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赫曼审判”：以色列文学重建大屠杀记忆的转折点(钟志清)

海姆·古里                   哈努赫·巴拉夫

《巧克力交易》英文版    《特种部队》英文版

　　上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对纳粹主要头目之一艾赫曼(Adolf Eichmann)进行为期数月的公开审判，执行了以色列立法机构确立以来的惟一一例死刑。艾赫曼在二战期间是负责组织把犹太人遣送到集中营的中心人物， 也是和欧洲犹太人领袖有直接联系的最高级别纳粹官员。二战结束时逃到阿根廷，1960年5月，以色列特工人员将艾赫曼秘密逮捕并押解到以色列；1961年 4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艾赫曼进行公开审判，1962年5月31日艾赫曼被送上绞架。

　　“艾赫曼审判”与以色列大屠杀文学记忆

　　“艾赫曼审判”对以色列人认知犹太民族在二战时期的遭际、确立民族记忆方式与民族身份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本土以色 列人业已形成的大屠杀集体记忆形式。就意识形态而言，“艾赫曼审判”本身对本-古里安及其政府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一方面，本-古里安试图通过审判使整个世 界感到有责任支持惟一一个犹太国的建立，进一步确立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希望以色列人民能够了解大屠杀真相，尤其是要教育年轻一代。

　　要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对20世纪50年代希伯来文学如何反映大屠杀这一主题进行简要回顾。在后大屠杀时代，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对大屠杀与种族灭绝话题讳莫如深，尤其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涉猎大屠杀题材的作家屈指可数。换句话说，在大屠杀历史结束后，以色列作家在反映与表 述民族历史灾难时面临着艰难的挑战。

　　首先人们对是否有合适的文学样式能反映大屠杀表示存疑。犹太世界一向推崇美国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里·维塞尔曾经的论断：描写奥斯威辛 的小说，要么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要么写的就不是奥斯威辛。哲学家也有过“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名言。这在犹太世界里带有普遍性，导致作家在试图 涉猎大屠杀这段历史时心有疑虑。

　　其次，如何对大屠杀历史进行表述。有的学者曾提出，大屠杀文学是否只对暴行及其过程做忠实记载；时间是否只限于1933年到1945年之间；对 于个人或群体，对幸存者及其子女以及普通人是否有沉重压力；是讨论某一具体事件还是讨论人类总的境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文学很难界定。

　　再次，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也对大屠杀文学写作产生一定制约：由于民族的、集体的或个体的一些禁忌，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成了真正的囚牢。

　　更重要的，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后便遭到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围攻，本-古里安政府欲激励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把犹太复国主义教育放到了至关重要 的地位。注重强调以华沙起义、游击队反抗为代表的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因而忽略了欧洲犹太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面对强权所遭受的苦难。本土以色列人因 此非但未对大屠杀幸存者的不幸遭际予以足够同情，反而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向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不理解，甚至怀疑大屠杀幸存者在战争期间的 受难者身份，对幸存者如何活下来表示怀疑。幸存者所提出的争取生存的英雄主义同主流的政治话语产生了距离，在公共场合没有立足之地。多数幸存者为了新的生 存需要，不得不有意遗忘过去。

　　如何树立以色列的合法性，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成为当时以色列政府颇重视的重要问题。历史创伤被塑造成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神话。即使有作家创作出反映集中营的作品，但读者非常有限。

　　审判中出庭的100多名证人，多数是承受恐惧和屈辱幸存下来的普通犹太人。审判促使以色列年轻一代意识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被大量地送进焚尸 炉。审判不仅使以色列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历史创伤，同时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建国期间根据国家利益创造的英雄主义幻象，开始对大屠杀期间“所有形式的反抗”均 是英雄行为的说法表示认同。同时，审判也向世人表明，只有在拥有主权的国家中，犹太人才有能力将艾赫曼置于审判台。在强调民族统一与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审 判还激励幸存者打破沉默，公开自己所经历的苦难过去。

　　描写大屠杀及其余响的希伯来语叙事文学也从此表现出民族集体记忆形式的转变，对待幸存者与流亡者的态度亦开始更新。文学社团和许多作家对审判极 其关注，并对种族灭绝的体验反响强烈。以色列本土作家海姆·古里(Haim Gouri)和哈努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在审判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巧克力交易》(1965)和《特种部队》(1965)就是当时希伯来语叙事文学对民族创伤记忆的代表性呈现。

　　《巧克力交易》：再现犹太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

　　海姆·古里生于特拉维夫，1947年在欧洲帮助犹太幸存者偷渡到巴勒斯坦，同欧洲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接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于幸存者的态 度，唤起了他对犹太历史的认同。在“艾赫曼审判”期间，他以记者身份旁听了审判，而后出版了著名的《面对玻璃亭》。在书中他表达了一个本土以色列人的负疚 感，为什么对二战遭到屠杀的同胞无动于衷，为什么对回到以色列的幸存者表示怀疑。这一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道德反省和清醒认识，向大屠杀犹太英雄主义单调的 陈词滥调做出了挑战，并改变了由以色列本土作家开创的文学叙事传统。他的第一部小说《巧克力交易》致力于一种艰难的尝试：通过深入到受害人的内心世界去揭 示大屠杀的贻害。

　　《巧克力交易》的主人公是两个大屠杀幸存者：卢比和摩迪。他们是老朋友，分别在不同的集中营幸存下来，战后数月在一个德国大城市的火车站上偶 遇。表面上看，月台上刚刚抵达的流浪者把犹太人的形象从大流散时代的“无处藏身”转变为在新的生存挑战下所面临的“无处立足”，反映出幸存者为在新环境中 生存而努力时所面对的两难处境。同时，作者还试图表明幸存者多少残留着传统的性格、骄傲和希望，这些尽管已经被时间和痛苦极大地改变，但仍然象征着古老民 族辉煌的过去和民族文化。在“那里”(战争期间欧洲)，“活着”是如此宝贵，而今“活着”却需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赋予新含义。通过表现两位主人公的不同经 历和命运，古里进行着一种虚构的尝试，为原先“悲惨的灵魂”找到适应新世界的方式。卢比是个有雄心、有信心的实干家，非常渴望新的生活：

　　“我想做点什么。我不想总是让别人照顾，我不想总是在失踪者的名单中寻找自己。我想从这里跳跃到另一个所在，不断地移动改变，给他们看：我将活下去。”

　　为了证明个人生存的价值和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卢比积极地找寻他的亲属，设置重建自身的日程表。叔叔曾经是那座城市中一位德高望重而富有的律 师，卢比希望后者能为他提供帮助。不幸的是，叔叔全家都被遣往死亡集中营。因此，第一道“拯救之门”实际上已经关闭。但他并未放弃，而且继续冲击。尤其 是，他从烈火中救出了一个女孩的英勇举动表明一个曾经过炼狱生活的幸存者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性格中非同寻常的大胆极大改 变了第一代以色列“本土作家”笔下的幸存者形象。当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以色列人与幸存者是不同的整体，他们是后者的恩人。因此后者被认为是“异类”，同 无动于衷的、冷漠的本土以色列人相比，他们过着单调乏味、空虚、寄生和封闭的生活。

　　充满悖论的是，卢比无法继续自己的道路并获得财富。他救人的举动导致了痛苦并使人物关系复杂化。他想要钱，因此设计勒索德国医生——后者是他所 救的小女孩的父亲，通过发布虚假药物公告来影响美军倾销剩余巧克力的价格。某种程度上，“巧克力交易”凸现了他生存的欲望。随着情节进展，读者注意到女孩 的父亲正是霸占卢比叔叔房子的人。同时，跟他过从甚密的叔叔的女仆，现在做着流莺，是德国医生的仆人，又是盖世太保的支持者。这里，幸存者在战后欧洲的道 德困境以尖锐的方式凸现。而战后欧洲不仅成为大屠杀幸存者人生瓦解的场所，也为他们的精神状态提供了外在表现形式。

　　对受过重创的犹太人的价值失落产生负罪感，导致了幸存者的精神冲突，小说中摩实克的死体现了这一点。摩实克乃摩迪之友，一个能“美化世界”并给 生命带来“力量与欢笑”的“伟大的人”。他“多愁善感”但有“人格分裂”倾向，一直保持对死难犹太同胞的忠诚，而这种忠诚则被证明同死亡联系在一起。内向 的摩迪在“混乱的世界”中感到无能为力，“甚至连鸟的歌唱都似乎是罪恶的帮凶”。诗化描述造就了这样一个世界：大屠杀的形而上学意义随处可见，因此，对摩 迪来说，生存意味着要与谋杀者及其帮凶同流合污。此外，作者还描述了来自世界的敌意。令人震惊的例子是，人们甚至怀疑卢比冒险从火中救出小女孩是为了 “钱”或“出名”。甚至连自认有进取心和有想象力的卢比本人也说，“我来到这里是个错误”。

　　摩迪死于精神探险的中途，或许这是他卸下过去包袱和现在压力的惟一方式。只有通过死亡，他才能保持在集中营那些极端日子里未曾消失的正直与诚 实。相形之下，活着的卢比只能不停地寻找物质上的成功，而这一点直到小说结尾都悬而未决。结果，两位主人公都不能在后大屠杀时代的欧洲文化环境中承受过去 所经历的痛苦。作者或许在暗示，个人的创伤可能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才能被医治，至少是被缓解或转化。

　　作为一个没有直接经历过大屠杀的作家，古里试图借助丰富的想象力来再现犹太人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的战争创伤。摩迪在战争期间不得不中止了他在战 前即已开始的博士课程，导师认为他的工作值得尊重并对所做的课题有贡献，还把他藏到了自己兄弟的修道院中。他在“最隐蔽的和被人忽略的地下室小房间”里承 受着黑暗、沉寂、孤独和消沉。教授的忠实兄弟是惟一来看望他、并陪他在星光下散步的人。由于远离活生生的世界，他与其他被困于集中营的犹太受害人有共同的 丧失身份的经历。身份重建引发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我是谁，我是什么，我来自何方，我居于何处，以及我在异化的世界里将走向哪里等等。他的寻找身份之旅 以看不到未来作结。此外，他的恩师因他之故被判刑并失去记忆，这不仅加重了他的罪恶感，而且凸现了他对未来的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古里所塑造的主人公命运 暗示着作家本人对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毁灭经历的认同和他对犹太人命运的依恋。

　　《特种部队》：充满矛盾地同幸存者建构联系

　　另外一位通过把小说背景置于欧洲而建立了本土以色列人与欧洲犹太人联系的作家是哈努赫·巴托夫。他于1926年生于一个宗教之家，在二战中曾在犹太旅中服役。根据在欧洲的经历，巴托夫于1965出版了小说《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是一部半自传体的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叙述人同时也是主人公的艾力沙·克鲁克是18岁的本土以色列人。艾力沙被编入了英国军队中的巴 勒斯坦团。像其他以色列年轻人一样，他希望积极地投身到反抗民族敌人的斗争中去。但当他们的连队刚刚抵达意大利，还没有跟德国军队交火时，纳粹就宣布投 降，因而小说从战争结束写起。小说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艾力沙苦苦思念青梅竹马的女友诺佳并产生焦虑，而后者对他并不忠贞，还差点在他在欧洲期 间另嫁他人；另一条是他同幸存者和迫害者在历经战乱的欧洲废墟上相遇，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逐渐认知。后者导致了他真诚的灵魂探索：一方面是作为土生土长 以色列人的个体意识和少年英雄主义，另一方面是作为犹太人的沉重集体回忆和惨痛的民族耻辱。一种对于民族创伤及其后果的新理解在这种自我探究的过程中，在 以色列希伯来人和被迫害的欧洲犹太人的直接联系中展现出来。

　　以色列希伯来人与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同各式各样难民们的相遇中获得了意义。例如，他们遇到一群来自劳动营的虔诚的匈牙利裁缝，后者在安息日 餐桌上唱着传统的关于弥赛亚降临和重返“应许之地”的赞美诗。“他们亲吻我们，拿起我们的帽子，检查我们制服的衣料，看我们的徽章，高兴地把弄我们的冲锋 枪，并要求我们立刻带着他们走。”巴勒斯坦对那些饱经风霜的犹太人来说仍然是再生的精神象征。然而，这些巴勒斯坦来的犹太人尚未得到官方许可，让那些匈牙 利人大失所望，进而产生了负罪感。很可能这些匈牙利人将像海姆·古里作品中的英雄们一样仍然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小说结尾之际，克鲁克在难民中发现了 一个真正的亲戚。当听亲戚不停地讲述他那“令人骄傲的”、因在焚尸房干活而幸存下来的故事时，他的热情、他试图分担他痛苦的愿望化为乌有。据作者自述，近 20年间他一直努力摆脱那段记忆，但是：“在我沉寂的灵魂中，我一直无法从我听到那位亲戚故事时的恐惧、困惑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种不敢直面幸存者的状 况，暗示着当作者面对民族过去时内心中的真实冲突，在这一点上，他同幸存者建构联系的努力充满了矛盾。

　　总之，“艾赫曼审判”是以色列社会重新建构大屠杀记忆的转折点。许多个体作家对审判极其关注，并对种族灭绝的体验反响强烈。古里与巴托夫等在审 判前就和幸存者接触过的本土以色列作家，试图在以欧洲为背景的小说中重建同大屠杀幸存者内心世界的联系。两部作品均与大屠杀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经验无关，但 不管怎样，大屠杀事件在“艾赫曼审判”后成为以色列作家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而犹太人的历史创伤成为本土以色列人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