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作家当当原汁原味上海人

　　本报首席记者 吴越

　　前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三天。参加最近启动的2013“上海写作计划”的墨西哥诗人丽娜·赞隆在上海作协大厅朗诵了她的主题发言《在天空的注视下呼吸》，其中写道：“当我到达中国，我希望走进一个公园，静静地阅读，或只是坐在一条长凳上，看看行人。”

　　丽娜·赞隆很快就会发现，“走进一个公园”的希望非常容易满足。上海作协为参加该计划的驻市作家租住的普通民宅就位于中山公园附近。她可能还得花点时间适应：房间不大，自己做饭，出门靠公共交通，每天有100元人民币的“零用钱”以解决三餐；有的时候，你必须学会和对门的中国邻居比比划划打交道，借壶油，问个路。

　　一段朴素又打动人心的生活体验

　　丽娜·赞隆是2013“上海写作计划”的8位驻市作家之一，这8位作家也是该计划自2008年启动以来邀请的第6批客人。6年间，已有来自爱尔兰、加拿大、日本、匈牙利、以色列、德国、古巴、瑞典、法国、印度、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希腊、韩国、保加利亚、波黑、比利时、阿根廷、葡萄牙、墨西哥等20多个国家的39位作家通过文学机构、使领馆、出版社推荐，或是作家间的推荐以及自荐等多种方式，获得驻上海写作、生活两个月的机会。

　　在这里，作家们过着不受打扰、创作自由的日子，但生活标准与上海普通市民相仿。

　　“我们是非常非常节约的，因为奢华就背离了我们这个计划的初衷。”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告诉记者。6年来，“让外国作家做两个月原汁原味的上海市民”的宗旨一以贯之，所以作家们和酒店、旅游、饭店几乎绝缘。

　　2009年“上海写作计划”驻市作家、爱尔兰剧作家科纳·克里曾在给王安忆的信中充满感情地写道：“我很高兴我们没有住在类似于外国侨民集中的社区，这样会削弱对上海的文化体验。周围的江宁路、陕西路和长寿路就像我家乡的街道，它现在已经是我的社区了。我和每个遇见的人打招呼：普通白领，扫马路的，做小生意的，安保，擦窗的，出租车司机，营业员，理发师等等，和每一个能够停下脚步来的人……”到了晚上，“从街区里传来音乐声，男男女女在我窗下半幽暗的广场上跳舞”，就像一曲“上海交响乐”，科纳会下楼坐在那儿看他们跳舞。王安忆说，每位作家来上海时都抱有不同的期望，走的时候也带走各自的经验和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百分之九十都喜爱这个朴素的“上海写作计划”。

　　一个向全世界敞开的城市样本

　　2008年，“上海写作计划”吸引的第一批驻市作家是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的3位女作家。而后随着影响数量逐年扩大，来自的国度也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

　　王安忆说：“头几届我们选择范围真的很小，后来慢慢扩大了范围，知名度也提高了。但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比较小的写作计划项目。我们感到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在一个有限的申请人范围内挑选出值得请的、有前途的、对文学真正有诚意的、能够带给我们新东西的作家，请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发生文学上的接触。”

　　王安忆说：“作家是个很寂寞的工作，如果有个计划，大家能见见面，在一起说说话，看看我们的城市，我觉得就很好。外国人一般对中国人的了解和二十年前差不多，来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对中国感兴趣、对上海有兴趣的。”让她特别高兴的是，最近几年，墨西哥、尼日利亚、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作家也参与了“上海写作计划”，2012年还邀请到了一位来自波黑的作家。这也正是这项计划的期望所在：多一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多一些相对边缘的声音。

　　国际上有很多写作计划、写作营，各自的主张不同。有一些要求参与者回国后必须写出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但“上海写作计划”对作家并不作要求，只是“如果他们写了，希望寄给我们看”。王安忆自信地说：虽然没有硬性任务，但这段上海生活的经验一定会反映在他们将来的写作中。

　　诚如2013“上海写作计划”的另一位驻市作家、来自爱尔兰的丹尼丝·伍兹所说：“假以时日，我们的故事中会有你们的故事，或许，你们的故事里也会有我们的。”

　　一个年轻而期待着长久的计划

　　“上海写作计划”走过6年，有人赞叹上海作协的“坚持”，王安忆却说：“6年时间对一个写作计划来说是很短很短的。我们还处于开端之中。”

　　“对文学来说，无论是写作计划，还是文学奖项，它的成功都不在创立，而是时间要长。如果不停地建、不停地关，像街上的商店一样，是很可惜的。你想爱荷华写作营有多少时间了？1967年到现在。”

　　她说，“上海写作计划”每年都有新的经验和收获，也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比如，人数还没有达到她的期望，每次最好是能达到20到30位；又比如，倘如上海作协的院子里还能腾出一幢独立的房子，就像德国柏林文学社“作家之家”那样，就更加美好了。　　“慢慢来不能着急，不断地完整丰富，不要停止，就这样20年、30年地持续做下去。”王安忆充满信心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