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祥：我诚挚地献上干姜二片

　　南朝。齐。绍兴人孔琇之，做临海太守好几年，以廉洁著名。

　　有一天，朝廷让他改任其他官职。他料理完一些事项后，就去拜见皇帝。带点什么礼物呢？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给皇帝，也没有这个习惯。突然，他眼睛一亮，窗台上不是还有几片干姜吗？就用这个吧。干姜，袪风和胃，抗菌养生，也是临海的特产呢。于是，孔琇之就将二片干姜，用纸小心包好，献给齐武帝。武帝一看，怎么送姜片给我啊，太寒酸了吧。孔琇之看着皇帝不太好看的脸色，自言自语地推荐说：这个干姜，我把它当作很好的补品，冬天可以驱寒，夏天可以解热，放半片，开水煮开，加点糖，鲜甜无比。姜片虽少，我的心是诚挚而无瑕的。武帝看着孔琇之，知道他的清廉，于是连声啧啧叹息。

　　我猜测，武帝一定是在感叹，我朝有这样清廉的官员，实在太高兴了，或者还有自警，我们的官员是不是太贫困了？

　　明代冯梦龙，在他的笔记《古今笑》里，对孔琇之献干姜，有一句评语是这样的：比医家一剂药尚少一片，太矫，太矫！

　　是啊，孔太守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了，你要么就不送嘛，要送就送个几斤，再不济也送个一包嘛，最不济也送个三片啊，二片？一剂药还要三片呢！

　　孔琇之献干姜片的事迹，一定要大大表彰的，这可是广大干部清廉的典范啊。

　　但是，不同的版本，却有不同的记载。事情是一样的，只是数量不一样。数量不一样，有的时候会导致性质的改变呢。

　　《南齐书》记载：“姜二片”，是“姜二十斤”；《南史》记载：“姜二片”，是“姜二千斤”。从史作者生活的时间看，《南齐书》的作者是南朝的萧子显，《南史》的作者是唐朝的李延寿，那就是说先有“二十斤”，后有“二千斤”。“二十斤”怎么会变成“二千斤”？我的推测是，“十”变“千”，只是字形上的相近。完全有可能的是，李延寿看到萧子显的版本，因为人工刻印的原因，刻印工人刻误了，多了一撇，于是就一错再错。刻错的事，历史上太多了。

　　而冯梦龙在写《古今笑》时，一个“二十斤”，一个“二千斤”，让他迷糊了。“二十斤”似乎还近情理，这么点干姜，实在不值什么钱，你看看，那些小摊小贩随便哪里批发一下，也不止这个数量。“二千斤”，从情理上看却不合，临海虽产干姜，但他弄这么多的干姜究竟想干什么呢？送给皇帝内宫做成姜罐头？而且“二千斤”皇帝还嫌少，武帝这么贪吗？

　　冯梦龙从孔琇之的生平，再结合齐武帝当时的表情，认为不如干脆写成“二片”，“十”会变“千”，难道“斤”不会变“片”吗？极有可能！这样不是更显孔太守清正廉洁吗？

　　《南史·孔琇之列传》中有这么一个场景描写：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治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县中皆震肃。

　　毛泽东读到这里，有几句批语是这样的：不要像孔琇之那样，从偷了一捆稻子的十岁小孩，就推断他长大必然为盗的形而上学，认为“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应予警惕。但是，我在《焰段》里曾写过一则《一枚铜钱的血案》，似乎比孔琇之严厉百倍千倍，因为张咏要了那个偷了一枚铜钱吏卒的命：

　　宋朝人张咏做官崇阳时，一案震天下：一名吏卒从府库中出来，张见他的鬓发下夹有一枚钱币。张于是追问，吏卒承认是府库中的钱。张于是命令杖打他，吏卒说：一枚铜钱算什么？还要打我！你只敢打我，却不敢杀我！

　　张提笔写下判词说：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写完，拿剑走下台阶，斩下吏卒的头，然后向府衙自我弹劾。

　　吏卒的蛮横想来是建立在他熟知律令的基础上，不会因为一枚钱而开除我，并判我的罪，公家的钱拿这么一点真的不算什么！张咏的胆量也是建立在合理推理基础上的，想来你已不是第一次了，日积月累是个普遍的道理。一枚铜钱的血案，空前，但不会绝后，许多为钱而亡的历朝历代贪官都证明了张咏行为的正确性。

　　因此，我不认为孔琇之治罪偷稻小孩是形而上学，水滴石穿也是很普通的道理。

　　孔琇之献干姜片，到底是“二片”，还是“二十斤”，抑或“二千斤”，让文史学家、文字学家去考证好了，形而上学的帽子戴还是不戴，都不影响孔琇之清廉刚正的形象。

　　谨向孔琇之的二片干姜致敬，这是一个正直廉洁的官员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