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铁凝的女性现代性话语——对日常生活社会化的反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0月08日15:50 来源：中国作家网 荒林

　　在前现代中国，女性的生活空间囿于日常生活领域，现代的开始，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即是走向社会生活领域的开始。激进的社会革命以社会改造的方式，在新中国建立的同时，将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到与男性平等。女性从此拥有社会生活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然而，缝合这两个领域的现代体验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无疑是十分艰巨的工作。分裂和对抗的情绪不时从不同作家的文本中流露出来，铁凝则在她的系列文本中，寻求缝合和抚平这两个不同领域经验的可能。铁凝对于女性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互相渗透、界限模糊，和女性于两个领域角色难以界定的复杂状态，进行了深入表达和深刻反思。铁凝文本的现代性特征，和铁凝对于女性现代性话语的探索，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贡献了重要思考：女性的政治承担、母性原始力量的开发，女性参与社会竞争的怨羡与原罪，等等，铁凝和改革开放同步的创作，与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共脉搏，以女性现代性的复杂性再现了当代女性生活的复杂丰饶。

　　第一节       

　　文学现代性与女性现代性经验

　　“现代性”是近年来学术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它所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相关的理论学说也包含许多方向和派别，其本身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现代性的确切定义却并不清晰，其内在的复杂含义更是需要系统阐释的。詹姆逊就反对对现代性进行定义，而是宁可对现代性进行描述。“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不是哲学或任何别的概念，它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叙事类型。现代性，只能意味着现代性的多种情景。”[[1]] “现代性”一词从17世纪开始在英国流行，与传统的循环轮回式的时间观不同，它代表的是一种直线向前的、指向未来的、不可逆转的新的时间意识。这一时间意识首先体现在人们对现时的关注和把握上，波德莱尔就将现代性定义为“现代性，就是那种短暂的、易失的、偶然的东西，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内容是永恒的、不变的。”[[2]]深受波德莱尔影响的卡林内斯库认为的“现代性”观念强调了“现时”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区分，强调要在“现时同过去及其各种残余或幸存物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性中，以及在现时对未来的种种允诺中”[[3]]去理解现代性。这种时间感受是对过去的告别和对未来怀有期待。这也正如黑格尔的论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和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4]]在历史的前进中各种可能性都能在未来实现，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性在未来就有可能是一个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西方社会理性化的过程。在这种理念启发下，哈贝马斯将“现代性”概括为一种以理性为基础，以个体自由为标志的现代性方案，它呈现了一种有待实现的社会状态，一个社会、制度、文化各个方面符合理性规划的合理化状态。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这一现代性方案并未真正实现，相反的在其发展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弊病。这种现代性困境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我意识和乌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使自主性变成了依附性，使解放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5]]对理性的崇拜和对个人主体性的张扬是现代性理想自身具有的内在冲突。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相互依存的还有现代性自身具有的反思性。在吉登斯看来，对自身不断地反思是现代性特有的动力机制之一。这种自始至终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声音恰恰体现了现代性的精髓，这种悖论性的存在才使得现代性能够不断自我修复、维持和更新，不断获得动力，向前发展。

　　现代性既作为一种独特而又复杂的强大历史进程，“它的物化成就清楚地体现为民族——国家、主权与疆域、工业主义、高度的技术物质文明、经济体制与秩序、行政组织、法律程序等等。”[[6]]同时，现代性还展现出某些独特的气质和禀赋，从人文方面讲，要在现代性视野中来考察文学，思考现代性的内在特性似乎更为重要。“不管是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方案(哈贝马斯)，一种态度(福科)，还是一种叙事(列奥塔)，都表明了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精神品性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7]]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将现代性的整体特征概括为断裂性(discontinuities)，认为断裂是现代性作为自身得以成立的动力，它的制度性维度、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方式也都是与历史传统断裂开的。现代性促使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偏离传统的转变，然而与之相比较，中国社会在经历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的断裂性更为突出。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的”[[8]]，这表明中国是在外力胁迫下被动接受现代性的进入，所以当现代性一词被引入时，必定会使中国经历一场现代与既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与秩序的冲突之战。中国在寻求西方的现代性道路上，不断地追赶西方现代文明，同时又急迫地与自身历史传统断裂，这其中，“断裂”的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更为突出和明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理解“断裂”及与之相对应的“连续”是理解文学现代性真实含义的关键：“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了历史断裂的鸿沟。”[[9]]文学现代性的这种双重含义的阐释，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中，呈现为女性日常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双重经验体验的连续与断裂，及其试图抚平的现代努力。

　　在前现代中国，女性的生活空间囿于日常生活领域，现代的开始，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即是走向社会生活领域的开始。激进的社会革命以社会改造的方式，在新中国建立的同时，将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到与男性平等。女性从此拥有社会生活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然而，缝合这两个领域的现代体验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无疑是十分艰巨的工作。无论是接受、对抗还是持平，女性现代经验与传统经验之间关系都非常复杂。而与男性之间的关系，由服从到平等，势必引发空前的紧张竞争。“自中世纪以来，……渐渐地，对于男人，首先是对城镇里的男人而言，私人空间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部分：家，女人们的生活限于其中；私人的工作场所，如车间、店铺、办公室和工厂；私人聚会和休闲场所，如咖啡馆或俱乐部。”[[10]]显然，在那个时代，家庭是男性私人空间的一小部分，而对于女性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她们全部的生活空间。可是，“到了现代，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1]]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私人生活与男性一样被社会化，尽管事实上在社会生活领域女性并没有获得与男性真正同等地位，但在话语领域和意识形态空间的造势，使女性的日常和私人生活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安宁稳定。女性在被社会化的过程，几乎不能不参照男性先例，这使她们的现代性体验加倍复杂，甚或为丧失女性气质或者模仿男性气质感到两难，难以找到身份定位。在文学想象中某种全新的组合或有可能，解决困境的勇气来源于尝试，也需要矛盾碰撞和变通、兼容。铁凝的文本的意义恰恰在矛盾碰撞和变通、兼容之间展开。她回避了一切诗意，执着于复杂性，直面世故，并怀着一种真淳信任时间——现代性提供解答。或如《玫瑰门》所期待，被社会化的女性代际相承，不断修正自身，终有可能叩开幸福之门。

　　第二节       

　　原始母性的现代意义——《麦秸垛》

　　从“三垛”开始，铁凝通过对女性体验的书写，解构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和道德原则，显示出女性作家以独立的女性意识参与历史叙事的欲望和能力，标志了女性写作的性别自觉和历史意识的觉醒。在《麦秸垛》中，铁凝将女性视为一种文化载体，塑造了民族母性文化的原型——大芝娘。荣格认为在人的无意识中，有些心理经验，是人类世世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积淀，是人类所由来的精神之根，我们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它是西方原型批评的理论基础，在文学创作中，这种无意识表现为原型。原型是一种积淀着文化因子的文化意象，它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它是一种约定性、稳定性的意蕴，这种意蕴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12]]母亲原型就是这些原型中的一种。

　　在《麦秸垛》中的大芝娘身上，开阔和蒙昧的东西交织在一起。“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释放着。她身材粗壮，胸脯分外地丰硕，斜大襟的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对肥奶。每逢猫腰干活，胸前便乱颤起来，但活计利索。”[[13]]她似乎重新唤起我们对母亲最原始的记忆，勤劳善良，充满生命的能量。但当她对离了婚的丈夫说“我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并果真生下了像一棵大白菜一样瓷实的大芝时，我们似乎又眼睁睁地看着大芝娘一头跌进中国封建伦理的女性悲剧之中，沦为生育的工具。然而，在小说的叙事中铁凝并没有就此将大芝娘定论为一个勤劳善良、含混麻木的传统女性。她没有像祥林嫂那样在痛失孩子的时候到处找人诉苦，而是把自己关起来之后又出来做活儿；她在听说城里吃不饱饭的时候把结婚三天就离开他的丈夫和丈夫一家接进村子，还把他们的照片放进家中相框里；她接受了花儿走后被撇下的五星，并尽着母亲般的关怀，让五星在她温厚的乳房下体会到了慈爱；她接纳被陆野明抛弃的沈小凤，并支持她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铁凝没有将大芝娘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封建愚昧文化的牺牲品，而是在她身上强调女人的延续着生命的母性，追寻母性的现代意义。这也正如铁凝自己所说的那样，“你认为她们很麻木，实际上可能是你的自作聪明，那可能是乡村女性的大智慧，或者是中国女性的大智慧。他们的生活目的非常小，比如说大芝娘，你也很难说她就是愚昧，当时我写她时，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圣母的形象。”[[14]]

　　大芝娘身上的母性如同土地一般丰满、沉默和朴素。这对沈小凤来说也许是一个榜样、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解脱现实与感情困境的出路，那么，对回到城市中的杨青来说，与其说构成了一种真实的渴望，不如说是对现代女性内在匮乏的一种填补。

　　“世界太小了，小的令人生畏。世上的人原本都出自乡村，有人厮守着、有人挪动了，太阳却是一个。

　　杨青常常在街上看女人：城市女人们那薄得不能再薄的衬衫里，包裹得分明是大芝娘那双肥奶。她还常把那些穿牛仔裤的年轻女孩，假定成年轻时的大芝娘。从后看，也有白皙的脖梗、亚麻色的发辫，那便是沈小凤——她生出几分恐惧，胸脯也忽然沉重起来。

　　一个太阳下，三个女人都有，连她。她分明的挪动了，也许不过是从一个麦场挪到另一个麦场吧。”[[15]]

　　当然，《麦秸垛》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当时的“寻根”文化影响。“寻根文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进行清算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寻根作家不仅要不同以往地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还要寻出传统文化的优势，不以反传统来显现自己的“现代性”，而是以对优秀传统的弘扬来体现“现代性”的完整性。事实上这仍然体现着对世界“现代性”潮流的认同。“寻根文学”作家们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革命文学”的政治分期的价值判断中突围出来之后，在“现代性”的惶恐和眩晕中，以反启蒙、反“五四”的文化姿态，试图以民族主义的话语进入“现代”的文化语境中。但是其“透露出的民族认同的虚幻性及其文化民族主义情结的偏执与内在矛盾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16]]可以说“寻根文学”作家们在试图走出文化困境，寻觅一条新路时走过了一段弯路，但从文学史的“现代性”角度来重新对其加以审视，更能清晰地透视出这一文学现象在转型期的现代性拒斥和渴求矛盾特征。

　　铁凝在写《麦秸垛》时，与其他“寻根作家”不同的是，她没有为了开掘民族的古老文化而回归山林，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试图疏离“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从而在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挖掘中陷入与“现代性”话语性冲突的文化困境。而是把目光集中在脚下这片坚实的土地上，在日常生活中和人性人情中，在乡村女性的生命取向中，发掘一种蕴含着更为朴素和原始的关于民族母性的精神资源，这恰恰走出了以反启蒙为姿态的对民族文化认同的虚幻和偏执。那冀中平原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宛若一个个坚挺的悸动着的乳房的“麦秸垛”，“它表明人类的欲望，生生不息地繁殖与生存。它针对着那已经久远了的社会意识的压抑，像生命的图腾，四射着夺人眼目的光芒，令人顶礼膜拜。女性第一次坦然承认了自己的欲望，承认了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的一种欣喜感，这是一种成熟的女人眼里的自然与自我的融合。”[[17]]大芝娘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母性文化气息，不仅具有历史性，更具有日常生活的象征性，母性的繁殖和再生产力值得人们去珍视和反省。在城市生活的人们，反观乡村的大芝娘，看到的是生活和生命的原始力量。这也显示了铁凝企图把对传统和民族母性文化的发掘转化为“现代性”意义上的努力。

　　第三节       

　　被社会化的女性日常生活——《玫瑰门》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历史与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断裂和转型。女性写作在这一转型阶段以社会全面的现代性诉求和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和兴起为基础，逐渐从无意识场景走向历史场景，从边缘走向中心，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不再采取“回护姿态”，[[18]]无论是在写作观念上，还是更深一层的艺术处理上，较以前都有了显著变化。铁凝“通过对历史间隙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不断改写包括她自身也曾参与构筑的历史。于是，女性与历史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她’或者进入这样的历史，或者进入那样的历史，总之要在历史中承担一个角色。”[[19]]

　　《玫瑰门》正是在这次女性写作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作品。是铁凝之于女性体验的另一种书写，是通过身体的觉醒和欲望的萌动来实现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觉醒和认同。同时，更多了一份内省，是对女性的历史与现实境遇的冷静的深刻的质询，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社会中女性位置的设问。因此，铁凝的写作“远不止意味着对女性生命经验与身体欲望的书写，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女性的视点、女性的历史视域与因女性经验而迥异的对现代世界、甚或现代化进程的记述与剖析。”[[20]]从破除男性历史叙事神话，到揭露被男性历史叙述所遮蔽的女性生存和历史景观，它既是性别的，也是政治的，是极其生动的性/政治的书写实践。在《玫瑰门》中，铁凝展现了一份母系血缘于现代化过程的穿透力量，以女性的代际为脉络来构建小说，连接了八九十年代母性谱系书写的桥梁，然而，这是一个从现代到现代的桥梁，没有后退的余地，女人们在被社会化和主动社会化的遭际里，看到自己的失落，自己的获取，可以说，这是从多方位观照和解读一部女性现代性经验史的文本。

　　铁凝在《玫瑰门》的研讨会上曾说：“我以为男女终归有别，叫我女作家，我很自然。这部小说我想写女性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我认为如果不写出女人的卑鄙、丑陋，反而不能真正展示女人的魅力。我在这部小说中不想作简单、简陋的道德评判。任何一部小说当然会依附于一个道德系统，但一部女子的小说，是在包容这个道德系统的同时又有着对这个系统的清醒的批判意识。”[[21]]从中我们不难看到，铁凝对女性现代经验的复杂性有充分认识。

　　第一代女人试图和爱情一起参加革命而不得，但革命却终始跟随和影响着她们的生活。她们因此而懂得斗争，明白站出来的重要性，一生在争取从日常生活中站出来。事实上她们已经没有了原初意义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政治斗争。她们从中直接体会着性政治的严酷。

　　第二代女人已经是职业化的女人，社会生活使她们粗砺大方，身体健硕。她们不害怕与男人竞争，也不害怕失去爱情。她们在家中的生活方式，常常带着职业女性的特点，把一切条理分明和简单处理。她们没有时间和心情做精美的女工和精心的自我修饰。她们也不认为有此必要，信心来自身体的强健有力。男人也不能相比。

　　第三代女人充满疑问和忧思，她们目睹了第一第二代女人的所行所为，并不希望与她们一样生活。但她们爱她们，爱她们共同向往的广阔世界。试图寻找另一种诗意和艺术的生活，也希望自己优雅迷人，品尝童话一般的爱情，第三代是有着自己的梦的一代。

　　司猗纹作为《玫瑰门》的核心人物，可说是恶的力量的化身。但其他各类女人也都没有身体示弱之处，在生存的竞技场上，可谓各显身手。虽然强弱有别，却并没有主动退避三舍的人物。几代女人相承，体力不减，智力倍增，似乎预示着玫瑰之门的可能。与之较量的男性，几代下来，终于有了理解的知音，有爱的男人获得了女人成长的秘密和生命的玫瑰。在时间的信心上，铁凝倾向选择积极有为的现代性。

　　铁凝在《玫瑰门》中通过赞美女性健美躯体，以一种罕见的勇气表达现代女性生命力之强盛。某种意义上，或可说是铁凝特有的女性生命意识、母性意识。她们蓬勃的生命不战自胜，是改写历史的硬道理所在。

　　“许许多多关于人的一切是许多许多年之后苏眉才了解的。现在的眉眉面对着舅妈心中还是只有那一个念头：舅妈才是最应该给人看的人。谁都应该用一双善意的眼睛去直视一下她的舅妈。”[[22]]

　　“乳房，当宝妹把它当奶吃时，它像一个仅有奶水的婴儿离不开的器皿。可现在它远远不是，它是球，是两个自己跳跃着又引逗你去跳跃的球。舅妈举起胳膊擦背时那球便不断地跳跃。臀部，当舅妈坐着马扎抱宝妹时它们不过是人身上为了坐而生就的两块厚垫子。现在它们不再是为了坐而生。那本是引逗你内心发颤的两团按捺不住的生命。舅妈每扭动一次身子那生命就发生一次按捺不住的呼号。脖子和肩臂你以为就是一根直棍接着一根横棍吗？那些衔接本身就流泻着诗人难以理解的线。那时声音是优美的声音，你想看不如说是想听。”[[23]]

　　在铁凝这里，“写身体并不仅仅是为了写身体，在女性的身体写作中，存在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用身体冲击宏大的理性写作模式，表现了正统文类/边缘文类，精英型理念/颓废式欲望，隐藏/暴露，成规/革新，形而上/躁动——各种矛盾界锋的突破。”[[24]]

　　尽管“书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因此，读者似乎有理由认定‘玫瑰门’是女性之门，而书中的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一场接一场或隐匿、或赤裸的较量即可称之为‘玫瑰战争’了。”[[25]]但是《玫瑰门》中更深刻地表现的应该是女人自我的内心较量：一个社会化的女性自我与一个本真的女性自我之间的较量。

　　《玫瑰门》是关于三代女人在一个文化革命专制年代下的性别羁难、人格异化而难以获救的故事，同时展现了一个女性情景：一个特殊的年代，眉眉对青春的玫瑰门的穿越发生在婆婆司猗纹、舅妈竹西和姑婆“姑爸”这样一个女人的世界中。她们构成了围绕在眉眉身边的女性人物序列。铁凝对司猗纹这个形象无疑用力最多，她不仅仅表现了这朵“恶之花”的恶：裸露着身体闯入公公庄老太爷的房间，以乱伦的方式压住公公的气焰，成为一家之主；处心积虑地设置“捉奸”场景，让儿媳竹西与邻居大旗的私情在眉眉的眼前暴露无遗……更表现了对女性在历史与现实社会中生存意义的关注和拷问。“司猗纹的经历不仅仅是一种女性的从身体到身体的经历，而且是女性与社会、身体的纠结关系，在其中如何确认自己。她的故事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她总是积极投身而不肯、不愿脱离具体历史场景、具体历史事件、具体政治经历，她几乎与中国的几个历史阶段息息相关、风雨与共，可是她又从来没有成为这些历史阶段中真正的主人公。”[[26]]

　　司猗纹是一个顽强得令人生厌又使人心酸的要在时代的浪潮中把握自己命运的女人，是一个在绝望中永不失希望的试图以一种单纯的女性身份挤进历史的女人，她的生存口号和生命姿态是“站出来”，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司猗纹都不是一个弱者：她糊纸盒、锁扣眼儿、杂鞋帮，当过女佣和“光荣的人民教师”，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利用手边的一切作为道具，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尝试社会所允许和提供的一切机会和可能，企图僭越女性性别角色。她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生存原则虽然使她在乱世之中躲过灾难，但却不能真正改变命运。铁凝在这里表现了社会化生存并不必然带来女性解放的思考。在现代化过程，女性个体生命的欲望诉求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并不曾减少。性别政治以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方式迫使女性进入社会生活，但并不因此给予女性希望的身份和利益。正是在这样的思考视野，我们无法对司猗纹做简单的道德审判和裁决，所谓“恶”是来自社会一方的，作为一个孤单无所依靠的女人，抗争到底是她唯一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她在岌岌可危的位置上挣扎，明天就要被踩在脚下，今天还要奋力扭转它。她要在时代的缝隙里钻来钻去，咬紧牙关用巨大的生命力和韧性挺住。一个只有坏的社会背景的老女人反过来要迎合社会，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她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要不比别人活的差，正是这份不甘心让她活了那么久。即使身体烂了，头脑还是完好的，因为她要不停地用她全部的小计谋去得到社会的认可。玫瑰门不仅是女性的生殖之门，欲望之门，更是连接女人与社会的一道大门，“大门内是女性个体生命的欲望诉求，大门外是社会利益对女性生命的强制性享用。而每一个女性在追寻生命的自由时，首先就得迈过这一道门槛。”[[27]]

　　小说中姑爸则将自己的玫瑰门永远关闭，试图逃离这一宿命，她郑重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姑爸”，换上男装，抠胸、留起分头，夺过老马的烟袋，以消灭女性性征为手段企图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男人，她甚至随身携带着一种男性权力的模仿物：耳挖勺，整日与大黄这只“男”猫相依为命，肆无忌惮，我行我素。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一个女人的生存境遇与命运。不管是穿越还是关闭玫瑰之门，都不能逃脱被宰割的生命浩劫。从某种意义上说，《棉花垛》中的乔和小臭子的悲剧正是姑爸和司猗纹的另一种演绎。在民族危亡时刻，乔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历史，系上皮带，得到钢笔，一如姑爸可以装扮成男人。但当一根铁通条戳进姑爸的阴道时，她的女性身份再次得以确认，就像乔被日本人扯下皮带，成为他们强占的对象。小臭子是个纯粹的女人，喜欢时髦衣服和男人宠爱，但当时代洪流将她裹入其中后，却只能在与国做爱之后，被后者枪决。无论女性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如何逃离自己的性别角色，妄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历史和现实中的暴力都会将其还原为女性本身，并注定她们的女性宿命。不是在个人故事或私人生活的场景中，而是在历史与现实书写的场景中，铁凝揭示了女性与国家、民族之间深刻联接和分离，批判了社会化过程中导致女性生存悲剧的现代强权。 

　　第四节       

　　赎罪、忏悔的现代精神——《大浴女》

　　在对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生存体验的描摹、观照与深刻透析与表达方面，《大浴女》与《玫瑰门》是一脉相承的。《玫瑰门》的情节纽结点在于司猗纹与外孙女苏眉在“文革”中的一段依偎和较量，而《大浴女》则主要叙写章妩与尹小跳尹小帆母女两代女性在感情(性)方面的恩怨纠葛。从《玫瑰门》到《大浴女》，铁凝立体而全面地传达出对女性生存经验的领悟与认识，如果说前者拷问的是将女性日常生活社会化的现代强权，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容是其表达特色，那么后者更像是一次女性自身的精神洗浴，赎罪、忏悔等现代精神的传达，则是其文本特征。

　　在《大浴女》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拥有道德上的圆满，几乎所有人物都有身心沉痛与无法言说的隐秘之恶，没有一个人能享有完全的道德审判的豁免权。小说中亲情的消匿、爱情的质疑、意识形态的暴力和道德禁忌的宿命缠绕着尹小跳、尹小帆、章妩、尹亦寻、唐医生、唐菲、万美辰等每个人物，他们没有能力避开精神的拷打。这些痛苦的灵魂，如果没有救赎的力量，人类仿佛没有了希望。铁凝是通过尹小跳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完成自己主要思想的表达的，讲述了这位年轻女编辑对少女时代的回忆以及在不同时期与两个男人的情爱关系。当然，这一回忆追究的故事和生活的实质意义、与她后来经历的情爱挫折和自我超越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小说以赎罪似的心理情结作为叙事的起点，并试图将叙事内容限定在个人经验之内，表现出脱离历史的意识。因为在尹小跳的全部回忆中，似乎只围绕着对尹小荃的间接谋害和好友唐菲为她的工作而主动受辱这两件事，这是尹小跳内心深处永远背负的道德债务。尤其是前者，更是成为了她“罪恶”的一个可怕的记忆，这个记忆影响和改变着她的人生轨迹和命运。面对自己曾经不洁的灵魂，她自责、忏悔，甚至用自虐的方式来惩罚自己。她把方兢送给她的68封情书冲成黑水一饮而尽，让苦水浸泡自己的心；她没有怨言地容忍并接受妹妹小帆的“施虐”与“挑衅”，以及无休止的争抢；她在母亲的过激整容中看到了一颗忏悔的心，宽恕了母亲曾经对家庭的背叛；她帮助死后的唐菲寻找生父；她和陈在爱得如火如茶，但最终她放弃了这终生不会再有的爱情，是因为她赎罪的心懂得自己获得的幸福如果建造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同样也是一种罪恶。 

　　然而，小说的叙事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原初动机充分展开，因为这种原罪应该归结于个人、历史，还是归结为人性，作者没有正面地回答。虽然尹小跳自始至终都是在自责与自悔中挣扎， 经历了种种裂变与阵痛，并最终获得自我救赎的希望，走进“内心深处的花园”，达到自我完善。但小说中关于个人精神的探索在叙述中被悄悄置换了，变成了铁凝熟悉的思考历史的体系。原罪被普通化了，成为了某种错误，那个不能逾越的人生障碍通过反思，通过与过去的对话，通过作者细致的笔调和亲切的情感而被超越了。当尹小跳面对的不再是生活中的死结而是整个历史的时候，她的原罪在生活的选择和磨练中变得可以饶恕。至此，小说中开始时试图进行的隐私似的的个人忏悔和自我探索，失去了持续的动力，而是慢慢转向了历史思考，从而衍生出持续性的反思叙述。固然铁凝的这种反思性叙述是生动有力的，它可以超越个人而看到背后的历史，没有纠缠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但历史的背景被拓宽了。但是这种自我追问变成历史化反思的时候，意味着个人话语不能真正摆脱历史，这也许正是铁凝这代有着真实历史经验的一代作家所面对的困难，他们也试图摆脱历史的纠缠，但最终要求助于历史。

　　同时，铁凝借助尹小跳之口，也透露了对当下的评判：“90年代什么都是一副来不及的样子，来不及欢笑，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恋爱，来不及失恋来不及倾听，来不及聊天来不及吃醋也来不及产生决斗的气概。”[[28]]这种透露表现了铁凝对90年代价值失落的哀叹。面对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下价值迷失的欲望写作与消费写作，虽然《大浴女》在“布老虎”丛书的包装运作下也获得了不俗的商业战绩，当然这与本身“大浴女”的想象性标题和较为直露的情爱描写不无关系。但成功借用了大众化表达方式的铁凝，并未止步于情爱展示，而是将笔触伸向个人道德的探询，贯穿作品始终的灵魂救赎主题和结尾处心灵花园的建构正是铁凝对内心价值的重建，用对心灵的一次次回望来嘲弄那一切都“来不及”的时代，用心灵花园的芬芳重塑失落的“古典”和“纯洁”，为现实中的个人提供一个实现自我救赎的想象性途径。

　　“每个艺术家都想找到自己笔下的独属自己的新‘人’。处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正蓬勃发展时期的艺术家就更急迫。塞尚急迫地想要摆脱传统的‘完美’，摆脱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早已作过的深度，去寻找一种新的面孔，新的形体，新的‘人’——直到《大浴女》，新人出现了。”[[29]]从铁凝对塞尚的油画《大浴女》的阐释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她的创作意图：塑造超越性的新女性形象，展示自己对世界的新发现。但是铁凝借此对现代人格所作的探索，其实是由来已久的，到《大浴女》不过是一种水到渠成罢了。中国人的现代人格结构如何？“中国作为后发的然而又富有数千年辉煌传统的现代性国家，这一矛盾现实决定了中国人的两面性：一方面对现代性充满了艳羡，努力仿效和创造；一方面又对它充满怨恨，因为它的存在是与中国的衰落相伴随的，从而竭力排斥。但单纯的羡慕和怨恨都是不现实的，两者注定了会相互共生和转化。这样的怨恨与羡慕交织的怨羡情结可说是中国现代人格体验的基调。”[[30]]从《哦，香雪》中对发卡和铅笔盒代表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美好向往，到《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周围人对安然纯真、直率和独立性格既羡慕又怨恨的复杂态度，从《麦秸垛》中下乡知青陆野明与杨青和沈小凤三人之间的恋爱游戏及其结局，到《玫瑰门》中司猗纹由羡生怨的畸形、顽强的生命过程，现代人格的两面性都有所体现。同样像《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当她喊出，我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从来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时，我们不难体会到她对有些“风骚”的西单小六有的是从心底里的羡慕。她要改变自己，这才是她的积极性和意义，然而她的本性决定了她行为的惯性，她已经不可改变了。铁凝对怨羡情结和现代人格的近20年的持续探索，在尹小跳身上获得了一种凝聚。她与其他人物的区别正在于虽然身处怨羡情结的体验中，却被其推动着，以主动的和始终不渝的自我反思与对话探索内心世界，直到完成自我的人格建构。就像铁凝自己的辩证理解：“怨羡情结既是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宿命，也是中国人发展现代性文化的机遇。可以说，与怨羡情结相伴随的求变动力正是中国现代性精神的具体实质之所在。以美学方式探访现代中国人的这种隐秘心灵，无疑可成为文学的任务之一。”[[31]]的确，新时期文学以来，在现代性的转型与过度中，铁凝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中坚持着对现代性人格，尤其是现代女性人格的塑造，以及对现代性精神的挖掘。因为只有女性内在精神有了现代性转化，女性的面貌才能彻底更新。

　　第五节       

　　女性写作的民族意识——《笨花》

　　铁凝是扎根在燕赵这块有着厚重文化底蕴土壤里的当代作家。燕赵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而最突出的便是关注现实世界的务实精神。这体现在铁凝的作品中，则无论是主题的选择还是人物的塑造，均以现实生活为根基来寻求理想与现实间的和谐。铁凝的创作始终关注生活，关注人生的价值取向，并将历史意志与理性意志融入个人化的叙述之中。

　　《笨花》中，铁凝较之过去更巧妙地将性别意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揭示女性在战争历史中的生命存在和生存际遇，在面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写作自动疏离宏大叙事而沉迷于自我经验世界的困境时，淡化了女性文学普遍的感性认知方式，在理性反思与追寻中将女性写作重新整合进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是一次从现代性的边缘走向中心的成功实践。

　　同艾、顺容和施玉蝉是主人公向喜的三位太太。在那样的乱世，向喜无论从做人和做事上，都无愧于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但他不同于传统“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封建男权的思想在他身上仍然显而易见，这就使先后成为向喜妻子的三位女性的命运成为铁凝在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对女性关注和描写的主要线索。同艾心灵手巧，大方得体，勤劳贤惠，在丈夫不在的日子里照顾着整个家，具有女性的传统美德，但“向梁式同艾”的戒指并没有让她紧紧地套牢自己的丈夫和婚姻，在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二太太和两个孩子时，当场昏死过去，从此夫妻情爱演变成了在空落中的守望与期盼。顺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向喜的二太太，她刁蛮泼辣，但在对丈夫的管制无望时索性不再追究，变得释然了，拿着丈夫的钱过着自己滋润的小日子。同艾和顺容说到底都经历着传统家庭女性对婚姻难以把握的遭遇，无力摆脱更无力改变被丈夫背叛和离弃的命运，然而，在铁凝的笔下，她们并没有丧失女性的本原的那份人性关怀，没有因为婚姻的散场和男性的缺席而人性扭曲，所以，作为女性，她们用最原始的母性关怀接受了不是自己亲生的闺女，取灯。取灯是向喜的三太太施玉蝉的女儿。施玉蝉不同于同艾和顺容，作为一个有着高超技术的“走钢丝”演员，她有自己的社会性，她执著追求事业，可以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和依附，在铁凝笔下，她谋求和建构的是性别平等中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彰显的是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价值。然而，“男性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割裂的问题，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得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32]]所以，当她走出家庭，迈向社会时，不得不丧失女性的家庭和角色和母亲责任，进入一个新的两难处境。这也是在施玉蝉身上铁凝所要表达的对女性角色发生转变后的关注和无奈。从同艾、顺容到施玉蝉，一方面女性用母爱的力量跨越了性别障碍，活出了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女性又在争取社会角色时将母爱的可能性丢失。铁凝提出了如何在女性主体上重建母性的问题，无疑，这与其它同时期女性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文化弑母情境相比，更具人类性和现实性。

　　西贝梅阁、小袄子和取灯是三个性格和生活态度迥异的女孩子，铁凝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呈现了她们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人性表现。西贝梅阁虔诚的信仰上帝，现实中的一切她都不曾关心，即便是在灾难深重战争时期，她所关心的仍旧是自己能不能接近上帝，她的生命在一开始便退出了日常和社会的时间。小袄子是个散漫而聪明，追求时髦和男人的宠爱的女孩子，行为做派在当时看来是个异数。她为抗日做过贡献，但她没有逃脱被利用和出卖的宿命，当她糊涂地出卖了取灯时，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小袄子身上，处处体现着女性生命原始的激情和躁动的欲望，同时，也流露出铁凝对女性所遭受的性/政治压迫的关怀和悲悯。取灯有仁义的、善良的女儿性，她对笨花这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地喜爱；对同艾和顺容两位母亲贴心、孝顺；对邻居西贝梅阁友爱、怜惜；对小袄子也没有世俗的偏见和厌弃。不仅如此，她还是个理想的、现代的人物，她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主动选择革命信仰，为抗日奔走呼号，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然而铁凝在取灯这里并无意表示主流政治对女性的收编，而恰恰是通过女性介入社会和政治以及她在革命历史中境遇来凸显女性个体的社会性，使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在民族抗战中得到永恒，这是取灯区别于西贝梅阁和小袄子的最大亮点。

　　《笨花》在叙述上个世纪五十年间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时，既不同以往地正面展现了向喜这样正义、智慧、勇敢的男子汉形象，又在表现女性意识方面有新的突破。将多妻关系与女性意识并不矛盾地放在一起进行表现，说明了铁凝思考女性问题的现实主义立场。《笨花》没有了以往女性写作那种刻意对外部世界和政治历史的疏离感，也没有了在强烈的女性意识下逃离社会，拒绝女性社会身份和责任担当的姿态，因为这样的女性历史叙事并不能真正揭示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境况，不能给现代女性提供真正的女性主体的生存的借鉴。“文学上的矫枉过正，也是现代性的代价。对妇女来说，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使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及其内在的情欲萌动、复苏过程中，又使这股强劲的爆发力与女子身体内部的某种极端情绪化不受控制的力量相扭结，使她们认不清事实的真相和真正的文化症结何在，因而造成情绪的极端化和话语言说方面的歇斯底里，片面地把一切罪责推到男性身上。”[[33]]《笨花》对女性身份的寻找和确立，是一种从极端的女性意识向新的时代精神和宏大话语的回归，是站在了一个更高更成熟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依然包含着对人类的体贴和温暖，在对女性和人类未来的希望中寻求女性自由平等的幸福之路；另一方面，是把女性与男性、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重大题材和社会理想中使我们看到女性在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脉搏中的真实状态。将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隔离打通，为女性文学重新关注世界、国家、民族大事打开理性之门，显示了铁凝在新世纪重返现代性的努力。

　　[[1]] [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丽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2]] 转引自陈乐《现代性的文学叙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3]]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作为附录收于中文版《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6-337页。

　　[[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刷馆，1983年，第6—7页。

　　[[5]] 转引自陈乐《现代性的文学叙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6]] 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见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

　　[[7]] 同上。

　　[[8]]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诸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前言页2。

　　[[9]] 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见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10]]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01期；乔治·杜比、菲利浦·阿利埃斯：《私人生活史》，序。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8年。

　　[[11]] 同上

　　[[12]] 孟丹：《原型批评：铁凝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一期。

　　[[13]] 铁凝：《麦秸垛》，见《告别伊咪》，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

　　[[14]] 朱育颖：《精神的田园——铁凝访谈录》，《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第50页。

　　[[15]] 铁凝：《麦秸垛》，见《告别伊咪》，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79页。

　　[[16]] 丁帆、何言宏：《论二十年来小说潮流的演进》，《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17]] 董瑾：《困惑与超越——铁凝、王安忆作品之解读》，《上海文论》，1991年，第4期。

　　[[18]] 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9]] 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90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20]] 戴锦华：《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化与女性写作·导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5页。

　　[[21]] 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3页。

　　[[22]] 铁凝：《玫瑰门》，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23]] 铁凝：《玫瑰门》，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24]]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第453页。

　　[[25]] 铁凝：《<铁凝文集自序五章>》，《文论报》，1995年3月1日

　　[[26]] 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27]] 贺绍俊：《作家铁凝》，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28]] 铁凝：《大浴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29]] 铁凝：《遥远的完美》，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81页。

　　[[30]] 王一川：《探访人的隐秘心灵——读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31]] 转引王一川：《探访人的隐秘心灵——读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32]] [法]西蒙·波伏娃：《女性的秘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3年，第221页。

　　[[33]] 徐坤：《现代性与女性审美意识的转变》，见陈晓明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