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印：关于食蟹的记忆

　　每逢秋风送爽食蟹赏菊之时，我总会想起一段往事，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了，却记忆犹新。

　　一九五六年秋，风和日丽。我在革命大学文工团时的老团长、时任中国青年剧院的导演郑天健同志问我：想不想一起到朋友家去吃螃蟹？想就跟我走。我虽无文人赏菊食蟹之雅兴，却不拒绝美餐，欣然应声随其前往新华门对面巷子里的一座小楼，那是当时中宣部的宿舍，时任电影处领导职务的钟惦斐同志就住在那里。老钟是老延安，曾长期在晋察冀当文艺方面的领导，天健曾是他的老战友，我作为小字辈儿，和他的夫人张子芳在革命大学文工团一起工作过，却只见过老钟几面，能随天健造访他，深感荣幸，也不免有些拘谨。

　　老钟夫妇十分热情，招呼我们坐下，不一会儿就把早已准备好的螃蟹端上了桌，边品尝边聊天。虽是闲谈，其实是老钟与天健关于文艺的对话。他俩都十分关心文艺事业的发展和政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很快，必将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但目前电影、戏剧创作不够多样化，按题材订计划，几部工业、几部农业的，而且存在概念化的倾向，群众不爱看，上座率不高。文艺创作应注重寓教于乐，但是，有些领导比较粗暴，干预创作过多，对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工作的老电影人重视不够，应该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两位领导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联系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例子加以评说，谈到有些人不符合文艺规律的荒诞主张和做法，哈哈大笑，摇头不已，越谈兴致越浓。我这个旁听者，时而产生共鸣，时而受到启迪，对一些平日感觉到、未及深思的问题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这顿螃蟹美餐，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老革命席间的谈话，他们对文艺事业的使命感和见地，更给予我很大教育，是丰富的精神食粮。

　　同年冬，我因工作需要，调到中央歌舞团乐队，当了一名鼓手。但对戏剧、电影的兴趣依然很浓，不仅爱看戏，也很注意报刊杂志的一些评论，其中也包括老钟的文章。

　　一九五七年春末，中央歌舞团进行全国巡演，该团自一九五二年成立以来，以执行出国交流任务为主，这是第一次全国巡演，领导非常重视，大家也很努力。由于阵容强大，演出质量很高，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不断要求加演，直到八月份才回到北京。因此，“整风鸣放”我们都未赶上，回到北京已经开始反右斗争，只是到兄弟单位去旁听批判会受教育。北京俗话：“属黄花鱼，溜边儿而过。”“文革”以后，才得知当时团里也曾补报过右派名单，被老团长、时任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同志给保了下来，我们是全国罕见的幸免于划右派的单位。

　　在旁听各种批判会补课的过程中得知，老钟被划为右派，受到重点批判，最重要的“罪状”就是他那篇《电影的锣鼓》。我连忙找来阅读，发现其中的内容与我们一起食螃蟹席间的观点完全一致。但那是出于对文艺事业发展的关心，他的看法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怎么会因此成为右派言论，并且带上了帽子呢？我当时都懵了！暗自思忖：“难道是自己‘觉悟’太低？”

　　经历了十年浩劫又拨乱反正后，我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这时喜闻老钟得以平反。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坎坷，辗转于唐山柏格庄农场和天津团泊洼农场，曾任“厕所所长”，专职清理粪便，但丝毫没有挫伤其革命锐气。一经解放，“电影的锣鼓”又敲响了！老钟以其饱满的热情，犀利的笔锋，陆续发表了《电影策》、《想傅雷》、《倦论集》等上百万字的论著。看得出，他是要以加倍的努力，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人民的电影事业，发挥光和热。

　　一九八七年，忽然传来噩耗——老钟逝世，我含泪赶往八宝山为他送行。见他满头银发静卧在鲜花丛中，非常安详。灵堂内外摆满了花圈，墙上挂满长长的挽联，悬在大厅门楣上的素纸写着：“电影的锣鼓是电影向新时代电影敲响的战鼓”。是啊！这锣鼓哽咽了十几年，爆发出更响亮的惊雷声。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和天健一起在老钟家食螃蟹的情景，更联想到“四人帮”垮台后，家家食螃蟹——三公一母，以致螃蟹脱销的盛况。老钟啊！你那天一定也在和友人一起食蟹，席间又会有多少高论呢？

　　今又逢秋日食蟹，不禁思绪联翩，忆起这位与我交往不多却很难忘怀、令人敬重的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