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儒：信仰的歌者

　　回忆总伴着缕缕惆怅，哪管岁月激扬、世事通达。当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时的蜿蜒小路，也不禁会慨叹连连，这或许就是人们“追忆似水年华”时兴叹迭起的缘由，也是近年来，每每夜深人静王朝柱和我通话时屡屡流露的岁月催人的脉息所在。

　　我们常常掐指计算，论年月，我们已经相识相交23年了。那时，我们正当壮年。那时，国门初开，西风东渐，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纷起，文艺界无不想求新求变，模仿、舶来、横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容上，大家纷纷解构传统、解构思想，于是也出现了重塑信仰、重塑审美的风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同王朝柱认识了。

　　当时，编辑赵燕玲拿来了王朝柱的《李大钊》和《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秘录》两部厚厚的书稿。她觉得这些书稿不错，颇有历史价值。我于是抓紧审读，读后以为，作为堪与英国大间谍劳伦斯媲美的土肥原贤二，无论其谋略、奸诈、野心、阴毒及至他在直奉战争、“九一八”事变、策动傅仪出关、筹建伪满洲国、策反汪精卫等事件中所起的谋划指挥作用，都写得出神入化，其文献历史与社会价值自不必说，即使当时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殷殷可期。至于72万字的《李大钊》，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的读书趣味，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数。但是这本书在结构、立意、史料整合等方面都很出彩，特别是李大钊坚定的信仰与当时信仰迷失的对接与启示，使我能够迅速认定这本书的价值。于是，我请责任编辑邀请王朝柱来出版社面谈。

　　那是一个初冬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旧绿色军大衣，头戴一顶也是半旧的灰色鸭舌帽，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出版社。出版社当时正在建新的办公大楼，我们无处可坐，只好在后院的食堂聊着。第一次见面时，他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滔滔不绝，只是定定地用那双近视镜片后面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着我。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对他两部书稿的评价和意见。当我说到《李大钊》一书篇幅太长、引文太多，希望他删除10万字时，他说话了：“请让我想想，过几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与作品的感情，为礼貌也为慰藉，我留他吃饭。但以那时的条件，在机关食堂吃份客饭、多加几个菜，也就只能如此了。

　　后来，这两本书顺利出版，特别是《李大钊》一书，破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研讨会。当时众多知名评论家都对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王朝柱很快就声名鹊起了。他这才暂时忘却了《李大钊》一书删掉10多万字的遗憾。可后来谈起我们的初次见面时，王朝柱总是幽默地调侃着：“那是我告别音乐(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前主要从事音乐创作)、踏入文坛的第一步，可那一步并不愉快。”原因当然是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气”。

　　以书结缘，虽然我们性情不同、审美有异，虽然他仍以为我“霸气”，可因为彼此的真性情和相通的心灵，我们的关系却从作者与编者的友情润物无声地过渡到披肝沥胆、以诚相见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钊》和《谍海奸雄》两书出版后不久，他拿来了一部厚墩墩的书稿《龙云、卢汉和蒋介石》，之后，或一年一部或一年两部，又陆续拿出《李宗仁和蒋介石》《冯玉祥和蒋介石》《宋美龄和蒋介石》《汪精卫和蒋介石》《张学良和蒋介石》。

　　一开始，我被他的写作题材大转移懵住了：一个作家怎么可能自研究写作共产党创始人开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跳到蒋介石和那么多国民党人物身上？而且一年一至两部、每部都在三四十万字以上！他是如何写出的？这样的书稿经得起推敲吗？我不能不在认真审读的同时提出一个个疑惑。他则说：“我是在‘文革’中趁别人忙着打派仗、并把我打成‘反革命’的劳改6年中认真研习，陆续写出的。”

　　一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扔掉音乐、研究近现代史不觉可惜吗？他说：“我自幼钟爱音乐，16岁就进入音乐学院附中，大学毕业后学校已准备让我做院长赵渢的秘书，本该在乐坛有所作为。一旦决绝地扔掉音乐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时没有自由，只能如此。”那又为什么选择了蒋介石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中国现代史的方方面面。在他身上还集纳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这才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学习太史公的写人手法，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生动地揭示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借以道出这段历史文化的内涵，以启悟后人。”

　　果然，从成书后的效果看，他的确未负初衷。无论是他笔下的蒋介石及其麾下的各路国民党大员，都从历史、文化、谋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画得入木三分，而由他们衍释出的那段纷繁诡谲的历史也呈现得条理分明。如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中，他集中表现的就是蒋介石先利用假左派汪精卫击垮右派元老胡汉民，而后又利用胡汉民逼迫汪精卫拱手让权，最终达到了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目的；在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他对日、美采取等距离外交，事变后才逐步过渡到联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来，这真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龄和蒋介石》中，他浓墨重彩渲染的就是两个人身上附着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他们有影响有渗透有碰撞，终归衍释出种种不同平常夫妻的戏剧来……正是基于他艰苦的研究、别致的视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笔下的蒋介石形象才从表层到深层、从脸谱描画到文化探究，终于以一个背离历史进程的纵横高手的悲剧形象展现在今日的读者面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当他的“蒋介石系列”引起关注的时候，他笔锋一转，又写起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来。拿给我的第一部书稿是73万字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征》。几十年来，长征题材的小说、回忆录和影视作品屡见不鲜，他写的长征能有什么新意吗？我再一次抱着审视的态度认真审读。我不能不承认，我又一次被他震惊了。不同于任何同类题材作品的是：他既摆脱了空洞抒情、高调歌颂的旧套，又抛却了个人经历、个人回忆之类的简单描摹，而是将这一壮举放置于世界两个阵营角逐的大势中，以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辨析为指导，既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图谋与残虐、第三国际和苏俄的错误干扰，又写了国共两党高层的纵横谋略以及他们迥然相异的胸襟抱负和文化心理。作品也将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复杂写得条分缕析，在不伤党的伟大团结的主旨下，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伟大、智慧情怀卓然而现。其风格的大气磅礴，其结构的细密相间，其史料的翔实丰富，其人物的呼之欲出，都是在当代史传文学领域里不多见的。果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长征》出版后，关注王朝柱的人就更多了，他和一些名家都成了好朋友。

　　就在朝柱创作丰收、友情熏熏的时刻，因为家庭原因我移居了美国。未料，第二年4月，他借赴夏威夷采访张学良之机借道旧金山来看我。岁月翻转，地域更迭，能在旧金山接待专程来看我的王朝柱，真是百感交集、五内翻动。他带来了国内友人的问候，我陪他从渔人码头来到金门大桥。望着大桥上、山脊间那郁郁蓊蓊的潮雾，我指着西面的太平洋说：“越过这片大海就是我们的故乡……”他沉静了一会儿，定睛说：“老兄瘦了！我一见你就觉出了你的困顿和惆怅。要是想家，就回去吧，跟我一起做电视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朋友们都在等着你……”我咽回冲到喉头的感慨，问：“除了我曾参与的《周恩来在上海》，你又做了什么？”他说：“《开国领袖毛泽东》已经播出且反响强烈，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已开机。”我明白了，他在史传文学这块园地上收获了骄人的成绩后又转向影视。我佩服他的创作嗅觉，更佩服他的敢于颠覆，颠覆前人，也颠覆自己。

　　2003年回国探亲时，正赶上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回声》审片会。此时，两位前辈冯牧、丁峤已经离世，我们共同的好友李延龄也匆匆西去，这不能不给我这去国5年的游子带来难以抚平的悲伤。可审片会上，另一批前辈，如逄先知、金冲及、何敬修和同辈朋友李准、仲呈祥却友情习习、佳语阵阵，给予了作品颇高的评价。后来得知，这部剧就是王朝柱依据他十几年前的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改编的。我找来原作重读，又不能不赞赏他的敏思与胆魄了。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并未全面溃退的时刻，他已经将笔端触入描写人性、呼唤人性的领域，而且题材背景是共产党的长征途中。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知，没有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层研究，谁敢如此大胆书写！可惜，书是出版了，这部戏却至今并未正式播出。尽管如此，无论在史传文学还是影视荧幕，王朝柱已以一人之力，历几十年风雨，几乎写尽拍尽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片独特的风景，也是至今很少有人能绘制的风景。

　　作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彼此的作品。我说，他的作品部部都是洪钟大吕，每一部都是沉实的钢锭。之所以能如此，尽皆在于他丰博的学养、架构的能力，更在于他超人的政治智慧。智慧来自何方？来自他执著的信仰和哲理的修持。自然，钢锭总难免有需要打磨的毛刺。要是他能有更细腻的情思、更讲究的语言，会让作品更锦上添花。自然，豪放和婉约历来难于兼得，大江东去的史传与小桥流水的抒发也本不是一种风格。尽管我和其他朋友对王朝柱仍有更多期许，但看到他如今的成就，也不能不满腔真诚和喜悦地向他道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