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历史、自然和生命爱的话语建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0月08日15:48 来源：中国作家网 荒林

　　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中，徐小斌、迟子建和虹影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和影响力。徐小斌讲述历史的性别虚构角度，迟子建描写东北生活的人与自然相处故事，虹影对个人生活秘密的爱的开掘，共构了女性写作对历史、自然和生命爱的话语序列，呈现出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日常生活重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生命自我的关系的三角实力。

　　第一节 徐小斌：对历史的性别虚构

　　徐小斌，祖籍南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下过乡，当过工人， 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大学，在文学、美术、影视三大领域均有非凡表现。自1981年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为止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本。擅长绘画及民间刻纸艺术，曾于1990年8月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个人刻纸艺术展。      

　　中篇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1985年)受到美国心理分析大师诺曼·霍兰德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分析小说。该小说经本人改编为电影剧本《弧光》上映，于1988年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长篇小说《敦煌遗梦》(1994年)获得全国图书第八届金钥匙奖。中篇《双鱼星座》(1995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1998年徐小斌获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奖。长篇《羽蛇》于1998年首版后，又多次再版。2009年，《羽蛇》和《敦煌遗梦》的英文版权被全球著名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高价购买，在海外引起很大影响。2010年，新作长篇小说《炼狱之花》被评论家称作中国版的《阿凡达》，获第三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羽蛇》被徐小斌称为是迄今为止她最为满意的作品，这部长篇以史诗的格局描述了五代女性在命运长河里的沉浮，时空横跨近代、现代和当代，是一部深刻反思女性历史谱系的小说。《羽蛇》用近百年的时间跨度，从女性的角度再现了中国被现代的历史遭际，叙写了暴力革命和运动背后女人和男人的日常命运故事。

　　徐小斌在小说开篇提到神奇的血缘树枝，“血缘是一棵树，可以产生令人迷惑的错综复杂的形态，感受到它们与真实世界之间深奥而微妙的关系。”在父权制社会文化的压抑下，母系血缘以其不同于父系血缘的传承方式汇聚成静寂而喧腾的暗流。《羽蛇》就记录了这股奔腾着的长河的一个璀璨片段，夏娃们在艰难的跋涉中，释放出美与恶的生命烈焰。       

　　核心人物羽从小就被认为是一个性格乖张的女孩，她把对爸爸妈妈的爱全都灌注在蓝色底子的雪花图里，但小弟弟的出生让羽认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妈妈不爱她。爱的缺失让她对妈妈实施了致命的报复——杀死弟弟，这成了她的罪恶的源头。她听从神谕，以血赎罪，纹身成为赎罪仪式的开始，而这个仪式，她用了一生才完成。做了脑胚叶切除手术之后，羽的灵魂、记忆、心智全部消失，她终于成了一个众人眼中的正常人。她的生命在给家族最后一名男性输血之后终止了，死亡促成了她与母亲的最终和解。

　　由杀死男性，到给男性输血而终，作家反思女权、虚构性别关系的想象力，如缤纷的羽毛，将《羽蛇》这本智性和感性交织的思考之书，变成一本自省、赎罪和自救的神秘之书。

　　羽与众人不同之处在于她听从神秘耳语的指引，她自有独特的生命运行的轨迹，不管身外世界如何变化，她只遵循自己内心的召唤，决绝地在命运的刀刃上舞蹈。“如同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因为它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中。”这句话成为羽自我放逐的一生的注脚。在羽这一人物身上，赎罪意识贯穿了她的一生。爱的缺失导致憎恨，而憎恨的结果是恐惧，再因为恐惧而赎罪，赎罪才有和解。“你盼着的，就要来了。”她用一生的孤独来参悟命运的耳语。在她的生命中，爱与恨都无法拯救她，无论是若木、金乌，还是烛龙、丹朱。羽内在世界的强烈冲突是女性精神受难放大化了的显影，这种精神冲突具有形而上的意味。羽是一个纯粹的女性，是一个女性的形而上符号。

　　小说的隐喻特征非常明显，文本始终闪烁着神秘主义的妖娆。传说中，羽蛇是一个长满羽毛的蛇的形象，代表着死亡与重生，它又是远古时代的太阳，是光与力的精魂。而金乌是远古太阳神鸟，若木是远古太阳神树，烛龙是远古时期的火神。羽支离破碎的一生，光明与黑暗、死亡与重生始终与她紧紧相随。

　　小说塑造了性格各异五色缤纷的女性形象，立体而生动，不管是玄溟还是金乌，甚至曾经的婢女梅花，个个都是传奇。与之相反，小说里的男性却整体委顿，男性形象仅作为点缀，隐入女性生命的背景里。不管是陆尘还是烛龙，他们的生命越到最后越像委弃的泥土，终究摆脱不了被风干的命运。天成早逝，羊羊高位截瘫，在这个家族传承希望之所在的男性身上，生命的焰火始终摇曳不定。尽管如此，这个家族的女性似乎始终都逃脱不了父权文化的咒语。羽夺走了家族中一个男性的生命，最后又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拯救了家族最后的男性的生命。羽的命运看似由她自己掌握，她的叛逆直至脑胚叶的摘除才画上终结符，但她的生命从始至终都受到父权文化的牵制。男性才是家族血脉的传承，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紧紧包裹着这个家族的女性，概莫能外，羽的命运的也逃脱不了这一点。通过女性历史命运之思，父权体制的荒谬呈现无疑，同时，也对男性于体制中的不幸命运进行了反思。

　　小说对母女关系的刻画入木三分，玄溟与若木，若木与羽，绫与韵儿，徐小斌笔下的母女关系似乎一直是爱恨交织水火难容。玄溟只能以下跪向若木认输求和，若木与羽也只能在羽做了脑胚叶摘除手术之后才回归正常的母女关系。“‘母性’一旦成为‘母权’，它就变得与父权一样可憎，甚至更为可憎。”徐小斌如此解说小说对于母亲这一神圣符号的颠覆。体现出女作家对于话语权力尺寸驾驭的高度自觉性。

　　《羽蛇》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女性日常生活私秘史，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在这里退缩成背景，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延安革命到抗日战争等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故作曲笔，在故事情节中穿插了“四五天安门事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178页)和89政治风波(276页，280页)等。似乎是对小说中男性无力形象的暴力背景支持，他们的生命委靡，但支持他们生命的政治运行机制却始终保持暴力色彩。如此，也可以把父权历史理解为一种不可自控的力量。正是在不可控的力量笼罩之下，女性日常生活才变成私人的和神秘的，因为她们没有办法使生活变得轻松愉悦。

　　女性与政治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或者说相比男性来说，有一种清醒的疏离。金乌的母亲沈梦棠选择革命，其实是痴迷那种冒险生活。羽的跳楼事件也只是一场爱的献祭。曾经的青年领袖烛龙最终只能流落在异国他乡，面对自己也无法正视的残忍现实，而听懂了神秘耳语的羽早已预言般看到了那个结局。所有的人都只是流浪者，而对羽来说，她的神性助她能更持久地穿透岁月。女性相比男性更能窥破历史的重重迷雾，直抵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呈现出徐小斌独特的女性历史观。

　　小说中的紫灯可以说是母系血缘的一个绝妙隐喻，它见证了五代女人的命运。玄溟的玉心姨妈曾是太平军宫里的绣馆的“针神”，曾在宫中有过一番生死历险，逃出金陵时救她的女性送给她一盏神秘而美丽的紫灯。玉心死后，紫灯就传给了玄溟。玄溟的穿灯游戏贯穿了漫长的岁月。最后，第五代女性韵儿把紫灯捐给博物馆，这盏奇异的灯被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没有标明哪朝哪代。这一点恰如女性的生命历史，美丽而又隐秘，它隐藏起来，用沉默抗拒阐释。

　　不同于《羽蛇》近百年的时间跨度，《德龄公主》仅仅截取晚清历史中的两个年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清廷生活的一个鲜活的切片。《德龄公主》是历史与虚构交织而成的一部小说，以一个全新的角度透视晚清宫廷风云及历史人物。德龄与容龄是清朝驻法大使裕庚的女儿，因精通多国语言，进宫做了慈禧太后的女官，历时两年(1903年-1905年)，得以亲历晚清宫廷生活。德龄后来用英文写作了回忆录《清宫二年记》、《清末政局回忆录》、《御苑兰馨记》以及纪实文学作品《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等，披露了许多清宫的生活故事和晚清政局见闻，很受西方读者欢迎，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德龄进宫的两年，正值晚清政府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之际，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德龄眼中的宫廷是什么样子？少女德龄与大清帝国的实际掌权人慈禧太后都作了哪些交流？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大清宫闱之内如何发生？这些史实很少见诸清史小说作者笔下，而一向擅长虚幻文学的徐小斌却以敏锐的嗅觉，在中西合璧的德龄身上找到了进入那段晚清历史的途径。

　　《德龄公主》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之处在于它既非纪实，也迥异于戏说。它是以历史为蓝本的虚构小说，是完全个人化的对那段历史的解读，正如作者题记所言：“一半是艺术，一半是历史，时间总是把历史变成童话。”小说避开宏大叙事而从日常生活入手，将过往历史中的细节一一呈现，同时在对宫眷生活的描述中，关注宫廷嫔妃宫女们女性意识的闪现，通过日常生活中个体人的自醒瞬悟，不仅表现出对女性生命的深切体察，也呈现出作家对日常生活的信心、个体人的信心，这也是这本历史小说的美学魅力所在。

　　小说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一改历史教科书的平面化简单化，尤其文本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脱胎换骨的描摹，细腻地呈现出他们的鲜活性格，而不再是世人眼中的刻板印象。

　　在小说中，光绪皇帝是一位为国殚精竭虑志向宏伟的君主。他不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自幼读过很多书，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知道大清国已经千疮百孔，所以力主变法。光绪皇帝还颇具音乐天赋，几乎熟知所有的中国乐器，并利用学钢琴的机会，让德龄为他讲解明治维新。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了解外面的世界，一刻也没有忘记革新。这位被囚禁瀛台的君王，他内心的苦闷如秋草燃起的青烟，一团一团呛得人分外难受。小说中光绪驾驶汽车的情节，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悲凉感。光绪皇帝偶尔的激情爆发，就像垂死前一次次的回光返照，更让人为他不幸的命运叹惋。

　　隆裕皇后在书中被还原成一个叫静芬的女人，虽贵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却命运凄凉。皇后的身份就像一个永远都打不开的枷锁，除了扛着这副枷锁尽力维护一个垂死皇族的尊严之外，别无他法。夹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注定了她只能顺从帝国利益而牺牲自己个人的幸福。内心凄苦，无处排遣，隆裕皇后只能独自在深夜吸吸纸烟，写写纳兰词。她从小不喜女红，喜读闲书，爱抽纸烟，这些违反女性规范的一面，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大清皇后。        

　　慈禧太后的塑造更加立体化，作为大清国权力最高的女人，她的凶狠，她的心机，她的夜郎自大，她的时而和善时而尖刻，小说都写得活灵活现。这位朝堂之上像个男人一样叱咤风云的大清太后，也会在私底下想起死去的丈夫时泪落如雨，也会在品味高处不胜寒的孤单时向往民间夫妇粗茶淡饭布衣荆钗的生活，日常生活的迷人魅力因作家有意味的强调而突出。       

　　庭院深深深几许，高墙深院之内的嫔妃宫女是帝国制度登峰造极之时的牺牲品。为维护垂死的规则，制度对人的钳制已经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四格格、大公主，她们的个人幸福在所谓孝道与皇室尊严面前，是不值一提的。正如慈禧教导四格格的话，“对于大清宫中的命妇来讲，命不是自己的，是大清的。”这个帝国的末日，是由一群女性在撑着走最后一程，她们做了这末代王朝的陪葬。            

　　小说从日常生活入手，将宫廷政务穿插到玩乐歌宴中，显示了女性作者独特的把握历史的方式。德龄容龄两姐妹教皇帝弹琴，学语言，教宫眷们跳法国宫廷舞，编排戏剧，为沉闷的宫中生活带来新鲜活泼的气流。在她们的影响下，慈禧也逐渐接受了一些西方生活方式，比如使用法式染发膏，用牙粉刷牙，骑脚踏车，喝咖啡。油画、钢琴、钟表、现代舞、化妆品和照相机等西方物品也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晚清宫廷的日常生活。然而，僵死的制度造就的冥顽不化的头脑，已经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风云变迁，注定只能与破落的制度一起沉沦。似乎日常生活的活力正是非日常生活僵化的对比，也似乎表明，当体制不具备与日常生活活力对应的协调性，崩溃就是真正的必然。  

　　颐和园里的生活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大观园，阳春三月游园会、五月端午戏台、重阳夜宴、谐趣园《茶花女》戏剧、除夕夜放烟火，一幕幕安乐祥和的宫廷生活，记录着王朝最后的美好光景。开头的德龄容龄两姐妹进宫的场景令人恍惚想起“黛玉进贾府”，而结尾处大限将至的悲凉感也有《红楼梦》那种树倒猢狲散的哀伤之调。园子外面的世界在发生巨变，而园子里头的人依旧歌舞升平，虽试图在惯性中保持精致的贵族生活，却已大限将至无力回天，真是可悲可叹。              

　　不同于《羽蛇》的深度隐喻美学，《德龄公主》以对历史的个性化想象同样创作出好看的故事。两副笔墨，一样从容，性别虚构，由此足以窥见徐小斌深广的艺术创作力。

　　第二节 迟子建：万物共存的东北风物史

　　迟子建1985年创作《北极村的童话》走上文坛。至今，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四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逝川》《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曾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三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东北作家。

　　迟子建的写作从家乡的山水人文开始，自然生灵人物风俗饱浸着她的热爱从笔下缓缓流出。她不但把作品的场景置于东北乡村，而且将那块土地的风土人情作为作品的真正主角。翻开她的作品，犹如打开了一幅东北农村风俗画，画卷以绵延长卷的方式，再现万物共存的东北风俗史。她的长篇历史小说《伪满洲国》、鄂温克民族史《额尔古纳河右岸》、灾难史《白雪乌鸦》，让我们看到了乡土和日常生活在历史中不可低估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她要表达的就是，历史即是万物共存史。

　　2000年发表于《钟山》的长篇小说《满洲国》(即《伪满洲国》)记录了东北地区1932——1945年的历史。十四年间东北处于溥仪傀儡政权统治下，成为日本殖民地。这在东北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期，而对此迟子建却避开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她没有从重大政治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入手来重现这段历史，而是把南满、北满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诠释那段历史的重点。小说的开头写道：“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的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又笑嘻嘻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

　　这个开头就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平民化立场与视角。她用朴素而带有生活趣味的语言为她笔下的历史找到了叙述的出口，历史即将在家长里短的调子里重现在民间生活的烟火气息中。对于满洲广大的地域、十四年间纷纭的往事、复杂的人口成分，迟子建选取了新京(长春)、沈阳、哈尔滨三座城市作为主要场景，城市平民王金堂一家、城市游民王小二、谢子兰一家、开当铺的小业主王恩浩、空有报国热情的知识分子郑家晴，以及生活在广大乡村的贫民栾老四一家、日本人中村正保、张秀花、躲进森林的土匪胡二、紫环、深山中的鄂伦春部落，他们是满洲国的中下层百姓，代表着满洲国的大多数，他们都是叙写这段历史的主角。

　　当然，作品中也写到了溥仪和日军高官。一贯被视为风云人物的他们在《伪满洲国》中并没有占据特殊位置，而与那些平民一样成为构筑历史的一个角色。作者对伪满洲国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溥仪等人的塑造也是从日常生活入手，他们褪去了公共活动空间的面具，回到家庭等日常生活的场所，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描写来窥探其内心的真实世界，倾听其心灵的悲喜，透视其人性的复杂。小说对于溥仪重点写了他的后宫生活及他在后宫生活的表现，通过他与妃子谭玉玲的情感生活来反映溥仪充满人性却鲜为人知的一面。他敏感、脆弱、焦虑，渴望温暖与真诚，他要倚赖日本人实现复国梦，又对日本人心怀戒备。他对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暴行感到愤怒，但又无能为力。就连面对自己妃子的死他也不敢去日本人那里去追究真相。在小说中他胸怀复国梦却又犹疑；心中有爱，却又因过度敏感而伤害所爱之人。溥仪在这部小说里不再单薄得只剩“傀儡”二字，而是变得丰满起来。

　　《伪满洲国》除了通过日常生活来塑造人物，满洲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小知识分子王亭业稀里胡涂被当作抗日分子抓起来，又关进日本细菌实验部队，被作为细菌实验的马路大。在这森严的地方，他看到女抗日分子用中了病菌的身体对日本军医实施了报复，罪大恶极的日本军医最终因病菌感染而死亡。通过王亭业等人在细菌部队里的生活我们看到了细菌实验的残忍与对中国百姓的残害，还有中国人不屈的反抗。

　　在街上弹棉花为生的老人王金堂在大街上被日本人抓了劳工，九死一生在日本战败时终于回到家乡。在日本修筑工事的禁区，他看到了许多同他一样被无缘无故抓来的劳工；看到了修完工事即被日本人大批杀害的同胞；看到了无耻的汉奸如何助纣为虐。王金堂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再现了日本人为加强对满洲的统治而对中国底层民众的肆意残害。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劣等民族。

　　开拓团的中村正保为人本分善良，但因作为日本殖民者来到中国而遭遇到了人生种种不幸。他在自己的国家从没见过东北那样肥沃广阔的土地，他本来想在这里扎根，经营自己幸福的小家，但因其是殖民者，他的一切梦想破灭了。他娶中国女子张秀花为妻，他善待这位中国妻子，而心中装满仇恨的张秀花却亲手杀了他们共同的孩子，最后变得疯痴，毁掉了他们的生活。1945年日本战败，他逃进深山，被土匪胡二搭救。后来他还是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而被告发。中村正保本人是无辜的，他原本是勤劳善良的日本百姓，但却被卷入这场战争，被赋予了侵略者的身份。他的殖民者身份毁了他的一生。其实在这场战争中他同中国百姓一样都是无辜的受伤害者。小说通过中村正保书写了日本向东北的移民，和移民在中国的生活，以及这场战争中无数日本百姓经历的苦难。

　　棺材铺的杨路，有个参加抗联的兄弟，通过杨路与其兄弟的交往，我们看到表面平静的城市和乡村暗涌着反抗的激流，抗日活动在隐蔽、艰难而又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这兄弟俩正是日本人平顶山大屠杀中的幸存者。

　　伪满洲国的每个重大历史事件，都牵系着许多无名百姓的命运与人生。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是构成重大历史事件具体而微的细胞，最能还原历史的本质。面对惯常的历史宏大叙事，有的学者说：“从古希腊到现今，人类史上的喜乐悲伤几乎都囊括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了。然而不得不说明的是，这些留存在教科书里的史实，都无不因其冷漠、庄严和宏大的叙述给每一个阅读者带来了枯燥的折磨，以致人们渴望阅读的心情远不如渴望遗望来得坚定。”[[1]]而迟子建却绕过宏大叙事，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读史体验。《伪满洲国》就像一个时光隧道，带着我们回到逆转的光阴，一切都在日常生活里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我们作为那段历史的看客，悄悄地目睹了隐藏在历史褶皱里的每一种悲喜，看到了角落里被人遗忘的卑微人生。

　　与人生同在的，并非只有重大历史事件，相反，因为万物同在，历史的灾难性时刻才能过去、成为往事。生活以它的常态给人安宁和温暖。东北地区的风貌、东北人日常的生活习俗、婚丧嫁娶、方言土语……等等都在小说中有着细致、丰满的描写。体现着迟子建对于人和物平等相看的立场，对于历史独特的多元视角，和由此创造的美学境界。比如她写沈阳王恩浩的丰源当如何经营典当生意；杨路在棺材铺看杨三爷如何为亡灵上路去往另一个世界而准备纸牛、纸马、纸花等物件，怎样让不冥目的人闭眼。迟子建用颇多的笔墨描写了杨浩与栾喜梅的婚礼，那是一场典型的东北乡村婚礼：从婚礼前夕准备家俱被褥，到结婚当天清早迎亲、拜天地、婚宴、入洞房，直到夜晚闹洞房，迟子建不厌其详地描写了这场朴素但热闹的婚礼。东北的婚礼也是乡亲们的聚会，全村人的节日。婚礼常常在冬天举行，这种盛大的喜庆与北方的荒寒成了绝妙的对比。

　　紫环在鄂伦春部落中目睹人们为乌日楞举行风葬：“按照鄂伦春人的风俗，若是他们本族人的葬札，死者将安睡在桦皮棺材里。是用整张的桦树皮，然后使用兽筋缝制而成，将棺材吊在一棵粗壮的樟子松树上，谓之‘风葬’。到了第二年死者忌日之时，再将其放下，这时桦皮棺材里只剩下骨头了，人们再为死者举行正式的祭悼。在死者一周年忌日的第一天，要把死者生前用过的猎刀用磨石擦得锃亮摆放在遗骨里，然后击毙死者生前的猎狗，最后是射杀他骑过的马。那马十分可怜，四蹄被犴皮绳索捆绑得牢牢的。系在几棵树上，马头则被鹿皮嚼环高高吊起，马头眉心处插着一束野花，红的百合，白的芍药，紫的马莲，或者粉的火柴头花，黄的菊花等等。日暮天昏之时，穿着神衣的萨满带着几分醉意来了，他们喝过主人敬上的三大桦皮碗烈酒后，就不吭不响地拿起利斧走到马前。趁马不备之时，在祷告之际奋力举起斧头，砍进眉心深处。”[[2]] 因迟子建把历史置于日常生活中，所以东北风物、传统习俗在《伪满洲国》中有了尽情展现，说它是迟子建精心描绘的一幅风俗长卷也不为过。

　　“历史是对生物学的人性和变化着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记录。”[[3]]如果只有宏大历史叙事，“女性要么消失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要么以男权卫道士的面目出现，女性所从事社会活动的历史被遗忘。”[[4]]因此，万物并存的立场才是还原女性历史的方式之一。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让一位年近百岁的鄂温克女酋长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叙述了这个民族近百年的历史。小说通过女酋长对鄂温克部落日常生活的述说，表现了这个民族百年生活的变迁，以及现代文明冲击下不明晰也不乐观的未来与命运。鄂温克民族的信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传统风俗都在作者对日常生活的叙写中鲜活起来，构成主人公活动的全部内容。《额尔古纳河右岸》可谓迟子建通过日常生活叙写的一部民族史与风俗史小说。日常生活让鄂温克民族在世人面前真实而生动起来，由此我们也深味那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民族精神气质。由于与万物共处，从自然习得常识，发展了丰富的人性，鄂温克人对苍茫大地和人类充满了悲悯之情，他们苍凉的生命观，从容镇定的目光，不畏死亡的气节，如同自然万物的尊严，令人深深感动。

　　有学者说：“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回忆，多半被大事件所笼罩，揭秘和再评估、翻案、争论，沉重的回望，意味深长的咀嚼，都让人心情复杂。在众多的图片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同样是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人民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数量存在的，他们共同承担相似的命运，彼此间缺少差别，日常生活被遗忘，物质、感性、细节、氛围，都从时代的集体记忆中消失。”[[5]]丧失了感性、细节、氛围，美感何处寻？日常生活被遗忘，对于人类来说是遗憾而可悲的。日常生活构建了我们真实而生动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因日常生活而丰富和充满美感。人通过日常生活构建历史，历史也会因在日常生活中的解读而变得真实和耐人寻味。

　　2010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雪乌鸦》是迟子建最新长篇历史小说。她以百年前的哈尔滨鼠疫为题材，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哈尔滨市井平民日常生活的叙写对那段历史进行还原。她把主要场景定格于哈尔滨的平民生活区傅家店，在这里生活的普通百姓成为小说的主角，他们以众生相的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场灾难面前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感受着世态的炎凉，有人说它是一部灾难版的《清明上河图》。史料并不缺乏对这段历史的记载，然而宏观而生硬的文字只能让人们了解到这是一场发生在过去的灾难，并不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不能让读者感受灾难降临时的恐慌与伤痛；无法对读者产生刻骨铭心的警示。而这些“不能”通过迟子建对日常生活的叙写却达到了，《白雪乌鸦》让读者感知到了历史深处每一处细弱的触角。“与宏观史学相对应的是哲学对现实日常生活的遗忘。人们往往停留在宏大叙事，而把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构成我们每个人生存之文化要根基的日常生活世界置于理论的视野之外。生活世界是现实的人在其中生存、交往、创造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因此，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的生存方式、回归文化。”[[6]]历史之维一直被宏大叙事所占据，由于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失语，进而造成在历史中的缺席。让历史回归日常生活，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把女性还原到历史之中，而且对真实再现人类发展的历史更具有深远的意义。迟子建在创作中以日常生活书写历史的方式实现了把女性还原到历史中的诉求。

　　“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由人类自己对自然世界加工创造出来为人类继续生活和繁殖的人文世界，是马林诺斯基的一个基本见解。人是自然的产物，人这个世界的产物通过对其他自然产物的加工，制造了人文世界。这个加过工的世界虽然和原来未加工过的自然面貌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7]]没有自然，何谈文化？男权文化的自然与文化二元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驳。历史属于文化的范畴，当然具有自然的属性。

　　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历史与自然事实上是同一个过程，“自然”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和人类思想、制度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可见，自然与历史紧密相关，用日常生活书写历史，把女性还原到历史中，是值得提倡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

　　基于万物皆有历史的视角，迟子建写作中没有尖锐的两性对抗话题，相反，生命的短暂史令两性相爱的感情值得珍惜。《白雪的墓园》中的父亲母亲相亲相爱。父亲突然离世，而使母亲悲痛欲绝。父亲的灵魂不忍离去，化作一颗红豆住在母亲的眼睛里。在孤寂的夜晚，父亲的灵魂还会飞临母亲的身边陪伴她。《亲亲土豆》中相濡以沫的秦山夫妇互相为对方着想、互相体谅，明白彼此的心境。《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女酋长与她的丈夫，两人因爱而携手共度生活的难关，部落遭遇瘟疫与雪灾之际，他们不离不弃，互为支撑，彼此依靠。这些相亲相爱的夫妻寄托了迟子建对两性关系最美好的想象。

　　《雾月牛栏》中的宝坠被继父一拳打傻以后，拒绝和人在一座房子里睡觉，他喜欢住在牛屋。他白天放牛、夜晚同牛睡在一起，牛屋里的花儿、地儿、扁脸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与家人疏离，却对几头牛悉心照顾。他的全部情感都牵系在了牛的身上，他与它们聊天、关心它们的生活，牛成了他生命中至亲的人，牛屋是他与牛共同的家，这里带给他们温暖、安全与快乐。继父的一拳改变了宝坠的人生轨迹，从此人类的世俗生活远离了他，他走进了自然。从人住的屋子搬到牛屋就是他人生转折的标志。“呆傻”犹如一道屏障，宝坠从此与世俗烦恼隔绝，而走进了与非人生命相亲相爱的世界。

　　迟子建的写作中，自然是一切生命之源，生命在自然的秩序中勃发朝气。石头、空气、光到微生物、植物、动物，无论是无机物还是有机物，这些绚丽多彩的元素构成了自然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万物在自然的序列里自在地呼吸，而万物的灵性营造了自然的美丽与神秘。拉兹洛说：“所有系统都有价值和内在价值。它们都是自然界强烈追求秩序和调节的表现，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8]]万物在自然的舞台各自展露着自己的灵性与美丽，大地因此而附魅。

　　在飞雪银妆里涌动着澄澈的清溪，无数条寻不到源头的清溪在山谷间交错奏鸣，而清溪的鸣响里舞动着蝴蝶的翅膀，飘逸着花朵的芬芳。山林间、河谷旁如星星般散落着村庄，白天，人们双手触摸大地，指间沾染菜蔬的清香、土豆花清浅的颜色。当晚霞蔚然于天边，或撑着桦皮船载着猎物回家，或是在江边收起打鱼的网。夜晚，火炉欢快地歌唱，围绕在周围的人们脸上笼罩着朦胧的光华，此刻神话正在木刻楞房子里氤氲着神秘的气息。这就是大兴安岭丛林，这就是丛林间的黑龙江畔，这就是迟子建笔下的故乡，生态和谐、万物自在。这也是我们曾经拥有的生活，而当现代工业文明来临，人们纷纷从荒野、丛林出走，背离了生命之源。因为远离，迟子建笔下营造的情境让我们感到既亲切又陌生，并对之充满向往。在人们对都市趋之若鹜的时候，迟子建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她的目光背道而驰向沉寂的丛林、被人类抛弃的自然。迟子建在故乡的风物中找到了她关于自然生态的理想——万物在自然中诗意地栖息。

　　第一节       

　　虹影：生命的秘密和爱的力量

　　饥饿，可说是日常生活最大危机，就危及日常生活的安宁常态和周而复始而言，也许只有战争可以相比。饥饿，因着食物匮乏，也必造成精神扭曲，人的尊严受到严酷考验。有什么可以使陷入饥饿的生命保留最后一丝温暖和安慰？

　　经历过饥饿岁月考验的女作家虹影，因她的长篇体自传小说《饥饿的女儿》享誉全球。《饥饿的女儿》不仅再现了当代中国政治灾难和自然灾害造成人们日常生活危机的真相，而且深刻揭示了日常生活自我修复的能力：爱，和爱所带来的宽容、原宥和忏悔。

　　虹影说：“我就是六六，这是一本100%真实的小说，沿着书中描述的地址，弹子石野猫溪6号院子，你会找到我的家，现在我的母亲就住在这个地址翻修的新房里。”虹影是“一根扁担两根绳子”挑着家庭重担又饥又累的母亲和另一个只拥有一副贫穷肩膀的年轻男人的私生女。虹影的特殊的身世，决定了她永远都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虹影18岁知道自己是私生女时，她就开始在心理上写《饥饿的女儿》这本书了。虹影说：“写作时回溯的过程很长，我几乎是在重新经历一遍苦难。但我生下来，就是为写这本书的。”尽管事实上虹影的写作题材十分广泛，但她的作品始终保持对苦难故事的叙事热情，探索人在苦难中的承担，探索命运的改变，相信对爱的渴求的动力和爱的力量。

　　《饥饿的女儿》中“六六”的成长是艰窘异常的，这种艰窘有诸多的因素，但最根本的一条是“饥饿”。因为饥饿，母亲几度失身与人，从而使多余的“我”降临人世；因为饥饿，姐姐多次再婚，兄弟姐妹各求生路；也因为饥饿，家庭关系不睦，造成“我”情感上的饥渴，最终失身于历史老师。饥饿能置人于死地，饥饿更可以使活下来的人身心受损、人格遭贬、走向病态，使生命烙上“饥饿”的后遗症永难去除。

　　18岁本应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应该看到生活令人兴奋的斑斓色彩”，然而，“我看不到，哪怕一些边角微光的暗示”。“我”捏着五毛钱难以选择，只有用两个肉包子庆祝自己的生日，这乏味的选择当然是饥饿造就的。过于紧张和困窘的生活把“我”挤压得早熟和灰暗了，“我意识到我的青春年华会非常短暂，像一束光，在一个密匣里锁住”，“我”甚至在18岁时已经不想成为母亲，因为害怕这种苦难的生活在后代轮回。这个女子在这时候像是已经活过大半辈子了，从她异常冷静和理智中我们仿佛看到刀锋的寒光、冷峻而坚韧。“我”在18岁时剧烈的内心挣扎就源自背后那张无边无际的网。

　　从这欲哭无泪的人生自述中，也不难看到作者潜藏的批判锋芒。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六七十年代形成那样广泛而持久的“饥饿”时代，醉心于干“革命”、闹运动，而对普通人每况愈下的生存景况无动于衷呢？这样的“饥饿”，既是天灾的，更是人祸的。我们在讲当代社会的种种好处时，往往要以“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来告诫自己。其实，我们最不该忘记的，是我们自己在“革命”名义下所从事的种种非人道行为和所造成的非人道劫难。在这个意义上，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形象化教材。一般来说，从个人角度描述的历史，由于是切身经验，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认同作者的喜怒哀乐，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正是这样一部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史，活生生地呈现给读者的作品。

　　如果说饥荒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大饥饿，产生了在这两方面的灾难，那末，在涉及到性的方面，作者更以人性的真实，再现了这一敏感的话题。就像一位西哲所谓，性，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活动。他有别于动物。是的，任何一种性的活动无不戴上时代的高帽。作者在看似无解，却把答案埋藏在她的极为真实的故事当中。她的叙述，展开了她心里的，在那样一个悲惨世界里的性之迷宫。由于性的无法回避的存在，性本身，也体现了她的独有的饥饿感。在没有粮食没有爱的饥饿中，少女让“历史老师”的性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中，她在迷茫的生活中自杀、堕胎、酗酒，以填补那一恐怖的、虚无的、绝望的深渊。而同样绝望的历史老师，用他绝望的自杀，把性和精神的迷茫永远地留给了她。这似乎是她要成为一名作家的起点：爱的渴求的动力。

　　这种渴求充满了她的苦难生活。她发现自己被跟踪，跟踪她的男人是她那永远不要示人的生父。他的爱的渴求卑微渺茫，但终将在她日后的生命中点燃同情和宽宥。当她成为了有名的作家，她只能为他修建一座坟墓，但她不断体会到生父和母亲的爱，在她的血液中流动。

　　爱的力量就是生活的勇气，生命的延伸。它像不灭的火焰，在《饥饿的女儿》中燃烧。

　　由于饥荒而产生了爱的同情，生出的爱的“饥饿的女儿”；“饥饿的女儿”承受了苦难生活的考验，在苦难中看到的不仅有生父的爱，更有养父的宽容的爱。母亲的爱的信心。这一切，照亮了苦难生活，如漫漫长夜的篝火。“饥饿的女儿”最终出走上海，寻找人生的全新出路，那些苦难中的爱，是她在饥饿时代得到的永远的营养。

　　虹影不回避自己私生女的身份，并认为这一身份情结可以解释她所有的小说。[[9]]她的“上海三部曲”(《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女子有行》、《K》及《阿难》等一系列作品，都有离奇的情节(甚至《上海王》中也有私生女的故事)，人物在苦难中承受欲望和爱的召唤，欲望和爱的曲折让苦难生辉，也让虹影的小说兼具故事和抒情双美。

　　事实上，私生女情结是一个深含性别秘密的话题。婚姻制度确立之后，母亲生育了父亲之外其他男人的孩子才会有私生女这个概念。在父权社会之前，母亲生的任何孩子其实都是亲生的、平等的，不用说明父亲是谁的，但父权社会建立之后，就得说明父亲是谁，如果没有说明父亲是谁，那孩子就是私生子，私生子的处境无法与亲生子相比，被迫低人一等生活。

　　母亲只能在婚姻制度中生育孩子，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喜欢和意愿生育孩子。这就是私生女(子)的秘密：母亲她愿意跟谁生孩子，这里面包括了太多意味。她出于爱情才会同意出生私生女(子)，这是一个古老的叛逆情结，是个体女性对于父权制婚姻体制的生命反抗。当虹影在小说中反复书写这一古老的情结，让母亲做出生私生子的决定，就有恢复母亲原来身份的意思，这个母亲是有着古老的勇气、力量，和爱情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是在书写一个母亲的神话。她从自己个人的母亲，恢复了所有母亲的感觉。母亲们具有爱的能力，懂得生命的秘密，为了爱情，她们制造爱的女儿！

　　继《饥饿的女儿》之后，虹影出版了续篇自传体小说《好儿女花》。它继续着私生女情结的开掘，塑造了苦难中充满爱和勇气的母亲形象。小说从母亲离世开始，追溯母亲的点点滴滴私人生活史，重新认识母亲人生的历程，她如平凡卑微的好儿女花，开放在苦难平瘠的大地上，但她的生命力和美丽令人起敬。母亲因为爱情，生育了私生女儿，也因为爱情，和养父共同生活，虽然直到养父离世，她才意识到这份爱。在饥饿而且动荡不安的时代，母亲有信赖的男友，也有爱着母亲的其他男人，他们互相温暖，度过生活难关。母亲是爱的化身，她付出爱，也不断收获爱，虽然生活艰辛，爱却也如好儿女花生生不息将母亲环绕。母亲爱着她所有的孩子们，但她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家庭关系的复杂，世俗社会的歧视，令这个有私生女儿的母亲常常处在极其孤立无援的生活状态。母亲老了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到河边捡拾垃圾，回忆她那苦难却有爱情的岁月！

　　《好儿女花》中充满了中西方生活空间的比照描写，时空跨度很大。连接故事的人物是“我”，成长中并取得了作家身份的私生女。“我”就是《饥饿的女儿》中的备受苦难折磨的六六。往昔的苦难过去了么？作家在小说中提出了忏悔的主题，提出儿女们应该向自己的母亲忏悔：因为不懂得母亲的爱、母亲为爱受的苦难、母亲为了爱所渴望的理解。母亲为什么一直生活在捡拾垃圾的回忆之中？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爱是如此遥不可及，难以寻求，唯有内心的火焰尚没有熄灭。

　　“我”充满了自责和忏悔，回顾自己荒凉度过人生，再度发现爱情的宝贵，重新寻觅爱情，并获得了爱情，和如愿的爱情结晶，一个新生的女儿。

　　在“我”看来，母亲已经欣慰地看到了“我”腹中轮回的女儿。母亲认可了我的爱的继承。

　　从《饥饿的女儿》到《好儿女花》，日常生活的离奇复杂令人叹为观止。苦难之后是幸福，但幸福的得来并非易事。爱的话语序列，建立在生命秘密的发现和敬畏之上。这是虹影对当代女性写作最宝贵的贡献。

　　[[1]] 蓝黛选编：《老笔记——名人眼里的历史事件》前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2]] 迟子建：《伪满洲国》，第

　　57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

　　[[3]] [美]罗伯特。麦克艾文，王祖哲译：《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第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祝平燕、周天枢、宋岩主编：《女性学导论》，第10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5]] 吴亮主编：《日常中国》，序言第9页，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

　　[[6]]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总序第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43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

　　[[8]] [美] 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第109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9]] 虹影、荒林：《写出秘密的文本才是有魅力的文本——虹影访谈录》，《上海文论》2010年第6期。原文是：

　　荒林：在前段时间的研讨会上有人指出“私生女”是你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情结，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虹影：我想这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我的作品，因为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我被命运指定成为这么一个人，或者是成为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家，或者是成为这样一个类型的女子。我走过的路，其实都是跟我母亲最后决定要把我生下来，我的成长背景连在一起，由此可以解释我所有的行为、言谈、包括写作，甚至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跟这个身份相关，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写什么样的书，包括女性主义的“上海三部曲”那样的书，也像《好儿女花》《饥饿的女儿》这样跟自身相关的书，都跟“私生女”这个身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