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平凡中的文学品质——简论吕纯晖的创作特点(陈晓明)

　　吕纯晖写作多年，始终沉静温雅，她似乎生活在文字里，与文字相伴。她的散文或小说，直截了当、平实素朴，却又让你感到文学的质地是那么实在，实在到那就是文学本身。她早些年的作品，如《欲望之船》《风流岁月三部曲》《婚姻状态》《平民生活》等，写得自由自如，对生活自有观察和品味。近些年的作品，如《出生地》《听来的故事》等，平易中透着那种淳厚。这一点让我感到有点惊异，何以如此平易、甚至平凡却能透出文学的闪光品质？我试图坚持认为，可能是这样的：她的作品与生活靠得如此近，又有一种独特的细，让我们体会到生活的内在纹理，文学也从这里透示出独特韵致。

　　吕纯晖的写作坚持处在一种文学的状态，此说令人费解，难道有些写作并不处在文学的状态？我以为是有区别的。欧逸舟说她母亲吕纯晖，“至今坚持手写，无论千字散文抑或万言小说，无论草稿抑或最终定稿，她决不允许300格的稿纸上出现3个以上的涂改字。”我以为这就是一种在文学中写作的状态，是与文学在一起的状态。整洁的稿纸、整齐的汉字、虔敬的书写，才能有这样的文字，才能有这样的文学质地。

　　多年前，读加拿大的多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为她那样的精细微妙所折服，读吕纯晖的小说散文，我又一次想起门罗。固然，吕纯晖与门罗的经历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具体的书写姿势和场所也不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却强烈地感受到她们的一致性：她们归属文学的那种方式。她们的作品都有的那种细致，被我看成是殊途同归的东西。门罗的小说在心理的细微处游龙走丝，她写北美的女性处于困境中却不停息找寻自己的生活愿望，那么多的失败堆积起弱者的自救童话。门罗有西方的基督教和哲学作为背景，她的那些细小的精湛笔法，其实一直在向形而上的层面迫近。但吕纯晖没有这样的背景，很难向形而上的玄妙境地靠近，不只是吕纯晖，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要置身在自己的母语文化中，中国文学的写作要在现实化的关系中穿行，因而有它自身的文学质地。

　　我们常说回到生活，文学写作如何回到生活本身？还原生活，回到生活的本真性，这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有没有贴近生活，有没有把握住生活的本真性，字里行间都能透示出来。吕纯晖的作品离生活很近，她喜欢写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写她与小人物、弱者在一起的生活。

　　散文《出生地》主要写母亲，通过母亲与住家的几个战士的关系来写母亲的性格和心理。母亲生活的败落与艰辛、在困苦中人们的友爱互助等，都写得十分质朴细致。生活中的那些值得记取的人和事，那些难以了却的懊悔，都是人性深处的一些痕迹。吕纯晖并不去挖掘那些十分深重的伤口，而是写我们生活中时刻要面对的、不断要重复的那些故事。她的作品没有大悲大恸、悲天悯人，却有着耐人寻味的苦涩滋味。

　　《穷苦朋友》写与一个人力车夫交往的故事，小林来自乡下，靠拉人力车养活一家五口人，租住在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但每次拉“我”都不肯要钱，“朋友怎么能要钱呢？”“我”与小林交往也看得出“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心地善良，小林没有城市户口被清退回乡，我四处找人无济于事，只好请小林吃顿饭。这些故事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平等和友爱。这篇散文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鲁迅的散文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可以在现代的启蒙谱系里去读出深远意义。而吕纯晖笔下的小林与“我”，有一种生活的单纯性，我和小林生活于同一个空间，这里的差异、区隔、交流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这个空间场所里的人和事，没有外在的反思性的视点。吕纯晖自然而然、不抬高视点的叙述，反倒有一种可贵的意味散发出来。小林这个生活不易的底层人有着闽南人惯有的隐忍和不屈不挠。他是车夫，一辈子就想拉车，从不想越轨。吕纯晖写出这种生命的本分，因为她的写作就是本分，她的叙述视点就是本分，写的文字也永远坚守她的本分。在这种本分中我能读出浓浓的闽南文化味道。那些人和事、那种处世的态度，那种平易、平等、隐忍、本分、自强，就是典型的闽南文化。吕纯晖笔下的人物自然地浸淫于闽南文化中，得益于闽文化的韵味。

　　吕纯晖总是能写出底层生活的不易和坚忍，她的姿态、视角很低，能真实诚恳地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她对生活、对人和事物，始终有谦恭之心。真正的平易之心，其实并不容易，思想者都有“大我”的渴望，如何保持一个“小我”的思想，这也有另一种可贵。像《出生地》中母亲对班长、《穷苦朋友》中的“我”对小林，不仅有平等、平易这种民间伦理，而且自然流淌着仁慈之心。再如《大红袍》写一对夫妻在武夷山看管大红袍，生活得自然自在、无怨无艾，有一种情绪淡淡散落其间。甚至，吕纯晖在写生活中的尴尬和困难时，也有一种自然平和。《书生受骗记》和《书生被盗记》，写了两个处于底层困境中的人的行骗和偷盗。吕纯晖把这两人写得十分不易，他们生活于底层，为生活所迫，让人对他们恨不起来。

　　吕纯晖的作品有一种平实曲折的叙述故事的能力，她的散文、小说都写得非常平实，但是她也有曲折，她的曲折是小曲折，不是我们习惯的那种大起大落，不是历史的大事件，而是她自己生活中的一种拐弯的东西。在吕纯晖的作品中，生活像河流一样在流动，有时拐了弯，有时出现小的支流。吕纯晖的作品能够在生活自身的逻辑中寻求小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生活自在自为的一种变化。这是她文字的一个特点，她不想用她的生活覆盖世界，而是依赖于生活本身自在自为的变化。《芦苇荡迷踪》写父亲、《水姜》写母亲，不过是日常生活琐事，却有随时折叠拐弯的时刻，无数细小的变化潜藏于其中。

　　吕纯晖的小说与散文很难分辨，无非一个全然是真人真事，另一个有某些虚构，她的小说偏向散文化，散文却又曲折跌宕，故事性很强。但是，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吕纯晖的作品决不平淡，她很能说故事，有很强的叙述能力。这种叙述能力不是外部结构，而是生活模式。她的散文有非常平实的故事性，无论是《出生地》，还是《穷苦朋友》，以及《1976年的明星》，那些故事都在平易中跌宕起伏，意外横生。她的小说《听来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写出默默面对生活一切困苦的父亲形象，母亲是一个傻子，父亲却从不舍得打她，父亲的善良仁慈从点点滴滴的生活中流露出来。“我”是一个捡来的孩子，爸爸打小也是捡来的小孩，是盐场的父老乡亲把他养大。小说情节简单，完全是剥茧抽丝式的讲述，一点点把父女俩的感情写出来，把爸爸的隐忍、朴实、厚道、仁义写出来。人可以生活于底层，可以处于卑贱的地位，但人的心灵和精神是伟大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物。小说最后放声大哭的细节，情感处理得很到火候。

　　当然，吕纯晖的小说散文还有一种美学趣味，那就是幽默。她有一种独特的幽默，也是淡淡的却是饶有趣味的幽默，特别是在那些生活被折弯的地方，她总能散发出一丝丝苦涩的幽默感。《仕女图》写一个女硕士听从父亲的建议嫁给了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画家，小说中有无数家长里短和俩人性格、心态在居家生活中的矛盾，诸多可笑之处被刻画得妙趣横生。再如小说《骚扰短信》，讲述某山上气象站老沙、平安和小沙3个人的故事，通过外界误发来的骚扰短信来推动叙述，小说写得滑稽幽默，笑话连篇。闽南民间文化和地方戏曲就有滑稽幽默传统，吕纯晖得此传承也有可能。

　　吕纯晖的散文小说自成一格，有浓郁的闽南风情，她始终热爱她的出生地，热爱那里的人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故而她能靠得那么近，能感受得那么细，她以平和之心造就的文字，总有一种无法掩映的闪光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