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青春之歌”的变奏故事

　　“50后”许纪霖、“60后”刘擎、“70后”梁文道、“80后”蒋方舟(讲台上从左至右)在早报文化讲堂上讲述各自的青春记忆。早报记者 高剑平 图

　　“怀旧并不是指向过去，而和现在与将来有关。不同时代的青春就像一个标尺放在你的面前，所致敬的或许就是当下所缺少的一些东西。”著名学者许纪霖昨天在“致敬！我们的青春：四代学子的记忆与对话”为主题的东方早报文化讲堂上如此说道。昨日，东方早报携手华东师范大学邀请1950、60、70、80年代出生的四代著名学者和文化人，分享不同时空的历史记忆，共同缅怀所经历的青春岁月。

　　“50后”与“60后”：

　　1980年代的共同记忆

　　面对济济一堂的青年学子，许纪霖动情地说：“我的青春在哪里？我的青春就在丽娃河畔的华东师大。” 时隔35年之后，他仍旧记得，考入华东师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时任校党委书记施平教授带领他们挖河泥来建设校园。这位毕业于民国时期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还让全校师生手拉手在共青操场上跳集体舞，在许纪霖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大学没有私人生活，而公共生活目不暇接，讲座、社团等各式活动数不胜数，那时的华师大有种民国范儿，充满青春活力。这是我最留恋的一段青春岁月，大学是我的人格形成期。”

　　华东师大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比许纪霖晚一年考入大学，当时15岁的他就读的是现东华大学的前身华东纺织工学院。当时大学生的身份非常特殊，被誉为天之骄子，1977、1978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2%到3%，因此那时候戴校徽比穿任何名牌都荣耀。让大学生刘擎受益匪浅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宿舍卧谈会，“我在青春期接受的社会教育大都来自学校里的大龄同学，他们谈‘文革’时期的阅历，谈在工厂和农村的插队经验，这是极为丰富的历史教育，让我得到精神和心灵的滋养。”

　　谈到那时候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集体心态，刘擎说，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和在座青年有点相似，有很强的自我确认和被承认的渴望，但与今天的“90后”青年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匮乏和珍惜并存的心态。刘擎说：“我们的青春年代物质上很匮乏，一所学校基本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甚至在宿舍门口没有电话机。图书馆不能借出的书，就站在那里一个下午看完，比如礼平《晚霞消逝的时候》。正因为得到每一点东西都不容易，因此特别珍惜。”

　　而对文学、戏剧等痴迷的他，就自然对近在咫尺的华东师大产生了心灵上的认同。刘擎毫不掩饰他的青春与华东师大的内在关联：“我的青春是在华东师大。看华师大的内部电影，听很多校园传奇故事，在师大听演讲，看话剧等，我也根据华师大经验在东华搞文学社、戏剧社，和华师大文艺青年宋琳等人都有交往。一面是读书，一面是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的中国大学确实有很丰富的校园文化。”

　　那时的刘擎是一位以演讲才能和文艺天赋闻名的青年，擅长运用一些知识界时髦的概念比如“自我意识”来架构演讲，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王元化很亲和地对他说：“你特别聪明，擅长发挥，但你说的这些话真能明白吗？”这次见面很触动刘擎。在刘擎的记忆中，1980年代是一个大时代，在那个时代的集体氛围中，个人与民族国家的精神气质是高度一致的，而做一个爱国青年更不会有任何障碍，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很自然地捆绑在一起。刘擎记得他当时参加了一个“振兴中华”演讲团，并被委派到北京向团中央，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汇报演讲，接触到一些比较高层的政治人物，几乎生活在一种特别耀目的政治光环之中，但当时关于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的一些思想问题的讨论，以及这些讨论之后的被压制，让活得特别主流的刘擎开始对自我进行反思，他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生活逐渐有一种内在的疏离，并转向对知识的探索，以及对文学和文化活动的真正参与。刘擎感慨地说：“我开始从一个个人与时代高度合一的大时代慢慢抽离出来，并思考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这或许才是真正的青春。”

　　“70后”：

　　难忘大学里的国士胸襟

　　著名文化评论家、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所呈现的大学记忆，却是另外一种面貌。梁文道说，对青年时代大学生活的回忆其实就是一种历史追认，而这种追认的渴望是为了确认今天的自我。他的记忆充满了动人的细节：“我考进大学和两位不一样，我是重考了一次才考入，当时填了三个志愿，都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并很幸运进了这个学校。在学校碰到许多很奇怪的事情，比如有些大家很尊敬的老一代学者，我都因偶然机缘碰见过。比如师公劳思光先生，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当时还在中大校园，不教书，但偶尔演讲，在学校晃来晃去。他是很洋派的老绅士，永远穿西装结一个蝴蝶结，很瘦小的样子。我常常在学校附近的商店看到他，他会痴痴呆呆地望着商店的橱窗，嘴巴里玩弄着他的假牙。那时候和一个怪老头在一起，叫刘殿爵，最有名的是翻译了《四书》。他们两个喜欢坐在教职员餐厅门口，两人都研究《易经》，很无聊比赛预测下一个进来的是多大岁数、什么性别、是什么样的人。”

　　梁文道觉得他的大学生活乏善可陈，但他看到一些奇异的文化老人，幽灵般地出现在学校里。这些老人大都到了人生最后阶段，只剩一点烛光。

　　在梁文道的记忆里，当时香港的夏天很热，新亚书院的牟宗三先生总穿一件白色的唐装，拄一根拐杖，笃笃笃在木地板上走过，大家听到拐杖声音经过就会很害怕，表示他要上课了。牟宗三先生上课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讲的话是山东口音的国语，香港人大部分听不太懂。他在黑板上写一些字，讲些话，然后回头突然对学生说：“嗯！你老点头，懂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学生答不出来就会被臭骂一顿，因此每当牟宗三先生要问学生问题，大家都把头定住不敢动，他又会说你怎么会不懂，反正不管怎么样，学生都要挨骂。

　　梁文道转述余英时先生讲过的一个新亚书院故事更是感动了现场的学生，他说几十年前的香港夏天很炎热，学校空无一人，余英时回到学校看到钱穆先生，钱穆生活艰苦，犯了很严重的胃溃疡，经常发病。他没钱舍不得去看大夫，于是就躺在学校石地板上散热。余英时问：“老师，我有什么可以替你做，看大夫买药什么的？”“我现在起不来。”钱穆对余英时说，“你帮我找一本《王阳明文集》，我想读。”就是这样一群人以及他们的生命故事，构成了梁文道曾经就读的中文大学的文化传统。

　　梁文道说他的老师关子尹曾经在怀念劳思光先生的文章里说，像劳思光先生这一代知识人，岂止学者风范，更是国士胸襟。梁文道如今回忆起大学时代因偶然机缘遇见的这群南下文人，很动容地评论道：“国士并非国师，这些知识人当不了国师，因为没有附庸于任何一个权力之下，像左舜生在两岸都有机会做官，当大教授大学者，都有机会影响实际政治，但他们选择做国士。”这种文化老人身上弥漫的胸襟和精神，恰恰是让梁文道念兹在兹的青春精神的另一种表现。

　　“80后”：

　　叛逆成为青春的主题

　　青年文学家蒋方舟与在座的90后学子在年龄和心态上最为接近。当时的她以为自己不用高考就能被录取，高三之前的状态浑浑噩噩，每天看课外书、看纪录片和碟片，听音乐，从初一到高二一直不写作业。到了高三，蒋方舟把桌子搬到教室最后，背对讲台，每天最早到教室最晚离开，把自己彻彻底底训练成一个应试学生，不考虑文学，也不考虑写小说，每天就做数学题。后来精神有些崩溃。有一次回家与家人一起吃中饭，看了两眼电视，蒋方舟的父亲非常愤怒：“你都高三了怎么能看电视呢？”蒋方舟很生气把门一摔进了房间，她父亲听到摔门声也很生气，拿把菜刀砍门。最后是她的母亲出来劝和。因此在蒋方舟的记忆中，高三是痛苦记忆的凝结点。或许正因为高中生活的痛苦记忆，蒋方舟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

　　可这种对大学的浪漫想象迅速地碰到了现实的灰色之墙。蒋方舟坦率地描述了她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后成为一个叛逆的问题学生的心路历程：“大学幻灭从军训开始，教官、老师乃至所有人告诉你要服从，而且不能过问原因。大一大二这种幻灭逐渐积累，有一门专业必修课，我每次都夺门而逃，后来老师说你不能这样。”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三学生蒋方舟应《看历史》杂志约稿，写了《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在信中她寄托了一些愤懑和不满，这封信刊出后，由于“出言不逊”，蒋方舟招致诸多非议，“简直成了学校公敌”。很多同学发很长的短信批评她，谩骂她，甚至有老师联合写信要求她退学。蒋方舟说，写信给清华抨击母校是她大学生活的转折点。之后的各方反应，以及一些长辈的劝导，不是加深了她的不满和格格不入，而是在和自己所处的环境逐渐达成一种和解。当时也有同学对她说其实跟她想的差不多，只是不敢公开发言，也有老师暗中鼓励，她觉得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有类似想法的同道中人。“当我的孤独感逐渐缓解，并发现自己不是少数，我就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唯一的一个叛逆者。”在讲述完这段人生故事后，蒋方舟说青春不应太过顺利，相对于其他三位文化人所经历的理想主义时代，她说“我所怀念的是我未曾经历的往昔”。

　　四个年代有着四种形态的青春，许纪霖说：“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几十年来学生的私人空间越来越丰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独立意识。问题在于，如何选择一种得体的方式，将自己的话语在公共空间中表达出来。”刘擎则说：“有句话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我觉得在大学里再不单纯我们就老了。读书，发展爱好，让自己变成一个丰富的有情趣有创造力的人。”蒋方舟说：“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青春，我还在寻找答案。青春给我的感悟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答案，没有解决办法的。世界并非完美，它在每一个瞬间又都是完美的。我不再去苦苦寻找未来的一个承诺，我只要接受每一个不完满的现在就好了。”梁文道更是语重心长地说：“大学是一个实验室，当人类不知道向何处去时，大学里这些青春的力量在探讨，因此不要让自己被太早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