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容器(计文君)

　　计文君，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现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小说集《天河》《剔红》《帅旦》《此岸芦苇》等。曾获人民文学奖、杜甫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年度金奖等。

　　小说是用虚构的容器盛放真实的经验。

　　我从2000年开始写小说，至今为止几乎全部的作品，都与那个叫“钧州”的地方有关。那是一个中原腹地上的小城，有着悠远的历史，也有着和中国 其他城市一样的现代、当代命运。我故事中的人物，在那里生活、出发、远离，或者从异乡归来……我现实中的故乡是河南许昌，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大概知道它 的位置。然而钧州并不是许昌，当然不只因为我无中生有地给了它一条白沙河，甚至也不是许昌的象征、比喻或者变形，它只是我的文学之乡——盛放自我经验的容 器。

　　也许最初并不自觉，多少有些有样学样的成分，不知道有多少写作者移山填海地给自己创作了这样一个文学之乡。从索隐的角度来考察与写作者真实故乡 的关系，有趣味，却无意义。作为经验容器的文学之乡，固然有些质素来自写作者真实生命经历中地理、文化意义上的故乡，但更为本质的来源，是这一写作者在人 类漫长叙事谱系中选择的位置。

　　一个作家能拥有什么样的容器盛放自己的生命经验，多半由不得自己做主。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所谓个体永远是时代的人质，一个写作者天生禀 赋的文化气质和历史际遇决定了他所能持有的容器。这么说，似乎取消了作家的主体性，很多作家的文学之乡都是他(她)主动建构出来的，而非从命运那里被动领 受来的，也就是说，很多作家的容器是自己烧造的，而非被赠与的。只是，这样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其本质上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这样的有限性之中，却又蕴含着某种无限性。沈从文的容器宛若一尊绿琉璃，从湘西或者像湘西一样美丽淳朴的自然中国乡村来到都市的现代作家，不只 沈从文一个，但也不是人人都带着一尊绿琉璃。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山东作家，也没有人手一只莫言那样的红陶酒坛。作为个体的写作者，既在被动地领受着现实 之乡、历史之乡，也在主动地建构着文学之乡，如琢如磨，至于最后能不能成器，成什么样的器，充满了偶然。无论后来的文学史和批评家从这种种偶然中分析出多 少论据充分的必然来，对于写作者个体来说，烧造、获得这个容器的过程，依然是充满命运感和未知数的冒险，类似钧瓷中的窑变。

　　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我非常艳羡前辈作家拥有的斑斓有效的“宝器”，也有大手笔已然将自己的文学之乡幻化成了钟鼎一样的“礼器”、 “国器”。羡慕只是羡慕，作家和作品都只能领受自己的命运。我不大愿意夸张所谓一代人的艰难——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艰难，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我时常发现自己的容器千疮百孔，用我的钧州来盛放从动荡繁复的现实世界领受的生命经验，如同以手掬水，满满地捧起来，往往只剩下湿漉漉的两手遗憾，显得徒劳且无效。我不知道这样的无效性与无力感，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就我非常有限的观察和了解，似乎并不是我个人的困难。

　　对前辈有效的容器，对我辈未必有效，这是基本的清醒。如果今天你还想仿效沈从文打造琉璃尊，最大的可能性是收获廉价、浅薄的塑料瓶，说不定还是 没底儿的。我陷在自己的困难中，有时会产生一种可怕的想法，也许我虚构的文学之乡再也无法让人满意地安放真实了……我在最近的一篇小说《无家别》里，借主 人公的口，说了这样一番话：

　　祖父的故事是史诗，按照历史的逻辑，有着诗性的悲剧结局；祖母的故事是传奇，按照生活的逻辑，绚烂繁华终归于惨淡艰难；父亲母亲的故事是现实主 义小说，无论他们的人生际遇还是人生选择，就连他们最后的去世，都意义鲜明，深刻动人，总有些什么让你仇恨，热爱，赞美，叹息，感动……而我的故事，却是 一堆前言不搭后语的段子，禁不起追问，莫名其妙，悲哀也变成了可笑……

　　如果无立足之地的失乡已是命中注定，那么与其捧着千疮百孔、无法盛放真实经验的旧容器悲哀，不如索性撒手，在碎片中，我们将拥有一种不器之器，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