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益:好作品要打动全世界的人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9月17日10:01 来源：新京报 邓玲玲

　　台湾自然写作代表作家书写环保与科幻题材小说

　　《复眼人》与台湾的环保话题

　　从台北到宜兰的高速公路，汽车在连绵的山区穿行，要经过一段长长的“雪山隧道”。

　　当年开凿这条隧道的时候，遭遇了严重的工程困难与很多人的反对。作家黄春明誓言说，一辈子不要走这个隧道，如果他死在了台北，希望大家不要把他从这个隧道运回宜兰。不过，最终他还是因为怕耽误一场演讲过了这条隧道。如今，大家都要翻山越岭，去到东部海岸，观赏那里壮阔的海洋、高耸的群山，及台湾最多样的族群文化。因为中央山脉阻隔的关系，那里曾是遥远又难以抵达的美丽之地。

　　吴明益新作《复眼人》的开篇，便是叙述“雪山隧道”崩塌的灾难场景。这部多次获奖、融环保与科幻于一体的小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定义去概括。吴明益不认为自己写的是环保题材的小说，他说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便抛弃了“环保”这个词，因为它非常的人类中心主义。

　　8月底，在腾讯文化组织的台湾文化考察行中，记者在穿越了“雪山隧道”，饱览了辽阔的东部海岸线后，与吴明益相约在台北的“紫藤庐”茶叙。我们的对话，便是从这段“雪山隧道”开始的。

　　灵感：“雪山隧道”

　　“雪山隧道”打通之前，台北人到宜兰，走的是北宜公路。翻山越岭，九道十八拐，沿途不断地转换风景，远远地能看到海湾。这条公路曾经是男女约会的好地方。黄春明在宜兰办了一个杂志，名字就叫《九弯十八拐》。

　　“雪山隧道”开通之后，宜兰的人文与自然生态发生了改变。

　　“以前，台北到宜兰，感觉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带着某种浪漫的想象。如今，只需经过一个隧道，与当年不断地转换风景，人们的情感和态度是不同的。所以，黄春明觉得，这个美好的东西被毁灭了。”

　　提及“雪山隧道”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吴明益说这是他小说创作的灵感之一。“这个山含有大台北地区的水脉，开了隧道之后水脉就流掉了，流掉之后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台湾的地下水位下降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整个西半部越来越低，台风来的时候造成海水倒灌，之前是没有那么频繁的。”

　　吴明益称，宜兰的田地现在被割成一块一块地卖给了台北人，盖成了一栋栋的别墅，所以宜兰现在有很多的“假农夫”，领着农民的保险费和务农津贴。台湾一直在讲要提升粮食的自给率，现在自给率只有10%左右，政府的目标是提升到30%。如果世界经济发生动荡的话，粮食是一个大问题。

　　未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想种地已经买不起地了。吴明益给记者算起了经济账：一坪地在他任教的位于花莲的东华大学旁边，可能要7000到10000块，可在二十年前时，3000多坪才5万台币，农夫可以种得起。现在一坪地1万块，农夫买了3000万的地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作为一个自然生态的观察与写作者，吴明益早早地在学校旁边买了一块土地，闲暇时耕种，完全不用农药。“依靠自己种植吃菜的话会饿死，因为你都不下药，你要对抗的东西很多，所以我更觉得这种体验有意思。以前带着相机到野外去，生物不是你的敌人很清楚，但如果你是农夫的话，很多生物是你的对手。”

　　二十来岁时，有闲的吴明益带着相机在野外，跑遍台湾观察各种蝴蝶，写出了《蝶道》《迷蝶志》，还观测溪流河岸的生态，写出了《家离水边这么近》，成为台湾自然写作的代表作家。

　　“比如蝴蝶要产卵在菜叶上？”想起他写过《迷蝶志》，记者问道。

　　“对。你会有新的纠结出来，你会找到一个新的相处之道，这是我更年轻时写那些作品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喊口号很容易，深入进去之后会发现各种问题，面对时心态更复杂。”吴明益回答。

　　灵感：“垃圾涡流”

　　触动吴明益写作《复眼人》的另外一个事件是“垃圾涡流”。

　　2005年，吴明益看到一则国际新闻，报道太平洋上有十个加州大的“垃圾涡流”在缓缓漂流，科学家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那时候还没有谷歌地图，没有卫星照片，吴明益觉得难以置信，太不真实了，但这件事一直搁在了他的心底。

　　在野外，在海边，这些人类遗弃物聚集成岛的形象，会时常涌现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渐渐地，吴明益想象这个岛出现了一个少年，名叫阿特烈，《复眼人》小说有了雏形。后来，吴明益读了一些人类学的作品，就想象让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少年漂到台湾来，让两个文化产生一些对话。于是，这些“垃圾涡流”组成的岛，在漂流中撞击了台湾。

　　小说创作时，台湾还没人关心“垃圾涡流”的问题，如今，媒体慢慢开始关注报道此事，一些年轻人也在参与“垃圾涡流”的国际计划。在全世界，各国都在提出一些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实中的“垃圾涡流”，由于被海浪不断地瓦解，不会形成岛屿，而且在洋流研究上，是不会撞击到台湾的，吴明益是打算把“垃圾涡流”当做一个隐喻。“我觉得这在整个地球都是很荒谬、很古怪的事情。这很像台湾岛上发生的环境问题，这个岛就这么小，任何环境问题摧毁的绝对不是一个小地方，整个岛都要受影响。”

　　《复眼人》小说承载的东西，当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环保问题，吴明益考虑更多的，是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人文与自然的关系。

　　十来年前，吴明益写过一个短篇同名小说，里面引用了现实中的故事——据说俄罗斯人曾经打算把月球毁掉，因为科学家认为把月球毁掉之后地球会发生偏移，俄罗斯的土地就会变得适合种植，至于其他国家的死活，就不管了。

　　“未来真的有一个国家要这么干了，那些关于月亮的神话，中国的，印第安人的，就没有了。我们小时候指着月亮的时候，妈妈都说，月亮晚上会跑过来割你的耳朵，如果你指甲没有剪干净，晚上睡觉抓痒的话，隔天你会以为是真的，那时的心灵感受真是难以言喻，就好像大自然是活的一样。”吴明益说，消失的不仅仅是月亮，而是整个文化体。

　　灵感：“复眼人”

　　复眼，是一种由不定数量的单眼组成的视觉器官，主要在昆虫及甲壳类等节肢动物的身上出现。

　　年幼时，吴明益喜欢到处观看昆虫，并向老师提出很多奇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是复眼呢？那样的话，视觉能力好，捕捉能力又强。拥有“复眼”，是吴明益童年时的浪漫梦想。如果一个眼睛可以看到一个世界，那3000个复眼，就可以看到3000个世界？

　　长大后的吴明益明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觉演化系统，于是童年时的梦想，便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来承载。透过“复眼人”的眼睛，我们看见了成千上万个世界，山的世界，海的世界，动物的世界，植物的世界……人类看待世界的角度不再单一，不再局限。

　　对于台湾轰轰烈烈的各种环保运动，吴明益一直非常关心且有自己的思考。记者在街头目睹了岛内民众正在上演的反核运动，吴明益称，从人文的角度来看，被选为永久核废料储存场的地方，未来几万年等于死掉了，文化就消失了，核电会摧毁的是未来。另外，核电厂几十年就会出一次问题，用人类演化的历史来看，其实非常频繁。人类演化几万年，几十年就出一次事，这个比例是很高的。人类再演化一万年，会出多少事？

　　“文学有一种力量就在这个地方，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残酷的战争，没有科学家阻止过战争，但文学家的作品有时候真的发挥了某种力量让人家向往和平，让读者希望战争不要再来。”吴明益觉得，自己最终写的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依附关系，即使不谈环境问题，它还是依旧存在。

　　吴明益 好作品要打动全世界的人

　　关于自然写作 

　　我是从文学出发的自然写作者

　　新京报：你之前的作品以自然书写为主，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写作”？

　　吴明益：在台湾一般用自然书写，或者自然写作这样的翻译，大陆一般喜欢用“生态文学”这样的词，用词上不一样而已。台湾发展的时间较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如果对比的话，大陆大概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这种类型的写作，而台湾三四十年来一直有一些发展，类型也比较多，但人数不多。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比较有门槛的写作方式，要有一些知识性的内容。

　　新京报：台湾的自然写作，除了你，我还知道刘克襄。

　　吴明益：说起来很多，但这些人你不一定听过，比如廖鸿基，是写海洋的；台湾的原住民作家夏曼·蓝波安，是写海洋的；还有一些女作家，比如凌拂，是写植物的。如果要列，这个名单很长。

　　新京报：你是怎样开始自然写作的？

　　吴明益：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这样的写作。我第一本书写的是小说，1997年出版的。从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生态旅游比较频繁地出现，但生态旅游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市场上要有大众可以看得懂的自然图鉴。比如你要看蝴蝶，一定要有一个蝴蝶图鉴，你要赏鸟，就要有鸟的图鉴。这需要出版界的配合。你可以看到，大概90年代之后这个东西建立起来，写的也多了。

　　新京报：你的写作感觉文学性比较强一些。

　　吴明益：因为我是从文学出发的。如果看全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你可以看到两大类作家，一类作家本来是文学作家，但他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比如美国作家梭罗；还有另外一类，原来就是科学家，但他们文笔很好，他们可以写一些大众可以看得懂的东西，像法布尔。而台湾在1980年之后，大部分都是从文学家跨过去，很少从科学家跨过来，这两年从科学界跨过来的变多了。这和教育的分流很有关系。

　　关于《复眼人》 

　　我在写人和人之间的微妙情感

　　新京报：我在街头看见很多反核活动，国光石化要在彰化建设一个化工厂，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台湾的环保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吴明益：资本主义化就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压迫。当你有钱之后，发现这些东西失去太可惜了，在你没有钱的时候不觉得可惜。台湾已经经历了一段有钱的阶段，虽然现在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不过我们经历过一段有钱的阶段，现在大家回头看生活品质的问题。

　　新京报：《复眼人》出版之后，有没有引起关于台湾生态的讨论？

　　吴明益：这本书在台湾回响很大，但我不太看读者的讨论，那会影响你写书的信念。这些讨论，大致上是谈写作手法以及里面的生态意识。因为里面有很多小事件，可能外地的读者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台湾本地人知道，他们会指出来这是哪一个县，写的是哪一个环境运动的案子，他们看得出来，但小说不一定要这样。

　　我的目的是，有一天这个小说其他国家的人看到，到底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就不重要了。小说必须要独立成为一个世界才行，不能依靠真实的世界活着。

　　新京报：《复眼人》的主题和隐喻，是否可以说得具体一点？

　　吴明益：有人说是环保小说，国外有人说是科幻小说。美国有一位记者很有意思，他说这是气候变迁的小说。对一个写作的人，这些都是无妨的。

　　《复眼人》里面有很纯粹的文学意味。把那些环境问题都略过不看，我认为好的读者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即使不谈环境问题，它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不能为自己的一部小说说什么，主要看读者怎么解读它。一部小说读者有办法解读出更多层的意义，对我来说，对作者来说，就是更大的成功。

　　新京报：在我看来它就是环保题材的小说。 

　　吴明益：在台湾，90年代自然写作就抛弃了“环保”这个词，因为它非常地人类中心主义，好像人类有能力去保护环境，其实没有。人类怎么有能力保护环境呢？你看到整个世界的趋势，你想要让北极的冰层融慢一点都不行。自然环境变化就是无意志地不断在进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常常有一些人会说，是自然界保护我们，包括《复眼人》这本小说，会很想去谈这种自然无意志的概念。

　　关于华语文学 

　　创作随时代各有消长

　　新京报：关于写作手法的讨论，主要是什么样的内容？

　　吴明益：我们这个年纪的台湾作家，九成以上都是从文学奖出来的。文学奖是华人世界里面很荒谬的产物，你仔细想一下，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学奖是一篇小说在比赛，一篇散文在比赛？而台湾的年轻作家全部以这个体系出现，好处是奖金蛮高的，你会在年轻的时候觉得文学这个东西是一个反馈。你如果学会了一种得奖的方法，可以得十个奖励，都用同一个手法。其次，你只要取悦了评审，这一群评审又是同一群人，你可能有十个奖。你只要取悦这一群人就好。

　　所以，在9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出版界的不景气，另外一方面，像我们这一辈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跟之前的作家销售量相比。作品(销售)变得困难，艰难了，因为只写给教授看了。

　　新京报：我感觉，台湾的中、老一辈作家在大陆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年轻一点的作者接受度要低一些。

　　吴明益：大陆的文学发展，“文革”时段是空白期，80年代之后是一个爆发期，因为经历过“文革”的那一批作家，写出了非常动人的人性小说。而台湾，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爆发期，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引进了西方的文学作品，第一批留学的文学精英回来了，他们马上把台湾的小说翻新了。那个阶段，台湾的作品是优于大陆的，大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产出。新一代的读者，读到六十年代台湾作品已经如此前卫的时候，当然有一种崇拜之情，反应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们这一辈作者和中国大陆的作者，我是1971年出生的，我们大概是同一个背景下成长。中国大陆也经历了经济起飞的过程，我们接收到世界文学的速度，说不定是接近一致的。当一致的时候，中国大陆有很大的人口优势，这是一定存在的。相比较之下，我不认为此刻台湾我们这一辈的作者，优秀于中国大陆的作者。

　　我认为小说家的成熟在四十多岁很关键，我们要写一个作品打动人，已经不是要打动本地人而已，最好可以打动全世界的人，让他们知道本地的文化情景。像李安这几年就很成功，张艺谋这几年很受伤。你曾经打动过，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见了呢？陈凯歌最明显，他的作品是每况愈下，但他曾经打动过，曾经有力量过，为什么？搞不清楚，搞清楚你的作品才可能维持持续的成功。有的人一辈子就在追求这样的东西，对一个创作者而言很难把握，每一部新作品出来我们都没有把握。

　　关于写作课

　　能成为作家是万分之一的几率

　　新京报：你在东华大学教授写作课(东华大学在台湾第一个开设写作硕士班)，是怎么教写作的？

　　吴明益：你如果要问我的话，我会说写作不能教，可以引导。老师的阅读经验，肯定比年轻人丰富，我们也还在写，他们刚刚起步要写，这两件事可以一起做。

　　我有时候上课去跟学生讲，我在写什么样的一本小说。他最后真的看到这本书出来，这种感觉也蛮特别的。另外，分析各种作品的可能性，学生们要不断地写，写作永远只有一个办法。

　　新京报：硕士写作班要招多少人？

　　吴明益：以前是在英美系底下有十个人左右，现在改成在华文系则收五个人。

　　新京报：他们毕业之后呢，有什么样的出路？

　　吴明益：这毕竟不是一个实用性的课系，我常常给学生说，能够成为作家是万分之一的几率。你不要想变成作家，而你可以成为不错的读者。有读者，才有作家，如果我们都是庸俗读者的话，到最后你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好的作家。

　　这和传统戏曲也很像，没有人听得懂昆曲的时候，它死亡的时间就到了。观众很重要。

　　新京报：如果一年只培养五个观众是不是太少了？

　　吴明益：这样会有辐射性的作用。他有朋友，我们都希望他成为真正的作家，但不容易。

　　新京报：台湾有从硕士写作班出来的作家吗？

　　吴明益：很多。但不能说是我们造就他们的，而是他们本来很多人就有这个天分，比如年轻一辈的甘耀明、何致和，甚至舞鹤也曾经到东华的英美系创作所，但舞鹤没有拿学位就走了，毕竟他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了。

　　不妨这样想，因为写作这一件事需要时间，他们念这个所的时候顺道给了自己两三年空白的时间，每天接触都是文学，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可以写作。如果这两三年内，触发了一本好书创作的契机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