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伟 :一挥手，终成别

　　有人一见如故，多少年过去，依然记忆犹新；有人天天见面，寒来暑往，却不一定能准确地形容出对方的眉眼。这点，一如钱锺书先生的友谊观：“人之间的友谊，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倒是说不出的要好。”好一个“说不出”！人间真情，大抵都带有此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余味吧。我与新芝大姐，便如前者。

　　新芝大姐走了！无论有多少疑惑萦绕心头，我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今年恰逢鲁迅文学院主编班(第二届高研班)毕业10周年，有班里热心的同学倡议让所有学员各写一篇回忆鲁迅文学院的文章，然后结集出版以示纪念，具体的联络任务落到了俊哥身上。十年光阴，物换星移，不少同学的通联方式都变了，而俊哥手头那本毕业时的通讯录早已不见踪影，向我问询，我只好照着自己留存的那本通讯录上的名单一一告知。

　　当我念到倒数第二人“张新芝”的名字时，俊哥突然语气凝重地告诉我：“张新芝走了！”我条件反射般地跟了句“出差，还是出国？”当他再次明确告知“她再也回不来了”时，我的脑子有些发蒙。致电跟新芝大姐在同一栋楼里上班的同学方文，得知已是年初的事情，大致是因肺部的问题。

　　严格地讲，我跟新芝大姐在班上算不上最熟悉的同学。2003年9月的一天，我到位于东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报到，成了第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一名学员。在前往分配给我的217房间途中，搭乘电梯时，一名和颜悦色的中年女子冲我热情地招呼道：“你是主编班的学员吧？我叫张新芝，《诗刊》的，也是这个班上的学员，住409房……”就这样，我跟新芝大姐算是有了一面之缘。

　　当时我是全班惟一没有办理脱产手续上学的学员，因此，除了上课外，其余的时间甚少在学校露面，也很难见到新芝大姐的影子。她似乎被同学们早早地划入了“贤妻良母“的范畴，一般情况下，都不忍去打扰。

　　真正熟悉起来，反而是在学习结束后，但凡有外地同学来京，多半会聚一聚。在京的十来位同学时不时也会邀约到一块儿吃顿便饭，聊聊近况。每次见面，新芝大姐总是早早赶到，热情地张罗。告别时，又细心地关照着同学们一一离去。同学间提及新芝大姐，总会异口同声地赞一声：地道的好人！

　　随着我搬到郊区落脚，便很少参加城里同学聚会了，我与新芝大姐也就甚少见面了。最近的几次见面，一次是在2011年11月份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新芝大姐被抽到大会会务组帮忙，一同被抽调的还有班里的另一位同学郭文斌，而当时的我，负责带领一个小组在文联大楼里执行作代会的舆情预警工作，工作繁多，实在是无暇多作停留。因此，我们在走廊里打完招呼后，便匆匆告别了。再见面时，记得是在文联大楼的走廊里，我当时已受聘楼里的一家单位。当她得知我的近况后，很是替我高兴，同时叮嘱我过来值班时一定记得找她拿饭卡，她每月的饭卡都吃不完。随后几次见面，每次她都如此叮嘱我，总担心我吃不饱。在世态炎凉、自顾不暇的当下，她的这份关心，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我而言，内心的感动可想而知。真情稀缺的年代，一句无意中的话，尚可温暖一颗心，何况是如此谆谆叮嘱、切切关心？

　　我同新芝大姐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文联大楼一层大厅，我手里拎着一大包东西，急匆匆地要出门，我们彼此笑着打了声招呼后，我便朝马路边跑去。我在路边上车回望时，看见新芝大姐还在看着我，见我回头，冲我挥手告别……没想到，这一挥手，竟成“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新芝大姐一直都在《诗刊》社，从一名普通员工到到总编室主任，始终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提供各种后勤服务。她没有留下满屋金银，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她只做好了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中的好人，但她的善良、勤劳和谦和，却又如此珍贵。

　　此刻，凝望着窗外月朗星稀的夜空，我的脑海中浮现着新芝大姐那张和气的笑脸，耳畔回荡着那句“宏伟，我饭卡吃不完，你过来上班时千万记得找我拿卡哦”，泪眼婆娑之余，一缕“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的哀愁突然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