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用长篇讲述 关中史上最惨烈的饥馑

　　去年末，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上映，影片再现了1942年河南的那场由天灾人祸共同造就的大饥荒。当饥饿袭来，无数人流离失所，甚至饿殍遍地，惨烈的场面让人震撼。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陕西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那一年是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关中3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场面。

　　时光的脚步走过了八十余年，现在很多陕西人对这段历史已经模糊甚至全然不知，但陕籍作家张浩文将其写进了他的长篇新作里。

　　《绝秦书》，书如其名，这是一本描述那场几乎使秦地濒于灭绝的灾难书，更是目前生活在海南的作家张浩文对故乡陕西致敬的书。上月，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该书后，有评论家认为，看到了《绝秦书》想到了《白鹿原》，有人认为该书可以媲美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甚至题材较后者更为宏大，在容量上、思想上也更胜一筹。

　　源起

　　“重修族谱，灾难近距离逼迫我”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萌生出写这本书的想法？

　　张浩文：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是在饥饿的恐惧中长大的，小时候稍不留神洒漏了粮食，老人就会声色俱厉地告诫：“搁在民国十八年，看不饿死你崽娃子！”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民国十八年。后来长大了，查了资料，得知那是陕西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大旱灾，当时陕西人口不到千万，饿死300多万，逃亡300多万，人口折损超过半数，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这仅仅是陕西一地，其实那场灾难席卷整个西北，死亡总人口超过千万。这场大饥荒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

　　面对这场大灾难，文学的记忆并不充分。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只看到了柳青和陈忠实分别在《创业史》和《白鹿原》里提到过民国十八年年馑。因为服从于整体的艺术构思，这场灾难仅作为故事的局部背景点到为止，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和描写，我感到有些遗憾。米兰·昆德拉说过：“文学的职责在于抵制遗忘。”而这场灾难过去不到百年，难道我们就遗忘了吗？对于多灾多难的我们而言，这种遗忘是不是过于轻松了？从那时候起，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在我的有生之年里，一定要写出一部关于这场灾难的长篇小说。

　　2008年暑假，我们宗族要重修族谱，由我执笔。在阅览族谱时我赫然发现，我们宗族的好多家庭在民国十八年绝户了！灾难如此近距离地逼迫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心里涌出一股急切的冲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即把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恰逢这一年中国作协在全国遴选重点扶持的创作项目，我毫不犹豫地申报了。很快此选题被批准立项，我于是投入创作之中。

　　发掘

　　“不动声色的描写更能接近事件的真相”

　　记者：整本书中对灾害的描写非常细致，您是从何而知的这些历史资料？

　　张浩文：首先是自小就听到的关于这场灾难的口述历史，这是非常形象生动的。随后我又进行了很多采访，在我决定写这本小说之后，我每年都利用暑假返回家乡，有意识地访问村里老人，抢救性发掘一些资料，因为经过民国18年大旱灾的人现在至少80多岁了，他们随时都可能离世。我前几年访问过村里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他当年逃难去了汉中才保住了性命，《绝秦书》中一些逃难的情节就跟他有关，不幸的是，今年暑假我回家，他已经去世了。关于当年的旱灾，我这些年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民国十八年大旱灾没有同1942年河南旱灾那样留下多少影像和图片资料，但文字资料还是不少，后人对这场灾难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些都给我还原历史提供了依据。

　　记者：书中出现了“人吃人”的场面，是您的杜撰吗？

　　张浩文：不是的，只要细细查看资料，中国灾难史上，人吃人的场面都有过记录，把人肉当马肉卖，真的是惨烈。

　　记者：可是您在叙述这些内容的时候，口吻很冷静？

　　张浩文：我觉得作家不动声色的描写更能接近事件的真相，更能揭示人性的本质，在这种描写中，作家不应该疾呼，而应该冷静。冷静的描写才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反思

　　“灾难面前中国从来不缺少舍身为人的英雄”

　　记者：您希望《绝秦书》诉说这场年馑之灾带给读者什么样的反思？

　　张浩文：当年灾难的亲历者现在差不多都已经谢世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陕西近代史上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这正是我揪心的地方。我的目的就是用文字为那场灾难树立一个纪念碑，用文学给那场灾难建立一个形象博物馆，让那场灾难时时警醒我们。

　　如今是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这也符合人趋利避害的天性。不过娱乐需要一个承平富裕的环境，没有战争，不愁衣食，人才可能娱乐。在现代，战争不会轻易发生，可谁也不敢保证天灾不会降临，人注定不能胜天。也就是说，无论科技怎样发达，人类都无法完全避免自然灾害。问题是，一旦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怎么办？以史为鉴，正是为了未来。如果我们没有勇气直面历史，就没有希望走向未来。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天灾，但我们要力争避免人祸。这正是我今天回顾十八年年馑的目的所在。

　　记者：看完《绝秦书》后，很多人说会被伟大无私的情感而感动，也会有人说这是过于夸大了人性的崇高，您怎么看？

　　张浩文：自然灾害把人忽然置身于绝境，生死抉择考验着每个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可人不是动物，在本能之上还有理性和伦理的导引，他此时必然会陷入激烈的内心纠结中。但在灾难面前中国从来不缺少舍身为人、抗灾殉难的英雄，从神话里为治水不顾亲情的大禹到现实里汶川大地震中舍身救学生的谭千秋老师，这样的义士史不绝书。鲁迅就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

　　在《绝秦书》中我想为善树立一个标本，主人公周克文为了赈灾献出了全部家产和两个儿子的生命，尽管他的粥棚最后被难民们踏平了，全家人也被难民潮裹挟而去不知所终，可这种善行毕竟给惨烈的灾难带来了一丝暖意。至于有人说作品是不是夸大了人性的崇高，我的回答是，现实中并不缺乏善良高尚的人，艺术更是要超越现实，因此出现在作品中的人物自然更具有理想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在目前这样一个道德溃疡的时代，只有大善才可以振聋发聩。

　　致敬

　　“想为故乡的生活方式留下一些存念”

　　记者：《绝秦书》的字里行间都会让人感受到浓郁的陕西地方风情，这本书是向故乡致敬吗？

　　张浩文：一部作品的意义可能是多方面的，《绝秦书》作为一部以地方历史为虚构基础的长篇小说，除了它的文化的、美学的意义之外，当然还具有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意义。在《绝秦书》中我用了不少的篇幅描绘了关中地区的风俗民情，这种描写除了为作品增加一种诗意的品格之外，更重要的是，我想为我们往昔的生活方式留下一些存念。《绝秦书》中描写了很多业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民俗民风，这不光是为了让读者看热闹，更是想让他们在这里找到自己生活的文化之根。

　　记者：有评论家会将《绝秦书》与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做比较，您介意这种比较吗？

　　张浩文：《白鹿原》是迄今为止描写中国近代乡土社会最深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大家的共识。把《绝秦书》跟《白鹿原》相提并论是读者和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抬爱，我自认不能企及。已经有评论家和读者在网上做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了，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周克文与白嘉轩的对比。这两个形象有相同的地方，但在我看来不同更甚于相似，他们是两种类型的乡绅典型。至于更深的解读，只能期待评论家和读者了，作品一旦完成，作家的使命就终结了。

　　所以我也不敢说《绝秦书》和《温故一九四二》怎么比较，只是《温故一九四二》毕竟是中篇，容量有限，故事不完整，感染力自然就受到限制。我只是想让更多人了解民国十八年那场灾难，了解八十多年前的关中人，让灾难给人以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