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的典范性——为纪念《雷雨》诞生八十周年而作

　　《雷雨》诞生80周年了，关于《雷雨》的评论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雷雨》在中国话剧上的历史地位和当下启示。

　　我在30年前写的《曹禺剧作论》是这样说的：“《雷雨》是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向成熟阶段而飞出的第一只燕子；他的现实主义成就为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奠定了一块有力的基石，而他的民族化群众化的尝试，显示着中国话剧民族化群众化的最初实绩。”

　　翻开中国话剧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雷雨》的评估，在“文革”前，尽管人们也认为它轰动一时，长演不衰，甚至有人将1936年说成是《雷雨》年，后来茅盾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的赞诗，周扬对它也作过很高的评价；但是，对于《雷雨》的诞生及其地位和意义，却未能给予客观而深入的回答。

　　而引起我思考《雷雨》的历史地位问题，是近年来关于《雷雨》发表所涉及人事的讨论，这里有着关于史实的回顾与辨识，也有争论。于此，引发我对《雷雨》的诞生及其戏剧史的背景问题的思考。发表的史实自然应该弄清楚，但更重要的问题是，《雷雨》究竟是怎样诞生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是曹禺而不是其他的剧作家写出具有这样里程碑意义的《雷雨》，为什么《雷雨》成为标志中国话剧成熟飞出的第一只燕子，也就是说，曹禺是在怎样一个戏剧文化的背景下将它创造出来的，它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究竟在哪里？

　　任何历史发展的节点，都会有标志性的事件、人物、作品诞生；反过来说，这些标志性的人物作品就成为历史的里程碑。

　　曹禺的《雷雨》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如果简明的加以概括，就是它的典范性。

　　何谓典范性。我是根据库恩的“范式”论衍化而来的。不过，我将它的意涵归纳为三点：一是它的革新性，也可以说是革命性。在思想理论观念、创作方法、技术手法上都具有创新，解决了发展史上他人未能解决的关键课题。二是它的经典性。对一部作品来说，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可以同历史上出现的经典作品相媲美，它不但在历史上是集大成者，更具有艺术的持久性。三是它的示范性。由于它而开启了新的戏剧创作的门径、新的戏剧观念、新的创作方法，从而引领了新的创作潮流，甚至缔造了艺术的传统。

　　《雷雨》就具有这样的典范性，是其他剧作家的剧作所未能达到的，也是曹禺的其他剧作所没有全部具备的。

　　我们没有必要对曹禺的五部经典《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作高低之分，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研究的深入，《雷雨》的潜质和潜能以及它的影响逐渐被揭示出来，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也日益更加清晰而鲜明。《雷雨》开辟了曹禺自己的戏剧道路，也开拓了中国话剧艺术的道路。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雷雨》和《雷雨·序》是一个整体，是曹禺创作美学和创作实践的完美统一。在中国话剧史上，《雷雨》犹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狂人日记》，《雷雨·序》犹如雨果的《克伦威尔·序 》，这两者构成曹禺的戏剧宣言书，宣告着中国话剧有了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原则。这两者一并展现了它的典范性。这种典范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曹禺提出一个崭新的戏剧观念——戏剧诗的观念。他声言，他写的是一首诗，而不是社会问题剧。显然，这是他针对五四以来，尤其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及其代表作《终身大事》所引发的所谓问题剧的潮流而发的。

　　其二，《雷雨》所蕴含的深刻而广阔的人文主义关怀，对人生、对人、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他对宇宙的憧憬，是其他剧作所未能达到的。正如王国维评价《红楼梦》所说的：“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雷雨》也具有这样的典范特质。当我们仅仅把《雷雨》演绎成一部社会学的悲剧的时候，也未尝不对；但是，沉浸在《雷雨》的人物、情境、情节中的是他对人生、对人、对人类的哲学的沉思。

　　其三，由《雷雨》树立起一个新的典范，可以说是诗化现实主义的典范，这是一个以塑造性格为核心，创造诗意真实，讲究说故事，讲究穿插，讲究场面，既可读又可演的为中国人所情愿接受的话剧范式。如夏衍就在曹禺剧作的“示范”影响下，创造出《上海屋檐下》这样的杰作，以致在中国形成了诗化现实主义的宝贵传统。

　　其四，从文明戏、五四新剧以来，一直困扰中国戏剧人士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如何对待这个西方的舶来品。我们已经有了成百次的实验，但却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雷雨》的示范性，在于它提供了最佳的范例和经验，那就是以他人的金线制成自己的衣裳。当那些用比较文学的尺子来观察《雷雨》，所举证的种种“影响”和“抄袭”的例证，在今天看来，都一一展示了曹禺的高度的摄取力和消化力。在这部戏剧中，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甚至情节剧，都融化在《雷雨》的熔炉中，它是曹禺用了5年之久的酝酿，长久的构思和打磨，谱出的一部“雷雨”的交响乐曲。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

　　从创始阶段的文明戏，到五四新剧，再到《雷雨》问世，还不到30年。如果作为一个新兴的剧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成绩相当可观了。但是，就对话剧艺术的本体来说，应当说中国人那时还没有尽得其妙，知其精髓，对当时话剧发展的核心课题还处于摸索阶段。究竟是哪些问题影响中国话剧的发展？

　　其一，是对话剧艺术本体的认识还缺乏很好的理解，尤其对话剧创作的艺术基本上还处于模仿阶段；其二，在话剧观念上，从胡适、欧阳予倩到洪深，都将话剧作为传输思想、传输主义的工具；其三，在演出上还处于爱美剧的阶段，没有专业的、职业的剧团，更没用足以养活剧团的剧目；其四，缺乏艺术创新的意识，一是艺术个性的创新，一是民族的创新。

　　以上就是《雷雨》诞生的戏剧文化的背景。也是中国话剧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课题。

　　那么，是什么使曹禺走向话剧发展的历史制高点上，是什么支撑曹禺走向《雷雨》？我以为他有四个支柱。

　　一是曹禺是带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和精深的戏剧文化传统接触去西方戏剧的。

　　二是，对于西方戏剧史的了解，尤其是他对从古希腊悲剧到易卜生、契诃夫，再到当代的奥尼尔的研究，不但使他成为西方戏剧史的教授，而更重要的是他与那些戏剧大师进行了心灵的对话，可以说是神交。他从中得到的是思想的启示，是灵感的点燃，是灵魂的感悟。

　　其三，他是带着经历了文明戏和五四新剧的种种事变和教训而接触话剧的，使他对这段戏剧史有着深切的观察，以及对核心课题的思考。加之他的恩师张彭春给了他最好的戏剧教育，发现了他演剧的才华，启迪了他的戏剧智慧，不但使他成为一个名噪一时的天才演员，像莎士比亚、莫里哀一样有着亲历的舞台经验；而且带着他改编外国名剧，引领他跨进戏剧创作的道路。

　　其四，他有着独到的人生体验。他生活在那个“黑暗王国”一样的家庭，尤其是那个爱着他又被他看成是“暴君”的父亲，以及有关的家族和家庭的人和事，都让他顿悟了人生。他在一个看来狭小的家庭里，感受到了人生的大悲苦，人性的大世界。

　　以上，自然不能全部概括。但是，这四个支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看来，《雷雨》的成功是偶然的，但是，它却是为时代所孕育，为历史所积累的结晶。尤其是曹禺那种十年磨一剑的创造精神，让他登上中国话剧历史的一个峰巅。

　　我想，《雷雨》的典范性，在当前也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让我们懂得怎样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抓住历史的症结加以大胆的突破。敢于面对前人所未曾解决的问题，善于发现现实生活中的诗意，从而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佳作。我们纪念《雷雨》的诞生，就是希望像曹禺那样创造出我们时代的《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