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翻译家王智量：一生情钟 俄国文学

王智量

王智量翻译的作品(部分)。

　　在中国翻译界，精通英语、俄语，并旁涉法德日语，进行翻译的并不多。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的王智量教授是继曹靖华、戈宝权等老一代俄国文学研究学者之后，新中国涌现出来的学者中的佼佼者。1999年，在普希金诞生2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俄国驻华大使罗高寿深深感谢将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作品带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其中特别提到了王智量，因为他原汁原味地翻译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为此，俄国政府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普希金纪念章和感谢状。

　　除普希金外，王智量先生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俄国文学三大家深有研究并著译不断。日前，我拜访了这位专家，当面聆听王先生的教诲。与大凡翻译家不一样，王先生的人生经历不一般，所以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令人高兴的是，华东师大出版社近日为他出了《智量文集》(共18本)，下月将开研讨会，并邀我参加。今日的王教授风趣开朗，谈起翻译来依然痴迷。

　　◎ 本报特约撰稿 马信芳 文/图

　　《叶甫盖尼·奥涅金》改写他人生

　　问：我知道，你是普希金的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文译者。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普希金选集》，第五卷所选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用的就是你的译本。《奥涅金》与你30年相伴，是这本书，让你改写了人生。

　　王智量：此说来话长。1952年，我毕业于北大，并留校当了俄语教师。其实，中学时我就爱上俄国文学，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被深深吸引。1940年代末，当我读到戈宝权主持出版的《普希金文集》后，更让我增加了学习俄国文学的渴望。刚解放不久，有一天，我在书店里看到1947年莫斯科版的《别林斯基选集》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插图单行本，掏尽了身上所有的钱将它们买了下来。我爱不释手地开始阅读，看不懂的和觉得他们译错的地方，就去请教当时我的老师，如刘泽荣、曹靖华和余振(李毓珍)先生。不到一年，我用课外时间和自学方式，把普希金的这本诗体小说中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部背了下来。

　　1954年，我被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散文刊物由著名文学评论家、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主持。何所长将具体工作交给了我和所里三个年青人。那段时间，我经常拿着组稿来到北大燕东园何其芳先生家里向他汇报，听取意见。一天，在谈论一篇文章时，因为其中写到普希金，何先生不由感慨地说他最喜欢《奥涅金》，说着用英语立即背出了几行。这时，我按捺不住，顺口用俄语背了下去：“莫斯科……对一颗俄国人的心说来，有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交融，多少东西回响在这声呼唤中……”何先生听了兴奋不已，连声说，“真美！真美！听起来比英文本美得多！”

　　忽然，何先生满怀诚挚地对我说：“你把《奥涅金》，从俄文翻出来嘛！”听到这话，令我惊奇，我知道，《奥涅金》堪称俄国文学的皇冠，初出茅庐的我哪敢往这方面想。何先生见我犹豫，便说：“我是认真说的。你能翻，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

　　何其芳先生的话真把我触动了。就此，翻译《奥涅金》的漫长历程开始了。可是，谁也不会想到，灾难和祸水同此引发！几个月后，当我译到第二章的中间，大约译出六十几个十四行诗节的时候，大难临头了。这是1958年春天，一顶大右派帽子飞了过来：“白专道路”是我的罪名之一，在研究任务以外自己悄悄进行《奥涅金》的翻译，就是具体的罪证。

　　问：这当头一棒，把你打晕了。我看过你的材料，当时你甚至想到了死。

　　王智量：是，但老天又偏偏不让我去死。这是我被送往河北太行山区农村的前一天，我从办公室来到厕所小便，没想到此时却碰上了何先生。何先生看看没人，低声地、匆促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说完，作出似乎并不曾理睬“右派”的样子，探头望了望厕所外，才大步走去。

　　万念俱灰的我，此时听到何先生这句话，就像黑暗处有了一线光亮：我还不是一个应该死掉、一无用处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做好该做的工作。真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成了我坚持自己理想和信念的支柱。

　　第二天，我被押带着，送到河北省建屏县(现在叫平山县)劳动改造。就这样，我在太行山麓的一个山村外，白天，在蓝天白云下，双脚交替踩着刚刚播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一边踩实浮土，一边默念《奥涅金》中四音步的诗行，再一句句地把原诗在心中翻译成中文……夜晚，我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有时写在卫生纸、包装纸和香烟盒上……

　　直到1960年，我戴着一顶右派帽子回到上海，随身行李是一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碎纸片的手提包。那些纸片，就是《奥涅金》一节节的译稿。我把译稿抄了一份寄给何其芳先生，一份作为投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后就杳无音信。“四人帮”打倒后，没想到，老天又一次帮了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的“译稿”竟在出版社的汽车间里找到了。

　　1982年，有关方面研究重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社选上了我的译本。但此时还有人担心我的“摘帽右派”问题，是戈宝权先生的据理力争，才让我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终见天日。

　　深爱“屠格涅夫”而忠实翻译

　　问：在俄国文学史上，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无疑是三大家。你对三位都有研究，你的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学界很有影响，其中你对屠格涅夫好像更加深爱。

　　王智量：这是我重回大学任教后的研究课题。1977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辗转找到了我，并邀我到校任教，令人感动的是，所有手续都由他亲自督办。就这样，同年10月，我先到教育系工作。不久，徐中玉教授出面，将我调到了该系外国文学教研室。这是个新起点，我迎来了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春天。

　　说到屠格涅夫，他的全部创作几乎成了19世纪40至70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

　　屠格涅夫说过：“……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屠格涅夫确实忠于这个现实主义原则，有时甚至能超出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他虽然长期侨居国外，却能迅速及时地反映俄国社会现象。屠格涅夫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笔下的主人公很多和祖国命运密切相关。他对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简洁、朴素、细腻、清新，富于抒情味，成为他的风格。他的忧郁气质，又使作品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可以说，我对他，情有独钟。

　　问：我知道，中国很早就介绍屠氏作品，《新青年》从1915年第一期起连载《春潮》，次年又节译了《初恋》。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部被译成中文。为什么在有了许多译本后，你还要重译屠格涅夫作品呢？

　　王智量(笑了)，说：“因为爱它，不译不足以满足我的情感，不译不足以说明我为什么爱它，有可能在个别地方或许会比其他同志更深一点、更准确一点，于是我就译了。”

　　我最早翻译了为别林斯基所赞许，屠格涅夫1843年发表的叙事诗《巴拉莎》，此译作后被收进了河北出版社出版的《屠格涅夫全集》。屠格涅夫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我接着翻译了《贵族之家》和《前夜》两部。

　　1980年代，屠格涅夫研讨会在厦门举行。与会我介绍了屠格涅夫晚年表述自己思想感情的最重要作品——《散文诗》。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包文棣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当即建议我尽快翻译这部作品。我很快将屠格涅夫在1878年—1882年期间发表的82篇散文诗全数译出。译文社拿到译稿后当即决定正式出版这部作品。

　　其实我还要告诉的是，我之所以热衷于翻译屠氏作品，其中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高校教学中“谬误流传”，在关于屠格涅夫研究参考资料和作品集中，错误百出，有的甚至将《牢房中的马桶》也列为是屠氏作品，而不少教师常不读原著而以讹传讹。因此，我身体力行并疾呼，望出版社层层把关，切莫“谬种毒害学生”。

　　创建托尔斯泰研究系统工程

　　问：你主编的一部一百万字的《托尔斯泰辞典》(出版时更名《托尔斯泰览要》)，2007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书现已成为托尔斯泰研究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王智量：这是1990年年初，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在贵阳市召开。我作为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而受邀出席。与会我结识了当地的著名学者谭绍凯和胡日佳教授。因为都是长期在大学讲授苏联文学的资深教师，所以，我们三位同行顷刻成了知己。谈着谈着，我不由想到了“托尔斯泰”。

　　从托尔斯泰著作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影响来看，在欧美，西方人士对托尔斯泰的思想更为关注，而在我国，读者则较喜爱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由于不熟悉托尔斯泰的论著，对托尔斯泰思想的研究，大多是阐述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观点，缺乏创意。所以提供一些过去被我们忽视的材料，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编一本《托尔斯泰辞典》应该很有必要，且有现实意义。于是，我建议，乘此出版外国文学研究书籍的大好形势，由贵州方面同志负责编写一本《托尔斯泰辞典》，谭绍凯和胡日佳马上积极响应。很快，我被推为主编，并得到编委们的支持。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始各自工作。我写的《前言》和《托尔斯泰生平大事年表》，被同行称为“辞典中两份重要的文稿”。前言中，我提出托尔斯泰的矛盾“体现着全人类思维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特征”，给同行有很大的启发。

　　问：这本大辞典得到同行和专家们的首肯，被赞为“研究托尔斯泰的系统工程”。

　　王智量：这是对我们的褒奖。《辞典》囊括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戏剧、故事、童话、寓言等几乎全部文学作品的词条。收齐了托尔斯泰论著的重要作品，并分别有序地列入文艺类、教育类、政治类，以及道德、宗教、哲学等四个类别中。托尔斯泰的日记和书信，选择其有关文学、哲学、宗教三个部分的内容编成词条，有序地排列。另外，一些必备的专题材料，均由研究托尔斯泰的专家和学界人士编写，如托尔斯泰生平大事年表、托尔斯泰家谱、托尔斯泰亲属友人名录、托尔斯泰在中国、俄苏名家论托尔斯泰、苏联学者研究托尔斯泰书目、欧美名家论托尔斯泰。我还发动自己的研究生在法、德、英国家图书馆查寻整理“欧美学者研究托尔斯泰书目”。有了这些专题的评述和介绍，更加丰富了《辞典》的内容，显示出其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内涵。所以，有人称这是一个工程，说得一点不过分。如谭绍凯、胡日佳两位从62岁一直搞到78岁，才使这部辞典得以问世，他们真的功不可没。

　　王智量简介：

　　1928年生，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文学系。历任北京大学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译协理事。著有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俄国文学与中国》、《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长篇小说《饿饥的山村》等。译著有：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前夜》、《帕拉莎》、《屠格涅夫散文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莱蒙托夫长诗(26篇)；狄更斯的《我们的共同的朋友》、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集《贝壳》；乔伊斯的《死者》；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安徒生的《野天鹅》等3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