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骑兵”阵地上的坚守

——李玲修和她的报告文学情结

　　在当下的报告文学队伍中，已经写了40多年，已经发表了300万字，已经进入古稀之年，还在坚持不懈写下去的，恐怕也就是李玲修一人了。我和她交往20年，觉得有必要说说她和她的报告文学情结。

　　话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历史变化和转折的时期。当此时也，新潮涌动，新人辈出。报告文学号称“时代的轻骑兵”，风云际会，这个时期也就成了它的黄金时期。一篇篇展现新人新风的报告文学，雨后春笋般地冒将出来。那时候，我在军报当记者，爱写人物通讯，遇到合适的题材，也写点报告文学，因此对报告文学作者比较留意。这一留意，我就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学刊物上，隔三差五就会冒出一篇署名李玲修的报告文学。《笼鹰志》、《美在人间》、《莲花过人头》、《足球教练的婚姻》、《奥迪迎面驶来》、《吉化人》 ……篇篇出手不凡。李玲修，几成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望着李玲修的名字，我不觉讶然。何以讶然？却原来，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我曾看过一场电影《女飞行员》。银幕上那5个女兵，个个风姿绰约，英气逼人。说来也怪，5个主要演员，别人我都没记住，唯独记住了饰演2号女兵杨巧妹的演员李玲修。是因为她那酷似陶玉玲的长相？还是因为她眼神中有一种特别的澄净，笑声中有一种特别的爽朗？反正李玲修这三个字深深地印入了脑海。如今又冒出来个写报告文学的李玲修，使我不由得想到：此李玲修是否彼李玲修？

　　连续读过李玲修十几篇报告文学后，我得出一个强烈印象：这些作品，在内容上，篇篇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基调健康，积极向上。她所写的人物，无论是鼻烟壶内画 大师王习三，还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风霞，无论是跳高教练黄健，还是关爱知识分子的老干部彭涵明……这些人物出身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委屈、打击、挫折，都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挠，为祖国争得荣誉，为人民作出贡献。在写作风格上，她能以女性的细腻情感去观察、理解、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作品读来真切、可信、温婉、感人。我曾仔细研读这些作品的细节描写和语言运用，得到不少启迪。但也只是心仪其人，无缘一见。说话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已转业到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一天，《文艺报》一位中年女编辑来我办公室，向我咨询办报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她刚自报家门说出李玲修三字，我便本能地问：“你是写报告文学的李玲修？”她点头说是。我又追问：“你是演杨巧妹的李玲修？”她点头说是，并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打量着她，虽然人显得微微发福了，但那眼神，那笑声，依然觉得那样熟悉。

　　我答复了她的询问，便和她畅谈起来。我说对她心仪已久，并随口举出了《笼鹰志》等几篇作品。她见我的确是她的忠实读者，便也敞开心扉，谈起了她的经历：1959年，她15岁，从老家山东牟平县考入长影演员剧团，1962年入伍到沈阳军区空军文工团，1969年转业回长影当编辑，1995年调《文艺报》任部主任。电影《女飞行员》 就是1965年她在沈空文工团时拍摄的。我说：“你怎么不一路演下来？要是演到现在，名气怕也不亚于刘晓庆、张金玲等人。”玲修说：“我是有过演员梦，可文革一来，破灭了。”她告诉我，1965年底，电影《女飞行员》拍成后，一试片，领导、专家都说好，遂定于1966年“三八”妇女节在全国首映。那天下午，许多观众进了影院，她也买张票坐了进去，想听听观众的评议。谁知开演时刻，银幕上却打出一行大字：“因故改映地道战”。后来她才知道，那时“文革”已是“风起于青蘋之末”，是江青看了《女飞行员》的样片，说是为彭德怀涂脂抹粉，一句话给打入了冷宫。紧接着，“文革”开始，天下大乱，沈空文工团解散，她就转业回了长影。十年浩劫，因无戏可演，她就当了编辑。又因无戏可编，她就没日没夜地研读现代、当代名作家的作品。这期间，她对报告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年厚积，一朝薄发。“文革”结束后，她就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

　　我是记者出身，深知写报告文学不是写诗、写小说。诗人看到一朵浪花，就能写出一首长诗；小说家听到一声枪响，就能编出一篇故事。报告文学谁敢这样写？所有的素材只能靠采访得来。又由于受真人真事的限制，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这还不算，只要你不粉饰太平，批评了歪风邪气，往往还要惹来官司。看玲修的作品，虽说注重写英模人物，但有不少情节，是批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腐败作风、僵化体制的。当事人看了还能高兴？我谈了这些看法，又得知她编过电影电视剧本，其中电影剧本《花园街五号》还获得过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便对她说：“以你的才情和经历，去编剧本，也是一把刷子，干吗非要找这种累活儿干？”玲修说：“可能是少小从军的缘故，我骨子里有一种英雄情结。一听说英模的事迹，我就激动。一激动，就想写出来。有些人物本身的情节就感人至深，用不着再去虚构。至于告状打官司，我也被人告过，可只要采访得扎实，实事求是，无懈可击，还怕他告？”

　　或许是这种情结使然，玲修年复一年、无怨无悔地干起了这种累活儿。还有更累的一层：她不是专业作家，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外出约稿时听到线索，激动不已，主动跑去采写的。1979年夏，她去轻工业部约稿，从一份材料上了解到鼻烟壶内画家王习三“文革”中被赶回农村劳动改造，苦难中不堕其志，偷偷钻研，终成一代大师，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便赶去采访，满怀激情地写出了《笼鹰志》，一时引起轰动。1980年夏，她去北戴河找老作家严文井约稿，无意间邂逅了新凤霞，马上缠住人家，三番五次挖掘其心灵深处的秘密，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莲花过人头》……她写作还有个原则，就是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每写一人一事，必定深入到主人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去，潜心挖掘独到的细节。和她熟悉后，我们经常保持了联系。在我的印象中，她接我手机的地点，有时是在农家的炕头上，有时是在闹闹哄哄的车间，有时是在比赛场边，有时竟然是在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上。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就这样伴随着她的脚步和汗水，呈现在读者面前。

　　说话间又是十年过去，时光进入了本世纪初。这个时期，网络横行，信息爆炸，人心浮躁，思想多元。很少有人再能静下心来读一篇报告文学。对于英模人物，也不那么见贤思齐，心向往之了。情势使然，报告文学辉煌不再，作者队伍也四分五裂，风流云散。有的作者转而去写电视剧、网络小说，有的被官员请去写“政绩”，有的被老板请去写“传记”。干此类事，好处自不会少，谁还愿意再当那费力不讨好的“轻骑兵”？可玲修硬是初衷不改，一支笔坚守在报告文学这块阵地上。一天，玲修来我办公室，我问她最近干啥？她说刚写完一位不畏权势，执法如山的青年法官。我问：“除去可怜的稿费，还有没有额外报酬？”她说：“一分没有。”我开玩笑说：“你还不如去给哪家老板写本传记，不赚套房子也赚辆车。”玲修说：“要讲这事，还真有人拉过我哩！”她告诉我，前两年，曾有人慕名找到她，动员她去为一家造纸厂老板写报告文学。来人告诉她，总经理说了，作品一发表，就给她批卖50吨新闻纸的报酬。当时，新闻纸正供不应求，有的地方卖到了万把块钱一吨。50吨卖出去，那是个啥成色？可一向把文学视为殿堂的玲修觉得是受了侮辱，不容分说就拒绝了。来人劝她说：“你只管写，卖纸的事，我来运作就是。”这可真是秀才遇到了兵！玲修只好苦笑着说：“我写不了，你还是找别人去吧！”此事已过去两年，可讲起来，她仍然耿耿于怀，杏眼圆睁：“瞧瞧，都把咱们当成什么人啦！”说起报告文学令人堪忧的现状，玲修坦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别人爱干啥干啥，我是回不了头了。哪怕是单枪匹马，我也要坚守下去！”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又一连写出了几十篇英模人物。

　　2004年，玲修在《人民文学》二编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了。截止此时，她已经发表报告文学作品200多万字，连续三届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和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代》 等报刊各类单项奖，她的作品和写作风格得到了陈荒煤、刘白羽、黄秋耘、柯岩等前辈作家的肯定。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书和讲义中，她都占有一席之地。在我等看来，这也算是“功成名就”了。我给她发短信说：“愿大姐，从此后，了却君王天下事，一心只念养生经。”她回说：“也真累了，是该歇一歇了。”

　　我以为她就此停下了脚步。初冬的一日，听朋友说，玲修到新疆去了。我以为她是到新疆旅游，便打手机向她推荐起旅游点来。谁知她说：“我在和田采访哩！”原来，深圳有个26岁的维族民警阿不都·赛买提，在勇斗犯罪团伙时壮烈牺牲，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称号。深圳有关方面邀她去写报告文学。本来，深圳方面已经收集了英雄的很多素材，如果图省事，在深圳开几个座谈会，就可以动笔了。可她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条，不肯吃别人嚼过的馍，硬是不顾关节炎发作、语言不通等困难，风尘仆仆下到阿不都·赛买提的家乡和田县库尔勒克村采访。当时，和田一带正有“东突”分裂分子活动，我叮嘱她切切注意安全。她在那头咯咯笑着说：“不怕。你别忘了，我是当过兵的人！”半个月后，她从新疆回来见到我，讲起她在英雄家乡的采访见闻，讲起她忍饥冒寒夜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经历，仍然激动不已。那心态，那神情，哪里像60多岁的老太太，简直就是40年前那个英气逼人的杨巧妹！

　　半年过后，一部20万字的报告文学《不朽的胡杨》 摆在了我面前。我翻阅一过，书中那一个个催人泪下的细节，住在深圳宾馆里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说话间到了2008年。这年秋天，在北京举办的29届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兵团力挫群雄，包揽了全部金牌。奥运会一结束，玲修就对我说，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壮大，可以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她准备去采访。我知道她已经有了高血压、飞蚊症等病，再说要写一部乒乓球兵团全景式的“清明上河图”，其难度可想而知。便对她说：“也不想想你多大了？别以为你还是当年的杨巧妹哩！”玲修咯咯地笑着说：“割舍不下，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金刚钻，我也得揽这个瓷器活儿了。”

　　2010年春节过后，她带着这份浓浓的情结，采访去了。此一去，有分教：笔下又谱英雄曲，书苑竟放健儿花。前些日子，一部40万字的《乒乓中国梦》又送到了我手中。我在吃惊、佩服之余，本想劝她就此打住，安享晚年，但话到嘴边又住口。对她说这样的话，不是“对牛弹琴”么！遂转口问了一句：“你还有完没有？”玲修沉思有顷，说道：“这么说吧，时代是个大战场，报告文学作家就是随军记者。只要生命允许，我要把这个随军记者一直当下去。”你听听这话！

　　曾有朋友对我说过，报告文学这支“轻骑兵”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现在，我要冒叫一声：有李玲修在，“轻骑兵”的身影就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