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旸:有容乃大，恩泽百年

　　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已有百年历史了。当然，这是她现在的校名，整整100年中，她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名字。

　　在成为一个近代学堂之前，她叫“右翼宗学”。那是清雍正年间官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宗学里有位神情落魄、衣着寒素的教师——曹雪芹。家中被贬，回京归旗，奉召当差，这正是曹雪芹最困顿的一个时期。他终日苦思，低眉觅句，一部注定会流芳百世的文学巨著此时正在他胸中酝酿。红学家周汝昌说：这院里的一株枣树，应该“见过”曹雪芹的。执教之余，他与挚友敦敏、敦诚结成诗社，在枣树下吟诗挥墨，说古论今，把酒共欢，留下“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的诗句。

　　宗学所在的胡同叫“石虎胡同”，有石虎雕像，因此曹雪芹将这个院子称为“虎门”。

　　民国二年即公元1913年，国立蒙藏专科学校在“虎门”成立，母校的百年校史自此发端。蒙藏学校培养来自蒙古、西藏、青海的民族英才，汇入中华民族自强奋斗、争取复兴崛起的滚滚洪流。古枣树下，李大钊、邓中夏、乌兰夫等革命者，曾向少数民族青年传播进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就在这里诞生。

　　1923年，“虎门”多了一块牌子：“松坡图书馆外文部”。松坡图书馆是梁启超为纪念护国将军蔡锷而创办的，留英归国的徐志摩，就在这里担任英文秘书。

　　这座草长莺飞、充满温馨气息的庭院，成了浪漫诗人聚友雅集的“新月沙龙”，每两周聚餐一次。前来赴会的，无不是当时的作家文人、社会名流：梁启超、林长民、张君劢、胡适、陈西滢、林徽因、林语堂……他们作诗叙旧，唱和痛饮，还经常演唱京剧、昆曲助兴。新月沙龙，后来脱胎而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月诗社”。这段难忘的经历，曾被志摩写进《“石虎胡同七号”》这首唯美主义的诗篇中：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1年起，蒙藏学校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招收来自内蒙古、青海、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子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培养人才。

　　然而，这样一所民族中学，怎么会成为我们这些地地道道的汉族学生的母校呢？这还要拜“文革”所赐——大乱年代，民院附中变成了一所招收北京当地学生的普通中学，校名也改为“北京一六零中学”。从1968到1978，这名字整整用了10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为中央民院附中(后随着大学升格又改为“民大附中”)。

　　可别小看母校的这段特殊经历。更改的名字，倒成全了我们这些北京弃儿、流浪学子，在一个历史节点上，给了我们知识的恩泽和庇佑。

　　那是1972年初春，15岁的我，独自一人从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们干校，就是百岁学者周有光笔下天降“大雁粪雨”的地方。被迫跟随父母下放，使我们小小年纪就失了学，在那“大漠连天白骨枯”的蛮荒之地，做了出苦力的童工。“大雁粪雨”也即“9·13”事件之后，政治形势开始松动，松动的迹象之一，就是我们这些“71届”的中学生可以回京参加毕业分配。

　　这本来是件好事，可却我心有不甘——还没怎么上学呢，就“毕业”了。何况我的年龄比同届生都小，我多么想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啊！

　　但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奢望。

　　在接连碰了几个钉子以后，我来到一六零中学。和蔼可亲的女教务主任接待了我。她耐心听完我的请求，竟破格地答应：接受我在初三重读。我喜极而泣：终于有一所学校肯接受我了！

　　报到那天，班主任肖老师递给我一把大扫帚，将我编进整装待发的队伍。原来，那天正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日子，学生们都要到长安街上去扫雪。我和同学们在电报大楼前的马路上起劲地铲着积雪，街面上还不时有撒盐水的清洁车驶过。料峭的春寒夹着丝丝雪花打在脸上，我心中却充满融融的暖意；动乱年代的阴霾似乎正悄悄散去，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学习的春天！

　　这个春天，“一六零中”接收了不少像我一样刚从农村、干校回来的孩子。我们在这个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回潮”的年头里，找到了转变命运的契机。

　　虽是中学，但母校的特殊来历使她的师资水平不输于大专。这是“文革”中难得的两个抓生产、抓科研、抓教育的年头，老师们都卯足了劲儿，要把被“运动”白白浪费的时间抢回来；我们这些重回课堂的学生，也像久饿的人重又坐在丰盛的宴席前一样，恨不能把那些知识的美味佳肴一下子都吞到肚里。

　　那一年，母校首次恢复了被“文革”中断的高中班，但只有成绩特别优异者才能上。所幸经过一番“恶补”，我和17%的同学终于跨入高中的门槛。

　　肖老师仍担任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她私下里常勉励我们：“高考制度总要恢复的，好好学，你们将是第一批考进去的大学生！”学校为高中各科配备了最好的老师，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学生们竟乐此不疲。可惜的是，这样高效率的学习只持续了一年，就在随之而来的“反回潮”、“白卷英雄”的折腾中，难以为继了。高中毕业，我们又一次打起背包下了乡。

　　而母校，赐给了我们两年无比珍贵、殊为难得的学习时光，就是靠着这点底子，我和我的同学能够在“文革”结束首次恢复高考时，实现了改变命运的华丽转身。

　　这就是我的母校。在苍茫百年中，她以博大的胸怀和包容精神，以对教育的忠诚和对莘莘学子的爱，容纳和培养了数以万计各民族的子孙。

　　母校有出诗人的传统，继曹雪芹、徐志摩之后，从这“虎门”走出的又一位现代诗人，叫郭小川。

　　难忘母校辉煌的历史，难忘百年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