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梅：我对父亲，首先继承然后才是质疑和挑战

刘剑梅

《两地书写》 刘再复、刘剑梅著 三联书店 2013年9月刊行

刘再复

　　深圳晚报记者 崔华林

　　父女俩在家书中交流对历史、对文学的反思，以及女儿在生活中的困难和人生中迷茫在信中一一向父亲道来。这样的家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傅雷家书》。不同的 是，《两地书写》一书的两位作者均在努力摆脱“父亲相”、“女儿相”，所以该书更像是朋友间的交流。有评论称，这样的书写在当代文坛和学界似不多见，更显 难得。

　　真正的好的学问是跟生命相衔接的

　　深圳晚报：《两地书写》的序言中提到，您父亲将跟您之间通信视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想问下这些通信之于您的生活是怎样？

　　刘剑梅：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后来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然后出国留学，这些书信是在留学期间和刚开始工作时写的。当时我住在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东亚系博士，导师是王德威先生，毕业后就到马里兰大学任教。我父母定居在科罗拉多州的波德市。

　　因为我属于“子承父业”，跟父亲就有很多共同语言。在对我的教育中，他一直都非常重视对我“性灵”方面的培养，因为文学是关于心灵的事业，而学文学的人首 先应该拥有一颗大慈悲的心灵。与父亲的通信，当然是我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海外汉学界流行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常常要用玄奥的西方理论来分 析，“言必称希腊”，而且很多课程的必读书都跟文学无关，而是跟话语政治有关。我感到很隔，也感到很沮丧，觉得跟我最初学文学的初衷有很大距离，甚至有了 改行的想法。这个时候，父亲跟我的书信对话变得很重要。他不仅让我坚守住了对文学的追求，也让我明白很多人生道理。记得在《两地书写》的“论不隔之境” 中，他告诉我，作为知识人，先是要拥抱知识，接着还要穿透知识，提升知识。做学问要面对真问题、真生命，就像王国维说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谓之有境 界。”而且他告诉我，真正的好的学问是跟生命相衔接的。通过书信对话，他其实是在点悟我。

　　深圳晚报：该书后记中提到，您父亲“逼迫”写作时，其实当时您处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而中文写作又不能为您带来工作上的便利，您起初答应跟父亲写这类通信是怎样的情形和心态是怎样呢？

　　刘剑梅：我当时主要在英文环境中，无论是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还是在马里兰大学任教，都主要是用英文读书，用英文写作，还得用英文教书。可是因为我最 早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中文又是母语，我的中文写作绝对好过英文写作。又因为漂流在国外的缘故，漂流本身也包含着语言的漂流，用中文写作可以说是一 种“寻找家园”的方式，尤其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方式，所以我跟父亲用中文通信，心里是快乐的，即使在考博士和评职称时都不能算作“业绩”，可却是一种内心的 需求。

　　深圳晚报：这种书写方式持续二十年下来，您现在跟父亲交流和通信的心态是否与最初时发生了变化？

　　刘剑梅：这种书写方式一直持续到我们父女一起为《亚洲周刊》写专栏。可惜我后来身兼数职，又要教书，又要做学问，还要照顾一双儿女，就没有再继续跟父亲用 书信交流，而是改成用电话交流了。不过，我还有继续写中文文章，而父亲总是我的第一读者。我们后来还写了《共悟红楼》的长篇对话录，一起对话曹雪芹的《红 楼梦》；还有《教育伦理》，一起对话当前中西教育存在的问题。虽然不同于《两地书写》，可是这两本书也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对话。

　　父女间的通信没有“父亲相”、“女儿相”

　　深圳晚报：既然是家书，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比较，比如《傅雷家书》和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很多人表示《两地书写》既没有前者的父辈的教训，又比后者更“高深”，主谈学问，请问您怎么看？

　　刘剑梅：《两地书写》最初出版时，只有《傅雷家书》，还没有龙应台母子的《亲爱的安德烈》。比起《傅雷家书》，我觉得主要的区别是我父亲没有刻意地着“父 亲相”，而是把我当成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进行对话。相对来说，傅雷作为父亲的权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可我父亲则更民主一些，愿意跟我平等地探讨问 题。其实，在我读中学时，他就已经这样对待我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写《性格组合论》时，会把书中具体的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说出来，然后问我有什么意见，虽 然当时我还小，可是看他那么认真地问我，就很受鼓舞，不仅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敢于跟他争论。其实，他的这种方式很接近美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培养孩子的 自信心，以及独立的思辨能力。《亲爱的安德烈》更重视情感，而我和父亲的《两地书写》更重视做学问和做人。

　　深圳晚报：看得出来，全书中的交流涉及历史、文学，主谈学问，同时又侧重心灵，而非侧重于知识。请问这个是父女之间有意为之还是默契？

　　刘剑梅：应该是默契吧。我平时虽然很喜欢跟父亲讨论学问，也很喜欢跟他讨教关于人生的感悟。他对我的期许，是不仅有学问的根底和学问的功力，更是要有灵魂 的根底和功力。在他看来，优秀的学者，一般都需要有底气、有胆气、有正气，而这正气都与心灵的根底相关，这种强大的心灵，是不会被时势、权势和金钱所左 右。在我们这个物欲横行的时代，父亲所强调的这一切，变得尤其重要，尤其可贵。

　　深圳晚报：看到一句评论，很有意思。说一个是在情感和审美上如赤子的父亲，他在这个最纯正意义的文学上的追求更加地热切和纯正，那当然是“虽九死而犹未 悔”。一个是尊重、理解父亲、并对其做一定阐说的女儿。只是，女儿的语言是学理的，结论是学理的，父女间存在着一个很别致的“和而不同”。当然，我们也在 书中看到了在一些具体话题比如女权问题的“不同”。另外，感觉父亲更多是“灵”的层面，反倒是作为女儿，提到比较多世俗的“铁饭碗”、“文丐”之类，这点 比较有趣。在您看来，跟父亲之间的“和而不同”分别在哪里？

　　刘剑梅：这段评论说得很准确。那个时候的我，真是中了太多西方学术理念的毒，还执著于一些理念，还没有真正达到父亲对人生的大感悟的境界。父亲说我有灵 气，不愿意我被那些学术话语捆绑，所以通过书信的方式来开启我，让我后来逐渐对人生、对学术、对文学有所领悟，慢慢走向更加“灵性”的层面。现在我回头读 这本《两地书写》，觉得父亲真是用心良苦，他自己当时正在经历“第二人生”，有很多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都想与我分享，可是发现我还没有具备穿透知识和穿透 书本的能力，就耐心地一封封信写给我，从各种角度来点醒我。

　　父亲把我领进了文学世界

　　深圳晚报：现在回过头来看，走上文学道路，是否与家庭的影响有关？

　　刘剑梅：当然有关系。我非常感谢父亲把我领进了文学世界，因为现实世界充满了困境，人们的心灵往往没有存放的地方，有了文学，我的心灵就有了存放的地方。我在《两地书写》中的这段话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感谢您终于使我爱上了文学。这一工作是我比旁人多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此迷人。它的最深处的内核，是真的永远不会熄灭的人性的太阳。它的光芒抚慰着人 间，也抚慰着我，叫我做人要丰富，但又要单纯、善良，对人永远不要失去信念。它让我在充满欲望的世界中不会迷失自我，并多了一种视力看待人生，多了一副 ‘诗意心肠’，珍惜人世间所有的真情和爱意。”

　　深圳晚报：有这样的家庭在前面带路，似乎您一路走来都很“顺”，也很“正”，偶尔会有过撇开他们影响的想法么？

　　刘剑梅：我有个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她的父母也是名人，可是只要别人一提到她父母的名字，她就很恼火，觉得别人没有尊重她，而只是重视她的名人父母。我 小时候当然也有想摆脱父亲影响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叛逆，不过后来理智地想一想，父亲说的话都有道理，对我的人生方向有好的引导，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我就 慢慢听进去了。我不能为了叛逆而叛逆，因为那样反而是“媚俗”。

　　深圳晚报：您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用什么词语或句子来形容会比较恰当？

　　刘剑梅：父亲说我属于他所热爱的那个世界，我也一样。我们所热爱的那个世界是明心见性的世界，是可以容纳生命本真的世界。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赤子之 心可以纵情微笑、漫游、言说的地方，是一个形而上思索可以展开自由双翼的地方”，是文学的世界，是精神深层的世界，是不被金钱和权力束缚的世界。

　　深圳晚报：您对父亲的有一种很强烈的信任，无论是生活之困，学术之疑，人生之问，您都能坦诚地将这些问题与父亲共同解决，请问您是如何保持这种信任长久不被破坏？要知道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和父母交流。

　　刘剑梅：五四以来，我们对于父辈的文化都是采取质疑和批判的态度，以为那样就是进步，那样就是革命，到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经过一次次“弑父情结”，一次次 革命与摧毁，所剩下的几乎是一片废墟了。其实父辈的文化和价值观一定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对于父亲，首先是继承，然后才是质疑和挑战。不 过，我和妹妹跟父亲的交流特别好，也跟他从来不刻意摆出父亲的权威有关。他非常和蔼可亲，有时候甚至“以幼者为尊”，充分尊重我和妹妹的想法，喜欢鼓励我 们独立思考，这种姿态很容易就赢得了我们对他的信任。

　　深圳晚报：您很幸运，对文学、人生的看法和困惑，有这样一位父亲亦师亦友的聆听和建议，同时又有很多文学前辈一路帮助，但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您现在是高校教师，可能也像是一个“长者”看见过他们面临的文学、人生困惑，对于他们，您的建议是什么？

　　刘剑梅：我的建议是，请两代人(父辈和子辈)都读一读《两地书写》，首先两代人得有交流，然后才能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