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谈《一号命令》

　　去叶兆言南京家中采访时，他刚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写作对叶兆言来说是很规律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写作，每过几年写一部长篇，两部长篇之间写数量不少的散文和几个中短篇，《一号命令》就是这个间隔中的作品。发表于2012年底的《一号命令》一直拖到今年上半年才出了单行本，书名一度成了出版的阻碍。这部八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起源于叶兆言祖父叶圣陶和伯父叶至善在1969年期间的通信。那一年，著名的“一号命令”发出，像叶圣陶这样的退休高级干部也需要从城市疏散。在那个动荡的年份，接到“一号命令”的叶圣陶和自己的儿子通过书信讨论如何疏散，往哪里疏散，以及对可能到来的战争的展望。在小说里，叶兆言用一个经历过抗战、内战、起义的黄埔生的视角，写了接到“一号命令”后的故事。但“一号命令”只是一个起点，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这个黄埔军人一生戎马生涯的回忆，以及对往昔恋人的眷恋。这是一个长篇小说体量的故事，叶兆言却只处理成一部中篇，再惊天动地的历史，叶兆言都处理得极为克制。正因为这种简写，也让读者去猜测，文字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故事。

　　石剑峰

　　有种评论认为，《一号命令》是部怀旧小说，而您同期出版的散文集《陈年旧事》也与历史回忆有关。您怎么看“怀旧”这个标签？

　　叶兆言：不久前看到报纸的一篇文章说，我们这代作家“集体怀旧”。看到这个标题，我一开始一愣，当时觉得，怎么真不幸被他言中？我说，这一棍子被他们打到了。可是后来又想，事实也并非如此，比如余华《第七天》太现实，倒像寓言了。但就个人而言，这一段时间一下子出了四本书，好像确实有点怀旧，但这些书都是碰巧在一起出版了，《一号命令》是最新的一本。但《一号命令》最早是在2012年第五期《收获》上发表的，单行本拖到今年5月才出版。写完这部小说已经有两年多了。这个时候发现，市面上的你和现在的你有反差。但我手头上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确实是怀旧。苏童《黄雀记》我还没有看，也可能有怀旧，但苏童是怀个人旧。

　　《一号命令》不是怀个人的旧？

　　叶兆言：我不是。

　　但您在公开场合曾说过，《一号命令》还是跟家族的事情有关。

　　叶兆言：是有关，但这本《一号命令》完全没有把自己写进去，而刚刚写完的一部长篇就把我自己写进去了。新长篇里的“我”是不重要的，但“我”的认识是重要的；“我”不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对故事的认识和判断很重要。在《一号命令》里，你能看到“我”的想法，但“我”把自己隐藏了。而新长篇里，“我”就直接进入小说中去了。新长篇的结尾，一直到上海世博会。两部小说之间，还是有些相像，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情，然后把以往的历史写进去。

　　您刚才说，新完成的长篇小说一直写到上海世博会期间，但《一号命令》从抗战写起，止于1970年代初，跟当下现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尽管如此，《一号命令》的时间跨度也够大，涉及的历史从抗战、内战、建国一直到“文革”，可是您只写了个中篇，这些素材是足够写一个长篇的。为什么不选择写个长篇？

　　叶兆言：主要问题还是技术性的，跟一开始的写作决定有关。我是一个很讲究字数的写作者，我只要决定写多少，就写多少。《一号命令》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设定为九万字左右的中篇，字数就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也对我说过，为什么不把《一号命令》写成长篇。我就觉得，它一定不是一个长篇，一定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构，该不展开都不展开。但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技术上就跟它不一样，但风格是相似的，也是很传统的写法。无论长篇还是中篇，都是像海明威说的，写作时你一定要有很丰富的冰山下面的东西。可如果全部在水底下，没人相信。关键是冰山露多少的问题。水面下有很多东西有个好处，让读者认为你还没有写够，但这至少让读者意识到了还有东西。这要比倒过来好。所有想写的东西都露出水面的话，那就是泡沫了。

　　所以我目前的这种处理方式，作为读者有所满意，有所不满意。举个例子，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核心是一个在南京的女人，她始终跟着时代走。汪伪时期，她父亲是银行高管，后来逃到重庆政府，抗战胜利后他家没有问题。国民党去台湾了，他们家也跟着去了，但她没有去。这个女人不同，她追求进步，解放初期入党，“文革”中是造反派，但在“文革”初期就被枪毙。被枪毙本身，也许是历史上这个人的故事，也许是那个人的故事。但是她被枪毙的事情，我没有写，我只写到她被判刑七年，然后她的故事就结束了。一定有读者会不满意这种技术处理，肯定会问，为什么被枪毙，她在监狱里怎么样？

　　我在后记里说，有一天我父母回家说起谁谁谁被枪毙了。在“文革”中，“五一”、“十一”都会枪毙一批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城市很隆重；后来变成简单的仪式，仍然在游街，但老百姓已经不关心了，只看到墙上一张画叉的大字报。这些东西都跟你没关系。怎么跟你有关系呢，就是这个被枪毙的人跟你是认识的。我父母回家就说起这个事情，然后就不说了。我们这些小孩中有种说法，说这个女人是神经病，说毛主席跟她怎么样。有人问，为什么不把这些细节写进去，可是，这些东西其实网上都有，非常细节。我不写，你会“谴责”我为什么不写，但我一定留给你更多的东西。我要写的恰恰是，这个女人之前活生生的生活和历史，她的童年、少年、恋爱等。这其实跟《一号命令》相似，后者的核心其实是一个老男人寻找自己的初恋记忆，寻找自己初恋情人的故事。如果有一串珍珠的话，绳子就是这个故事核心。但这个绳子并不最重要，打个结就结束了。对于任何作家，写的时候，没写的东西一定要比写的多，这可以触发你的不满，触发你的想象力。引起你想，比把什么都告诉你要好。比如我新小说里那个女人，写她在监狱里如何发疯，如何说毛主席和她怎么样……你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真实，写不过各种小报上的东西，没有意义。你不写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可能更好。

　　所以把这部小说(《一号命令》)变成长篇，也是可以的，但会觉得很单薄，因为故事就是一个老男人寻找自己的初恋记忆，寻找失去的东西。

　　关于空白的技术处理，您在《一号命令》里用的最典型的就是沈介眉在与赵文麟分手后的人生经历，她在1949年后肯定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但您没有写，直接跳到他俩在“一号命令”后的相遇。

　　叶兆言：对。这也是一个例子。两者是一个道理，技法上也是一样的。最关键是，这样写，这样留空白最真实。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你不需要用全知去唤起读者的知。写作者不是教师，不是要告诉读者什么。今天的写作者更应该把读者当做对手，我们智力相同，我允许你提出异议，同时我也可以向你解释，为什么这样。你提出异议，我还可以向你解释，我为什么不这样写，难度在哪里。读者与作者，更像是两个智商相等的朋友。这个社会很丰富，有各种声音和目光，一个写作者就是要展现极大的真诚和技术。

　　关于写作技术，《一号命令》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闪回，所有的历史都是通过赵文麟的记忆闪回到现场。您如何能保证，闪回不出现混乱？

　　叶兆言：这就是纲举目张的关系，就是因为有珍珠项链的那条线，可以随时回来。如果走得太远，就赶紧回来。写作就是一次旅行。比如我要去上海就是写作的目的，但是，写作的愉快在于，我是坐汽车去上海，还是坐飞机或者走路过去，或者找个伴侣一边说话一边去。但是，写作一定要有目的地，否则就一定很糟糕。

　　我的看法是，不只是那根珍珠项链的绳子，还有就是您设定了时间坐标，比如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1947年后的内战，1969年的“一号命令”等。这些真实的历史时刻，对您这部小说的意义在哪里？

　　叶兆言：这个确实很重要。写小说最重要就是要逼真。为什么要有时间点，就像秤一样，不断要校正准心。就算是余华《第七天》里的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但那个世界里也有塑料椅子，这就是逼真。写历史细节，其实你可以乱写，谁知道乾隆皇帝到底说了什么，但写作者要心存敬畏，尽可能不要出错。

　　所以从逼真角度上，我做得非常好。比如小说里写到南京保卫战，在我身边有活生生的例子。小说里的故事和细节大体都是真实的，赵文麟参加战争的故事是我一个哥们爸爸的故事，这个人去年才去世。这个人的名字甚至可以从黄埔军校名录上找到，只是有一个地方是虚构的，他不是中央大学学生。但这不重要。比如，钱伟长最初是学历史的，就是因为抗战，他弃文从理，当时大量青年都这样选择。但怎么进黄埔，进的是什么班，这些细节都是真实可查的。包括小说中在南京保卫战里，这个主人公打下一架飞机去领赏却意外得到撤退的命令，又如何用粪桶渡江等，这些细节全部是真实的，都是我这个哥们父亲的故事。处理细节的真实和虚构，要让读者觉得像是这样子的。这个军人从见习排长一直打到了少将，他活生生打了八年仗没有停过。他的同学基本上都死光了，他能打到少将必须得命大。所以抗战胜利后，1947年他结婚风光无比。后来他又跟着别人一起起义，然后做炮校军官，脱掉军服再穿军服，这个跟小说里是一样的。

　　赵文麟参加南京保卫战和内战部分您写得很详细，但他参加远征军部分却很简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舍弃？照理来说，这段历史恰恰是现在最热门的。

　　叶兆言：我为什么不详细写，就是因为远征军历史太热了，很多人都在写。我开玩笑说，如果你想详细知道，你不如上百度。我认为，大家都想说的话题，你要省略。小说家应该去回避大家都想到的问题，点到为止，让大家去想就可以了。写作就像打篮球，就是控制问题，不能失控。我太喜欢历史了，我始终警惕不能让自己沉浸在历史中。小说就是小说，历史是历史。小说的细节只是因为像，而不是就是历史。也只有这样小说才好看。

　　让我们回到小说的起点，书名《一号命令》。我有个朋友到我这里借了这本书，但很快就还回来，他说，不是想象中的《一号命令》。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或者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这是一部关于著名的“一号命令”揭秘的小说，没想到是部关于个人记忆的小说。这个书名对您小说的意义在哪里？

　　叶兆言：这个书名对我太重要了。因为这个书名，小说一直没能出来，但我认为这个书名没有办法改。因为有了“一号命令”才有了这个故事。这本小说的缘起很简单，首先是“一号命令”下达，我祖父需要从城市疏散出去，就跟小说里一样。在“文革”期间，像我祖父这样的老人是被保护的，他给家族带来的更多是安全感。我祖父在“文革”前期就退休了，所以跟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了，就算社会这么激烈也没有关系。他就在家里乱看小说。有一天教育部贴了大字报，他让我堂哥去把四千字的大字报抄回来，这个东西上的话当然很恶劣。他受不了，一个星期不出门。大家也很急，但没人敢劝他。后来，老爷子带着我另外一个堂哥要出去看大字报，他不去教育部，到中央美院去看，中央美院的大字报琳琅满目，世界的荒诞就在面前。然后又去了文化部，文化部墙壁都不够贴大字报，搭了很多芦席篷贴大字报，走在其中像在碑林里一样。老头子这么一看，就觉得无所谓了，这个社会跟他更没有关系了。

　　那为何写“一号命令”？“文革”的大风大浪其实很快就过去了，但这个家里只剩下四代人四个人，其他男人要么插队要么去干校。这个时候来了“一号命令”，像我祖父这样的人要撤退。他跟我伯父叶至善用信件商量怎么办，往哪里撤，他们确实也想过要撤到小说里写的上虞白马湖。我祖父想去那，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啊！最后商量的结果就去伯父那的干校，但我伯父有点为难，去那里只能住牛棚，真的是牛棚，条件太差了。而且路途非常遥远，这就是小说里的路途细节。他们整天在讨论去哪里。讨论到最后，很简单，像我祖父这样的部级干部都有统一安排。但我觉得，这个虚惊一场也是值得一写的。我还觉得，现在看他们俩的通信，觉得像漫画一样，他们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觉得中国一定会赢。也正因为如此，我把他们的文人视角转化为军人视角，只有军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在军人眼里，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残酷。所以我觉得要用职业军人的视角来写。这也是我说的冰山下的部分。很多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个小说跟“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但是对我来说，太有关系，因为这是我这部小说的起源。

　　小说是冰山上那一块，我们现在聊的都是私下里的，没有办法全部写进故事里。如果用文人视角来写，没办法展示那段历史，展示战争的艰苦和残酷，更没办法展示一代大学生从军牺牲掉的悲壮历史。那代知识分子都有信念，他们知道现在是打不过日本人的，要打仗自己先强大，所以很多人都弃文从理。而且他们就算知道打不过，也不会做汉奸。这代文化人的选择就是这样，跟着所谓的主流走。我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反战小说，不是爱情小说。爱情只是一个小说的虚壳。

　　您个人对1969年的“一号命令”有印象吗？

　　叶兆言：我对“一号命令”没有任何印象。那个时候，我整天做战备砖，挖防空洞。这确实是很荒唐的事情，在职业军人看来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小说里面的“天天”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我们也做红缨枪，最纠结的是如何做红缨枪。所有中国人都觉得，要真打仗，我们肯定赢。战争对我们来说，没有恐怖，我们没有关于战争恐怖的教育，我们只有通过战争得到天下的感觉。所以，我说《一号命令》其实是个反战小说。

　　我们来谈谈小说里的一些人物，比如小说一开始就自杀的紫曼，她埋怨丈夫赵文麟成分不好，郁闷到最后觉得自己人生很失败，甚至选择了自杀。这样一个人物似乎看上去过于政治化，过于类型化了。您是如何设定的？

　　叶兆言：紫曼这个人物是个类型化人物。有个人很能说明紫曼这样的人物——王光美。王光美出身大家族，是清华校花，她跟紫曼是一个类型的，她后来选择了刘少奇而不是另一位国民党将军。对于这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选金龟婿是很重要的。紫曼选择赵文麟很正常，当时赵文麟多风光啊。所以对这些新女性而言，爱情是第二位的，宋美龄是这代女性的榜样。之所以是榜样，是因为宋美龄嫁得好。所以，紫曼的自杀，很大程度上是她认为自己选择错了。所以紫曼一生都懊悔，觉得丈夫选错了，对这个丈夫怨透了，这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这些接受新思想的女性，骨子里其实很旧。

　　那么赵文麟的初恋情人沈介眉，这个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但又是一个虚幻似的人物。

　　叶兆言：沈介眉就是钱锺书《围城》里说的那种，初恋永远是美好的。钱锺书小说里没有完美的人，唯一一个是虚幻的唐小姐。我原来想到沈介眉在解放初期可能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我没有写。所以，这个人物的饱满度比不上紫曼。紫曼代表了一类人，为什么当时一大批进步女性到了延安嫁给老头，一方面是革命理想，还有就是传统的择婿观，有点买彩票的样子。所以紫曼这样的人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她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永远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结果她们的一生都是被压抑的，欲望都没有了。紫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幸福呢？但这些东西适合于讨论，小说中没有写出来，但隐藏在背后的这些东西，才更有意思。

　　沈介眉后来选择的丈夫林大宝可能是另外一类人的典型，也是军人，但混得很不好。他与赵文麟的一场酒后冲突是非常精彩的。

　　叶兆言：这个也很现实。在林大宝看来，当年是我们(解放军)打败了你们(国民党)，结果你却混得比我好，这个没有天理啊！而且像林大宝这样的抗美援朝战俘，回国后当然都是郁闷，对他们来说，生活太残酷了，但内心深处还是有傲慢。

　　小说的结尾是，赵文麟通过自己的关系，让沈介眉的儿子沈雷参军，圆了他的梦想。小说里，所有人都在一点点失去东西，似乎只有这个男孩是得到了什么。这算是光明的尾巴吗？

　　叶兆言：写沈雷的时候，想到的是我爱人的哥哥，他也是“文革”期间当兵的。在“文革”期间，当兵是最风光的事情，人生就整个灿烂了。但这个东西能解决一时问题，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未必。在“文革”末期，军人如果得不到提干就复员，最好的选择是当工人，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但这些人后来可能就下岗。所以沈雷可能是得到了，因为当了兵。但当时如果没有去，他就会继续认真读书，可能将来就进了大学，那也是另外一种选择。所以，沈雷可能又错了。所以小说里，似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得到。这个就是最真实的地方，现实就是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

　　似乎每年都会看到您的新作出来，长篇、短篇集、散文集等等，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叶兆言：写作对我来说就像一个NBA赛季。在我没有写完手头这个小说前，我不会去看余华苏童的新小说，但写完了，我就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我这种职业运动员的心态特别强烈。就像球员科比说的，他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去练习投篮。我也是这样，我会每天早上写作。保持这样一种状态非常好，也非常职业。科比也说，我也想翻身就去睡了。这句话非常好。我们不一定有科比这种高度，但有这种心态就非常好。写作就是如此。是不是天下最好的作家不重要，但要有一颗职业的心。如果像另外一个球员奥多姆那样，尽管天资那么好，但不守纪律会把自己给毁掉。所以，对自己从事行当的敬业度，非常重要。

　　我其实写得很多，一年写部长篇不难，但是每年都写一部长篇，别人会不理解，认为是粗制滥造。所以我会写很多散文，拉开长篇的间隔，也给读者一些期待。但我基本上天天在写，我又没有其他事情。其实我是很无聊的人，恨不得天天写。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作。我的职业精神，既有NBA球员的职业，也有工人农民的那种职业。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有黔驴技穷的感觉，就怕自己写不出和掉队。所以我理解海明威晚年的恐惧。写作能力肯定还是会衰竭的，你所做的就是尽可能维持能力和状态。为什么我还在努力写，就是希望像科比那样，把职业生涯拖得更久远点。还好，写作是属于年轻人的，但老年人也还有机会。

　　保持写作状态，流畅的时候就像流水，我想着每天都能写得出来。但如果停了，不保持一定状态，水龙头打开就没有水。写作并不是在那写，其实就是在那等。写作就是写完上半句，等着写下半句。如果下半句觉得不好，就在那耗。句子变成段，段变成章，章变成书。这就跟NBA球赛一样，四十八分钟到，比赛结束。写作也是如此。但写作中，下面怎么写，写什么，我真不知道。写作有太多即兴的东西。我写作也是没有提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