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书柱:敬礼，柏林的好人——布莱希特

　　一

　　在我的脚下是北国风光的景象。

　　万里雪花飞舞。

　　静止的

　　黄河，在这样的高度上望去

　　再也不滚滚急流。在它和我们之间

　　这是德国诗人、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951年翻译的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前几句，译诗共21行；不过，布莱希特给德文译诗定名为《飞越长城的思绪》。

　　布莱希特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在文化艺术界更响亮。妻子和我都是德文专业毕业的，自然早已知道布莱希特的名字，陆续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对布莱希特的成就有所了解。记得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练习翻译过他的短篇小说《异端者的外套》。那时候，除了老师(当时还有来自西德、东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过布莱希特，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的丁扬忠教授还来给我们做过其戏剧理论的专题报告。两德合并以后，妻的工作地点也从波恩转到柏林，我从维也纳离任后就来到妻身边。那时，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一生从事戏剧的创作、导演、编排和戏剧理论的研究。他打破欧洲古典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理论原则即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强调戏剧的“间离效果”或“陌生化”表演方式，并且在创作和演出中得以成功实践，在当代世界戏剧创作和表演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举世公认的三大流派之一，为戏剧艺术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们曾经通过影片看过他创作的戏剧《三分钱歌剧》《大胆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卡拉拉大娘的枪》《母亲》等，单那编排和演出手法就使我们耳目一新，至今印象深刻。而布莱希特与中国、中国文学艺术的关系，他的中国情结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

　　布莱希特一生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的妻子海伦娜·威格尔说：“布莱希特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原则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布莱希特的戏剧里流淌着中国艺术的血液。”

　　是的，布莱希特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几乎一生都处在和中国的思想与精神的联系中。

　　早在青年时期，布莱希特就开始接触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典籍。据布莱希特研究专家称，他早年读过《老子》《庄子》《易经》和《墨子》等，还曾写过长篇论文《墨翟——变易之书》。他在流亡到布拉格时，写过《老子在流亡途中著“道德经”的传说》。1935年，他在莫斯科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那年，梅兰芳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了6场京剧，包括《宇宙锋》《打渔杀家》《贵妃醉酒》等，还有6场京剧里的舞剧片段如西施“羽舞”、花木兰“走边”、霸王别姬“剑舞”等。这一相遇，对布莱希特影响深远。京剧表演的独特方式决定性地启发、促进、丰富了他早年提出的叙事和史诗喜剧构想。第二年，他写出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书。后来在他的戏剧创作和实践中，不仅借鉴了中国戏剧的表演手法，还直接运用了中国文学艺术素材和中国背景，创作出了《高加索灰阑记》《四川好人》等精彩剧目。后来，他还领导他的剧院排演了中国话剧《粮食》。布莱希特作为诗人，很喜欢中国诗歌。他熟知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中国诗人，尤其喜欢白居易。他除了翻译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翻译了李白、白居易的诗篇。晚年，据专家披露，他还有过移居中国的想法。

　　布莱希特的中国情结可见一斑。

　　二

　　我们在柏林生活的时间正好是布莱希特逝世50周年，柏林市正举办布莱希特艺术节。

　　为了纪念布莱希特，柏林市特别邀请来著名的导演重新排练《三分钱歌剧》，请德国著名的摇滚歌星Campino担任该剧男主角。柏林市还邀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外剧团来柏林演出布莱希特的剧目。

　　整个夏天，柏林市到处都是布莱希特。剧院里上演着布莱希特的戏剧，学校和艺术社团举办着布莱希特作品朗读会和关于布莱希特的报告会，电影院里反复放映与布莱希特相关的电影片，书店里显眼处陈列着布莱希特的著作……柏林最有影响的日报《柏林每日镜报》在整个8月的每一天的头版左上角都刊登一则布莱希特语录。布莱希特在柏林市内和在勃兰登堡州布口镇的旧居以及布莱希特夫妇安葬的墓地，每天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统一后的德国给了布莱希特前所未有的荣誉，令人感动也令人感慨的荣誉。

　　曾几何时，布莱希特虽然已经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国际上的尊重。但是，当时联邦德国的某州要上演布莱希特的戏剧时，遭到当时联邦外交部长的严厉训斥。这件事，在上世纪60年代末学生运动时被作为一个批判的课题。统一前，与东德对应的西德也出版过布莱希特的著作，也有研究和评论布莱希特的文章，但是，政治上对他是质疑的，也有人从私生活上指责他。然而，谁能否认布莱希特的文化艺术成就呢？

　　布莱希特二战后回到民主德国，直到1956年8月14日去世。现在，统一后的德国能举办布莱希特艺术节，可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妻和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前去参观布莱希特的故居。

　　我们到市内的旧居时，很多人正在排队等待参观。按旧居博物馆的安排，每次入内参观者最多8人，并且必须跟随讲解员。算了算，今天肯定轮不上了，就在楼道里、院子里和街门过道里磨磨蹭蹭地看了个够。街门过道的墙壁上写满了布莱希特的诗作，强烈地提醒人们，布莱希特在诗歌创作上的贡献一点也不比他在戏剧上的贡献差。

　　热心的德国人告诉我们，布莱希特的工作室、会客室和卧室陈设很简单，夺目的是他的藏书。

　　布莱希特1954年3月写给在法兰克福的出版商佩特·苏尔坎普的一封信里说：“我现在住在逍式谢大街，靠‘法国’墓园，那里葬着胡格诺将军们、黑格尔和费希特。我的窗子都朝向墓园的方向，那里并非没有欢快的气氛。我住在后面一座楼房的二层，这座楼与前面的那座楼都有150年的历史了。房间都很高而窗子的比例很得当。最大的房间大约9米见方，这样我就能够为了不同的工作放置很多桌子椅子……自从我住得离剧院这么近了，我就得经常为我那些年轻人花费精力，他们蜂拥而来，不过他们知道，我乐意。”可见，布莱希特很喜欢住在这里。

　　我们拐进隔壁的院落。那里，外面是法国公墓，葬着当年从法国迁居来柏林的胡格诺派的将军志士们。与法国公墓一墙之隔的后院就是被柏林人称为“名人墓”的市立公墓。这里葬着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建筑师申克尔和沙多夫，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说《第七个十字架》的作家安娜·西格斯，作家海因里希·曼、施特凡·赫姆林、约翰那斯·贝歇尔、阿诺尔德·茨威格等。但是，我们在那些壮观的华贵的雕饰的排排幕碑间转来转去都没有找到，直到我们几乎失望时才经人指点在一偏僻的墙角找到了布氏夫妇的墓。它所在的斜对面不远处正是哲学家黑格尔的高大墓碑。夫人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那墓何止简朴，简直可以说简陋了。一块立着的不规则的花岗石上刻着布莱希特的名字，旁边一块躺着的石头上刻着夫人的名字，没有其他任何装饰，夫妻俩就这样相伴于地下。我感动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是，墓地有两米见方的草坪。草坪靠路边的地方插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荣誉之墓。这是柏林市政府的敬意。我们几乎因劳累而麻木的感觉此时又被激活了，心灵受到了始料不及的碰撞……天暗下来，细雨飘洒开，我们慢慢地无声地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那里。后来我们又去过两次，每一次都在布莱希特夫妇的墓前静立一会儿，默默无声，用心和他们对话。

　　三

　　在柏林市东大约50公里的布口镇，那里已经属于奥得河河谷地域，布莱希特还有一处住房。我们在那个夏天里连续去了乡间故居三次。

　　去布口的一路上，看着德国东部农村田野的风光，心境很好。那是缓慢的丘陵地带。并不很宽的乡间公路随着地势和走向起伏着弯转着，时而车行在两排高大的树荫下，时而是并不高大但间隔整齐的樱桃树。每行几公里，路边便有农村的房舍。这些房舍不是院落，没有围墙，是独立的一幢幢二层小楼。这些小楼，与我们在西德见到的农舍也有不同，明显地看出缺少修缮和美化，有的墙皮剥落了，门前门后也没有精心料理的草坪和花圃。不过，这景象却让我感到亲切。也许在我的感觉里，认为精心料理的事物对观者也要求精心的欣赏，否则物我之间就会有距离、界限、隔阂。也许还因为我就来自农村？

　　车子从一座山坡的绿林间逶迤出来就到了布口，再沿着坡路转几个弯才来到布莱希特家门前。这是立在湖边的一所独立的院落。

　　停好了车，从车里出来就看到停车场旁边有一条小溪从院子一侧流过，注入晒尔慕策尔湖。溪水清澈见底，几尾寸长小鱼悠闲地游在水底沉积的叶片之上。妻像个孩子一般惊叫一声蹲下来看着，忽然用手试试水，小鱼瞬间不见，她才站起来。

　　院落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座白色墙壁的三层小楼，是布莱希特夫妇居住办公的所在。小楼南侧是纵横有序的花园，白色黄色红色的花朵和圆圆的红色白色浆果点点散布在中午明丽的阳光下。湖畔一侧和小楼的后面是高大的阔叶树，大树下拐角的湖边还有一座小屋。

　　我们走进小楼，逐间观看了主人的卧室、会客室、工作间、书房。摆设同样简洁，一台很普通的打字机却让我们联想很多。布莱希特夫妇是1952年春住进这座房子的。布莱希特在这里写出了剧本《图兰朵或者洗刷嫌疑者的会议》及很出名的组诗《布口哀歌》。这些应当就是用这台打字机写下的吧。随后，我们来到湖边那座小房子。那里存放着《大胆妈妈和他的孩子们》的服装和道具。那里的屋墙上用文字和图片翔实地介绍了布莱希特夫人海伦那·维格尔的生平和成就。这之后，我们又来到花园。花园里，不能忘记的是刻着布莱希特《布口哀歌》组诗七首诗的牌子。我读过一遍之后，一首一首把它抄录下来。有两首是这样的： 

　　炊烟

　　树荫下湖畔的

　　小房子上升起炊烟

　　假使没有它

　　那将会多么凄凉

　　那房子、那树和湖

　　花园

　　湖旁，冷杉和白杨的深处

　　围墙和灌木围成的花园里

　　那么聪明地栽植了按月

　　从三月到十月都有开放的花

　　这里，清晨，并不很经常，我坐着

　　期望给我自己看到

　　这样或那样的欢悦

　　在每一种天气里

　　好天气里和坏天气里

　　从这两首诗里，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主人恬静的心情和对欢悦的期待及享受。

　　每次从布莱希特故居出来，只要时间允许，我们都在布口镇上一家咖啡馆坐坐。在那里，我和妻很自然围绕着布莱希特不紧不慢地交谈。我们述说各自对布莱希特作品的印象，不知不觉地就将布莱希特和西部德国科隆附近的伯尔——被人们称为“科隆的好人”的伯尔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不同，但在我们的印象中在很多重要的地方却又有很多的相同。布莱希特和伯尔都一样反战爱和平，都一样同情弱者、小人物，抨击社会虚伪，伸张正义等等。在我们眼里，布莱希特也是“好人”，不仅仅因为他创作了《四川好人》，我们愿意称布莱希特为“柏林的好人”并以此向他表达出我们心底的敬意。

　　伯尔生前给他的当时还不到10岁的孙女萨玛依写过一首诗，诗里说：

　　我们来自悠远的过去，

　　亲爱的孩子

　　必定向遥远的未来走去。

　　伯尔对未来对下一代充满了信心。

　　布莱希特在他的《致后生》这首3章70多行的诗里，很详细地描绘了他所经历的时代，接着对“后生”说：

　　你们，从我们沉没的潮流中

　　浮生出来的你们

　　记住

　　假如你们说起我们的弱点

　　也要说到我们那个黑暗的时代

　　你们不曾经历

　　布莱希特在50年代要后人不要忘记过去，而伯尔在80年代要求下一代坚定地走向未来。其实，两人的胸臆、志向、愿望是一致的。

　　敬礼，柏林的好人！

　　敬礼，世界各地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