们才是在谈论艺术。

　　《红月亮》讲述了两个不同的故事，它们之间甚至没有必然的关联。夏冬妮的父亲受冤而死，母亲发誓要为父亲洗冤，然而却走到了一条不被人理解的路上。夏冬妮跳河救人，她的照片被记者登上了报纸，但却遭遇了母亲的痛斥。这些变故让夏冬妮患上了撒谎恐惧症，即她不能说谎，一说谎就会有强烈的情绪和身体反应。她想尽各种办法试图改变自己，包括请心理医生治疗，但是症状反而越来越重。生活中的人出于某种原因让她做一些不真实的证词，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她成了众人眼中的异类。丈夫杨开顺携公司的巨款消失了，一个离婚的男人毛安出现，夏冬妮在汪洋中看到了一根稻草。而事实是，毛安虚构了他的身世，也虚构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毛安歇斯底里地蹲在窗台上表演，夏冬妮的胳膊勇敢地向前推了一把。而在另一个故事中，记者赵潇潇在书城中搜索新闻线索，不卖盗版书的书店老板马丁引起了她的关注。马丁的身世坎坷，一个叫秃头的人似乎握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秃头以此要挟，想从他以及他的妹妹那里得到好处。书店的店员与马丁相好，但马丁面对威胁只能将她拱手相让。马丁的目标就是摆脱秃头，而他将希望寄托于赵潇潇身上……

　　纵然作者的故事讲得酣畅淋漓、有声有色，或者讲得凄婉而迷茫，但是他无法改变故事不是小说最主要的内核的事实。《红月亮》在章节的安排上既已显示出与众不同，采用了写夏冬妮的《红月亮》、写马丁的《蓝云朵》和记录某种有毒草药药性的《药典》三个标题循环往复的样式；《红月亮》标题之下的标注则以采访的方式试图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况且采访地点位于“××女子监狱”，此即指出主人公夏冬妮已经入狱服刑，她入狱的原因不是她不能说谎，而是她识破了毛安的骗局之后将他推下了楼。我们是否可以想深一步，是真实、坦诚将伪善推下了楼？假如做这样的设想，则小说的寓言性大大增强，一个不能说谎的人，终究以身陷囹圄的方式求得真相。而《药典》章中记载的兼具良药功效的不同毒草药是一种阴沉的暗喻，情欲有毒，世俗的道德可以是毒物，真诚或者真相似乎也可以有毒，这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想法：毒与不毒，只看用在何处。马丁有向善的想法，但是现实对他的反制逼迫他只能铤而走险，好在还有感情能够给他一线生机。将这些碎片编织在一起，我看到了很多按照正常单线条叙事所不具有的张力。透过小说，可以知道作者对生活的感觉很复杂，因此他选择多重的叙事手法以准确表现自己的感觉，丰满的语言质感占据着阅读的全过程。

　　小说的创作事实上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素材、选择背景、选择视角、选择语词等等诸如此类。《红月亮》的选择实际上同时还是一个舍弃的过程，舍弃了那些上述呈现和遮蔽都不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作者的难处：与呈现不一致的东西就是遮蔽，选择呈现必然要回避遮蔽，选择遮蔽必然要回避呈现。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功力让作品出现了矛盾几方“双峰并峙”的局面，毛安是作为夏冬妮的反面出现的，要呈现毛安的恶，作者没有选择回避夏冬妮的诚实与善良，没有选择此消彼长，而是让二者在相互角力中逐渐叠加，最终达到了“红”、“蓝”、“毒”三者成为互相牵制的局面。由这三个字，我忽然想到了军事演习中的角色，我们是否可以再做一种可能的想象：红方的主帅是夏冬妮，蓝方是马丁，毛安则是一种为了一己之私、不停地背叛自己所属阵营、哪一方都视其为叛徒的毒物。《红月亮》或许就是展开一场预设的纸上演习，这场演习不是史诗性的战争，它只是在推演现实中一些细碎的观念发生碰撞的可能性。

　　《红月亮》中的人物众多，但他们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在自己所占的位置讲述自己的角色。这种角色划分体现着作者的主体性，在纷繁的、多元化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背景下，选择这样一些符号化的人物，阐释着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表达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西方一直存在所谓现实主义小说的“灭亡”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的观点，目下我们的时代也已经不再是那种单一的价值观念所主宰的时代。《红月亮》将现实中矛盾各方的共生性存在再次预示为征服性的对立，表达的其实不是现实的可能性，而是作者内心里的朴素愿望。没有人希望杂乱，但是现实又不简单。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是小说张力的源泉，而这种张力常常是通过人物来实现的。我始终不能忘怀夏冬妮说谎时的窘状，那似乎是每一个善良、正直、简单的人都会面临的尴尬。这样的性格塑造明确了夏冬妮的身份定位，即这个形象是一个反讽性的人物，她在面对其他大多数人时表现出了愚钝的一面，即当大家都说谎时，她却不能。她的悲剧表现的是人性的悲壮，但是同时又是人生的悲剧。我们看到在时代的大路上，世俗的卡车载着顺从它的人，却从坚守理想的人身上碾过。望着卡车载着人、轧着人绝尘而去的背影，我们的心头五味杂陈。

　　帕慕克说过：“灵魂，是小说家努力毕生想传达的一种特质。只有当我们能够将这个奇怪而令人迷惑的任务归入适当的范围时，人生才会幸福。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都不是源自生活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在我看来，灵魂这东西，只能在小说里找到。”作者在《红月亮》里赋予那些人物的一举一动以不同于文本表面的意义，是因为他深信，生活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的表面上的差异性，并不能够代表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本质是那些人的灵魂。人贵有灵，无论恶的还是善的，无论高贵的还是卑贱的。他们的意义，是我们赋予的，而不是生活本身赋予的，一如《红月亮》里的这些人、这些事。

　　(《红月亮》，胡学文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