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我是经验的鉴赏和记录者”

47岁的宁波作家艾伟

《盛夏》书封

　　1966年出生的宁波作家艾伟，直到电视剧《风和日丽》热播之后，作为这部电视剧的原著作者才为更多公众所熟悉。

　　艾伟的最新长篇小说是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盛夏》，这是一部迥异于《风和日丽》的小说，它更关注当下社会事件和人的精神状态，在这部小说里有热衷微博发言的律师，有拆迁和上访，动车相撞事故也被植入其中。

　　《盛夏》再次践行了艾伟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9月16日，艾伟在上海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实主义还是有效的方式。我想记录这个时代的经验……我想把这个社会的经验记录下来。”

　　小说是经验的容器

　　东方早报：你在小说后记里说，“我们既有的文学逻辑和人性逻辑难以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是失效的。我们的书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你看来，现实主义手法对描述当下中国社会还有效吗？

　　艾伟：在我看来，小说归根结底不是思想物而是经验的容器，用以储存和拓展人类经验，把人类的爱恨情仇记录下来，又把这些东西带到更深的地步。我经常会说到《金瓶梅》，这部小说写的是古代的市井生活，但《金瓶梅》的伟大之处就在如此，它通过琐碎的市井生活描述，把人类经验储存下来。

　　所以，今天的文学如果有用的话，不是思想，而是把现在的经验和情感储存起来，所以现实主义还是有效的方式。我想记录这个时代的经验。在这个时代，我想把这个社会的经验记录下来。

　　东方早报：但也有作家认为，要超越现实主义手法才能真正表现这个魔幻般的中国现实，你怎么看？

　　艾伟：抽象和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写当下中国社会，一定是没有情感的，人变成符号，没有血肉。我希望，我们储存经验时要带着人的体温和血肉。为了记录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我对人物的选择还是有所考虑的，比如柯译予是律师，这个职业的社会连接面比较广泛；比如小晖是网络公司职员，她所知道的东西比一般人多，还有警察、小混混等，这就最大限度地使得社会信息量通过他们带入小说，使当下经验进入小说。小说能把当下经验最大限度地储存到小说中，这是小说存在的一个根本理由。我觉得这样对现实的处理是有效的。小说家尊重小说人物对世界的看法，这样的人物才会让读者有感觉。好小说，读者记住的不是故事，而是人物。现代主义的一批作家，我们记住的只是一句话一个修辞，我们记不住一个人物，这是不对的。

　　东方早报：《盛夏》里的故事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前后，不仅有这一真实事件，还有上访等一系列社会事件。这些社会事件对你小说的重要性在哪里？

　　艾伟：我把温州动车事件写进了小说，我写了那个晚上雷雨交加，这样的事件像浮雕一样成为小说背景，增加小说的真实性。动车事件对我触动很大，我上了微博发现——微博对推动社会是很好的工具——但道德表演也很明显。人在微博等公共场所会说一些与平常不同的话，这就是人的复杂性。又比如上访，因为网络名气大的律师柯译予需要做一件事情，也就是通过介入拆迁进入小说。

　　小说是一个容器，当你忠于生活的时候，就可以把当下经验装进小说这个容器，而且未来的经验也会自动进入你的小说。比如之前出现的王林大师事件，在《盛夏》中，网络名人柯译予也因嫖娼被抓，也有一个所谓的大师。这就是小说文本伟大之处。如果你忠于生活，把生活经验记录到文本中去，过去的生活可能进入文本，未来的生活也可能进入到你的文本。

　　在我看来，小说本质上就是记录和拓展人类经验的容器。小说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记录了经验。我们感到孤独，看小说时会感到小说里人物经验与个人的相似性。小说就是提供经验，让读者去分享人生经验。小说把一个个孤立的人连接在一起。小说可以成为我们克服恐惧、孤独的神。所以我的小说经验就是记录人类经验。

　　人的复杂性永远第一位

　　东方早报：小说里所有人物都不是完美的，比如小晖纠缠在三个男人之间，柯译予嫖娼等等，但你对这些人物和他们做的事情都不做价值判断，这是你的策略吗？

　　艾伟：这就涉及到，好的小说中人物都有各自的立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个人立场都不同。比如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对一张纸或面对电脑写作，我感到很幸福。但对一个商人，在商场上赚很多钱，过着奢华生活，会觉得我毫无意义，但我认为他没有意义。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小说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立场。小说中的人物，他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理由，我用不着用思想和道德的尺去衡量他。

　　好的小说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对身边的朋友是很宽容的，身边的朋友即便去嫖娼，他还是你的朋友。但你听到陌生人做这种事，你马上会祭出道德的旗帜。所以我们小说家很难做一个判断。比如小晖她对丁家明的感情究竟有多深，其实有疑问的。最初他们两人谈恋爱，他们的爱是否真的上升到那么高的精神高度。如果是纯粹的爱情，她就不可能和他们的朋友林远发生关系。这也符合我们时代的状态。小晖就是当代的一个人，由此，她作为一个复仇女神是不彻底的。如果小晖是个爱神，她一定也是个复仇女神。因为她不是，她在与柯译予接触时，她被后者的魅力迷惑，她对柯译予也是有依赖的。小晖与柯译予之间的关系是蛮复杂的，这里面有复仇但难道没有男女关系？这就是当下人的复杂性。所以我是经验的鉴赏和记录者，我也是经验的辨析和思考者。

　　现实主义小说，好的地方就是其微妙，能充分把人的复杂性展现出来，而超现实、魔幻现实主义那里，人的复杂性是没有的。但在我看来，人的复杂性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东方早报：《盛夏》可以看出你写作技巧的娴熟，三组人各自发生的故事有条不紊地往前发展，最后在结尾处汇合。你是一个注重逻辑的写作者？

　　艾伟：从头到底写一个人是最简单，但这部小说对我的挑战是，小说需要一个结构。互不相干的几组人，最后汇集起来，这是一个挑战，不能有一个零件出差错，否则这部小说是坍塌不成立的。每一个零件环环相扣，逻辑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讲究一个人物从这一点到那一点，走每一点都需要充分理由。我不可能强行让他们去做什么事情。

　　东方早报：小说结尾时小晖在苏黎世街头，遇到了一个像柯译予的人物。你在小说中似乎让他选择自杀来赎罪，但似乎他也是没有死？

　　艾伟：本来我想给柯译予完成救赎，他有罪，所以他最后会自杀。但是我后来发现，在当下有人愿意为了自己的罪去死吗？我对于当下这个表演、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样一个人物愿意去死吗？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在他决定死之前，他还叫来美娟，还有他看到的那么多美丽的景色，所以他还会死吗？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结构，这更符合现实。所以我后来留下了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东方早报：因为柯译予是个微博控的缘故，所以小说里有不少微博文本。贾平凹在其小说《带灯》中用了不少短信，格非在其小说《春尽江南》用了QQ聊天记录，这些新世代工具记录的文本对传统小说创作的意义在哪里？

　　艾伟：小说里的微博内容是直接推进情节的一部分。去看萨克雷的《名利场》，里面通过书信形式推进情节，信是故事的一部分。作为信息传播方式，在古典小说中，可能是信，现在成为电子邮件、微博文本。微博文本的作用跟以前小说里的信是相似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这也是经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