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中国电影的诗性气质

——访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

　　2013年走过第三季度，中国电影的表现十分亮眼。

　　然而，电影大国并不等同于电影强国。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原创性始终是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需要全行业的探索实践，更需要学术上的建构。在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今天，研究机构和高校该如何作为？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

　　记者：高校在推动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历程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侯光明：我认为，实现电影产业的全面发展与繁荣，完成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必须加强“软件”建设。只有加快提高国产电影质量，促进优秀作品的社会诉求与市场回应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目前，中国电影的发展正进入一个从理论建设、人才培育、创作理念和评奖机制都亟须更新换代的关键时期。只有突破这一关键，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强国建设。而在今天，北京电影学院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培育新型电影人才、引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完善中国电影文化建构的重任。我们应该继承既有的“学院派”优良传统，通过孕育“新学院派”电影精神，全方位提振中国电影的创作、制作能力，充分发挥电影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作用。

　　记者：您强调“学院派”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着重强调“学院派”对建构电影文化的作用？

　　侯光明：“学院派”即是以电影理论为先导，进行高度凝练的艺术创作，并以此为契机，传承学院的基本育人理念。中国电影“学院派”建立的基础，是1950年北京电影学院的建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以北京电影学院影人为核心的中国电影学院派由此孕生：

　　白景晟、张暖忻等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以《丢掉戏剧拐杖》、《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论文在理论上完成了后“文革”时期的电影美学建构，宣告了第四代电影艺术创作的蜂起。以《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湘女萧萧》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标志着“学院派”风格真正登上创作的舞台。黄健中、杨延晋、谢飞、郑洞天、张暖忻等后来被称为第四代导演的共同特征，便是在“文革”前期、中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79 年之后开始独立执导影片，以纪实风格形成对“文革”电影阴影和传统“高、大、全”模式的反拨，或者以史诗式叙事反映家国变迁进程。

　　第五代导演以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为开山，包括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和《盗马贼》、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宁瀛的《找乐》等作品，以比第四代导演更新锐的历史视角、更写意的美学风格、更宏大的叙事角度和更深刻的文化反思，赢得了世界影坛的瞩目。他们与香港的“新浪潮”、台湾的“新电影”遥相呼应，形成两岸三地不约而同的电影革新运动。在他们身后，是年轻的第六代“学院派”代表人物贾樟柯、王小帅、张元等。

　　经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积累，一代代影人薪火相传、教学相长，赓续着中国电影的诗性气质，使“学院派”创作风格成为中国电影艺术的灵魂、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核心动力。

　　记者：回顾“学院派”的成长脉络，促使其生生不息的根源在哪里？对于今天又有什么启示？

　　侯光明：我想，“学院派”的核心精神是坚持电影的艺术性，但这不代表排斥商业性。尤其在今天，我们更不能将电影艺术的探索束之所谓“权威”或“学院”的高阁而固步自封。今年上半年，有两位青年新锐导演的国产中小成本影片颇为引人关注：一是赵薇的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二是薛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我很自豪的是，这两位导演均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她们用创作实践促成了艺术与商业的融合。

　　我们传承和发展“新学院派”要从人才培育、理论研究、电影创作和评奖机制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对电影职业通才和电影精英人才的培育，为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和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还要与时俱进，注重将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科技与文化的结合、宣传意识形态主流阵地等进行研究。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学院派”影人须继续坚持为大众而创作，着重展现民族历史和人性真善美，在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电影发展规律的创作思路中，展示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与气派。最后，通过学院奖引领电影的创作导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学院奖一般由行业协会或者电影专业院校主办，是代表学院派艺术导向的评奖机制，其精神内核为“权威”和“学术”，尊重电影作为艺术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多个电影大国和电影强国均将这作为电影艺术的最高奖项，如美国奥斯卡金像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日本电影学院奖等。我想，中国的电影学院奖应当表彰和扶持体现家国民族情怀，具有高度文化含量、独特美学价值、新颖艺术成就，积极回应市场的艺术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