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铁血兄弟》 ：大众品位与精英文化的对接(张辉)

　　电视剧《铁血兄弟》用事实说明，观众从来不排斥优秀的作品，从来不排斥理想、青春、激情、正义、光荣、梦想等正能量。关键是，我们讲什么故事，怎么讲故事。

　　该剧从1907年开始写起，横跨20年，通过江流、王应、周鲁、魏国四位热血青年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和实践，谱写了一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心灵史诗。四位青年有着共同的救国目标，却表现出不同的斗争路线和方法，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中，四人努力在历史的夹缝中探索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与出路。编剧在创作过程中，以家国义为基调，兄弟情为主线，融入了儿女情、君臣义等，带出不同阶层，以艺术的笔法，勾勒了近代中国的众生相。

　　近年来，以“兄弟情”为核心看点，以不同道路选择为主要矛盾的革命题材电视剧，当属2009年播出的《人间正道是沧桑》。该剧中，杨家三兄妹同样是为了国家兴盛，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相比《人间正道是沧桑》与《铁血兄弟》，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除了不同道路选择下的兄弟阋墙之外，二者都具有宏大的史诗气质，都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规律，都注重重大主题与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宏大而细腻的情节走向的传奇性融合，都有利于唤醒和重塑集体性国家记忆。

　　该剧在革命史诗题材的创作领域可以说拓展出了新的境界。一方面，该剧选择了一段更加风云激荡的历史阶段。1907年至1927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具扑朔感和传奇性的时间段。这一阶段，中国革命仍处于探索阶段，很多救国思想仍在形成过程中，保皇、立宪、无政府等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对影视创作而言，虽更加具有传奇性，但是也更加难以把握。

　　剧中，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江流一出现就是一个进步青年，努力与旧思想、旧势力决绝，却久久找寻不到革命的出路；王应初为生于封建家庭的进步青年，却因革命的挫败和家庭原因而中途离场，最终又重新加入革命，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者和领导者之一；周鲁初为清朝管带，因杀洋人、烧鸦片而走上革命道路，中间革命失败，占山为王，在一个山头实践他单纯的“乌托邦”理想；大哥魏国作为其他三兄弟革命的启蒙者，参与国民党推翻了帝制，却使国家陷入了另一种白色恐怖。

　　将几个追寻不同道路的人，建构在结义兄弟关系之中，使革命道路的求索直接在这几个人身上展现。从戏剧创作角度来说，四兄弟关系的搭建，他们因道路不同而出现的合与分，本身就是戏剧不断生长的动力。四兄弟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经常遭遇的是挫败、迷茫，甚至不乏绝望。然而，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希望与失望的交织，使戏剧更具张力，使人物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这一阶段革命求索的时代气质。

　　另一方面，该剧选择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人物。四兄弟之中，除了魏国一直作为国民党的中层领导者以外，其他三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作为革命的“跟班”出现。以小人物的视角来阐述历史，反映了创作者的一种历史认识观，即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剧中，在革命理想主义的底色之下，江流“很萌很可爱”，他甚至在故事的最后才决定加入共产党；周鲁“很天真”，总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完成最艰苦的革命；王应遇到挫折也会退出革命，诸如此类。如此处理，冲淡革命剧说教、乏味的同时，产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效果。正是这些鲜活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剧中的人物更接地气，剧作也有了更加鲜活的时代气质。从而使观众更易代入和移情，产生对剧集的依赖和认同。

　　此外，该剧还表现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做实了戏剧空间的中间地带。影视作品的世俗形态，要求它必须接地气。但是，优秀的影视作品，总能实现接地气和文化意蕴之间的完美融合。剧中，创作者加入了大量的时代隐喻。比如，辛亥革命胜利了，帝制被推翻，袁世凯却当了想恢复帝制的大总统。王爷府变成了魏国老师——许昌的府邸，许昌忠于袁世凯，就像当年的王爷忠于皇帝。丁贵仍然看守牢房，牢房里关的仍是革命党；除此以外，还有巩汉林饰演的县太爷对新思潮的反讽，正体现了新思潮萌芽期的稚嫩。诸如此类的，还有时钟体现的帝制即将终结的隐喻、南望楼门前粥铺的太平隐喻，等等。

　　美中不足的是，或许缘于江流的成长过程略显漫长，以至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没有展开，让观众有些意犹未尽。作为此间的重要思潮，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彼时中国革命求索的重要里程，更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向旧体制、旧道德、旧文学最重要的攻击。即便在今日看来，仍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创作者能够将主人公的蜕变过程，和中国文化的蜕变过程结合在一起，整部片子将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心灵史诗的脉络将更加完整。另外，后期有些情节浓度过大，观众在理解上有些许障碍，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一个重要的叙事环节。总体而言，《铁血兄弟》探索了一条大众品位和精英文化对接的经典道路，但是，要实现二者的完美融合，中国影视产业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