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义林:“汉籍之路”上的行者

《花梦集》影印本(根据金日成综合大学科学图书馆藏17世纪朝鲜钞本影印)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藏西夏刊本《番汉合时掌中珠》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钞本《井心集诗钞》

朝鲜平壤练光亭及汉字碑铭

　　汉籍，作为中华精神文化的载体，千百年来通过各种途径流布四海。这些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献有着何种命运，令无数炎黄子孙、有识之士牵肠挂肚。

　　让我先把时间拉回到2000年春天。

　　这是一个午后，孙晓站在梵蒂冈博物馆前的广场上。

　　这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本次出访目的是例行的学术交流。只是出于历史学家的某种学术“惯性”，他在这个下午来到了罗马的“国中之国”梵蒂冈。他的到来，并不是像普通游客那样，仅仅出于对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的好奇，而更多的是一种“专业需求”。因为他知道，这片“袖珍”国土虽小，却有着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图书馆，馆藏中有大量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珍贵文物和艺术作品，甚至有不少中国古籍。这才是他的兴趣所在。作为一个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学者，他显然对那些深埋在高大门扉后面的“陈年往事”更感兴趣。但是他没有想到，正是此行的一个不经意的发现，让他开始关心域外古籍的命运，并由此催生了一个瑰丽宏伟的文化项目。

　　这块纸板，竟然是一部绝世孤本

　　梵蒂冈的位置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高地上，面积不过0.44平方公里，四面都与意大利接壤。所谓“国界”，就是围在梵蒂冈四周高高的古城墙。但这个小到了“无法想象”的国家，却是一颗文化和艺术的明珠。孙晓来之前就已经知道，梵蒂冈图书馆中珍藏有6万卷中国古代的手抄本、10万卷原稿书籍、10万张地图和印画以及大量书信、法典等珍贵文献，甚至还保存有1612年至1659年制成的“中国地图”手抄本。所以，当意大利的朋友陪着他浏览富丽堂皇的梵蒂冈博物馆的时候，他心里期待的还是那些传说中的古籍。

　　陪同孙晓前来的意大利学者，是梵蒂冈图书馆馆长的朋友。因为孙晓来自中国官方高级别的研究机构，图书馆方面的接待规格也提升为“最高”——图书馆馆长R博士亲自出面。R博士知道孙晓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所以神秘兮兮地要给他看馆里珍藏的“5A级”的中国古籍。用时髦的话说，这位洋人多多少少也有些“炫”的心理，想在这个中国人面前，“显摆显摆”自己收藏的中国的好东西。

　　“好呀，非常乐意。”孙晓高兴地答道。他心想，这正是我想看的东西。但是，这一看不打紧，孙晓的轻松心情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也在瞬间“石化”。

　　因为递到孙晓手里的不是书，而是一块纸板！

　　但很显然，这是中国古籍——用汉字书写，而且一看就知道，用的是年代久远的宣纸，微微发黄，上面竖写着娟秀的小楷。尽管字迹有些模糊，但直觉告诉孙晓，它至少出自清代。然而这部书的样子，实在是太令人痛心了：原先的宣纸做的筒子页，都被一页页拆散并打开，平铺着粘在硬纸板上，不知道那些老外在宣纸背后刷了什么胶水，宣纸明显受到了腐蚀。而且两种纸的酸碱度不同，不仅一些地方的墨色变得浓淡不匀，而且有的字已模糊不清，失去原来的模样了。

　　“尊敬的孙先生，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书？这个汉字写得很漂亮吧？”

　　R博士看孙晓这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古籍，好像有些激动，他料定是因为自己的藏品足够“有分量”，便有些得意地发问。

　　“我想请问，R博士，您这里的中国古籍，都是用这样的方法保存的吗？”孙晓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此刻复杂的心情，只好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字斟句酌地问道。

　　“这是比较好的保存方法。当然不是每一本都是这样的，您知道我们会区别对待各种不同的中国古籍。它们是来自那么遥远的国度和那么遥远的年代啊！”馆长摊开双手，热情感叹道。

　　“这还算比较好的保存方法？这简直就是毁灭啊！”孙晓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经申请，他看到了这部书的全部原稿，名字叫做《白晋日记》。

　　“白晋！原来是白晋！怨不得这一手小楷写得这么好！”孙晓暗暗惊叹。

　　这位白晋是法国人，1656年生于法国勒芒市，年轻时在耶稣教会学校学习，尤其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很有成就——这为他后来成为康熙的“老师”打下了基础。1685年他入选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团队，并在清康熙二十六年，即1687年来到了中国，时年31岁。

　　白晋与中国很有缘。到中国后他学习了满语，后来还用满语编写了《实用几何学纲要》。再后来，白晋又将满文讲稿整理成册，并译成了汉文，由康熙帝亲自审定并作序。这就是现在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满文本《几何原本》，而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精蕴》。白晋不仅教授康熙几何和数学，还曾促使康熙皇帝下决心，历时九年，用西方的测量技术绘制一张全国地图——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大地测量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他在中国生活了42年，只在1697年作为康熙的特使回过一次法国。1730年6月28日(雍正八年)，74岁的白晋卒于北京。这位热爱中国的神父，死后也埋骨北京，其墓就在海淀的正福寺。可惜，在“文革”中，墓地被夷为平地。现在白晋等人的墓碑陈列于京西大正觉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历史老人是多么会排戏啊，而且还是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桥段：300年后，在距京城遥遥万里的梵蒂冈，一位已葬于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日记，却被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认真阅读。而那段远去了的岁月，竟然让这位后来者激动万分。因为他看到，《白晋日记》不仅忠实记录了他在皇宫内的见闻，是研究清代史的一份难得的补遗，而且用了清代上好的宣纸，加上白晋漂亮的小楷，够得上是一部绝版的艺术品。日记不是刻本，而是名副其实的写本，只有一件，显然是极为珍贵的孤本。但此刻，这本古籍竟被拆得七零八落，有很多地方的字迹已看不清，纸张也变得很脆。估计用不了多少年，它就真的会被完全毁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孙晓“腾”地从桌前站起！

　　此刻，他想起了曾经为保护中国古籍、尤其是保护敦煌古籍奔走呼号的专家王重民，以及他写的《敦煌古籍叙录》。书中也曾痛陈国外对中国古籍保存不善的问题。因为法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中国古籍缺乏认识，或者根本就是没人懂，所以有些宝贵文献不仅卷帙散落，而且部分受潮、遭到虫蛀，甚至像废纸一样堆放在仓库里。今天，孙晓遇到了同样的境况。那么，共有多少中国古籍流散在国外？还有多少古籍遭遇损坏？怎样才能实施最有效的抢救？能不能把存于世界各国的中国古籍梳理梳理，让它们回归祖国？孙晓心中升起一个强烈愿望：拯救古籍！以前不是没人做过，而现在，是沿着前辈的路奋起前行的时候了！

　　在拯救古籍的路上相逢

　　那时候孙晓还不知道，其实像他这样关注中国古籍命运的人，还有许多。比如民间的不少藏书人，虽然他们身份各异，阅历不同，却都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和寻访着中华古籍。白撞雨就是其中一个。白撞雨在英国淘来的那部《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籍和印刷品目录》，就为后来孙晓的“抢救工程”帮了大忙。

　　白撞雨淘书的地方叫海伊，一个位于英格兰和南威尔士之间的小镇。海伊原先默默无闻，现在却是世界知名的“古书之都”。白撞雨告诉我，他是无意中知道了“海伊”这个名字的。那是因为他曾读到了台湾女作家钟芳玲写的《书店风景》。在这本书中，钟女士详细描述了去海伊“淘书”的辛苦旅程。书中对小镇的“地标书店”“主题书店”的介绍，特别是关于“古书店”和“二手书店”的描绘，让他感觉很新鲜，也很兴奋。2008年，正是白撞雨在藏书的道路上走得心情酣畅之时。他那时候几乎已经跑遍了国内尚存不多的旧书店，结交了一些资深藏书家，也搜罗了很多善本珍本。可是，那遥远的海伊有什么呢？它能藏有多少中华古籍？恰巧这年他有了一个去英国的机会，这可真是天随人愿，于是他挤出时间去了趟海伊。

　　海伊镇有着斜长的小巷和砖木相嵌、古色古香的建筑。信步走在狭窄的街道上，时有诺曼底和詹姆士时代的遗址进入眼帘，让人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当然最有特色的还是街道旁一家紧邻一家的旧书店。仅有一千多人的小镇上，已经有了50多家旧书店。据说，海伊的书架加起来就有20公里长，古籍图书有100多万册。每天，到这里看书的、找书的、写书的、买书和卖书的人纷至沓来，小镇也被誉为“爱书人的天堂”“淘书人的香格里拉”。第一次去海伊，白撞雨就收获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新中国和30年个人回忆》《慈禧》《中国的精彩——五千年的中国艺术品》等二三十本书。“书龄”都在近百年或百年以上，大多是清末民初的老版本，基本都是布面精装，许多还是毛边本。而让白撞雨没有想到的是，一部《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籍和印刷品目录》，却深深“刺痛”了他的眼睛。

　　这部书诞生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2月，由英国哈福德史蒂夫·奥斯丁父子出版社出版。书中有这样一段序言：“本目录包括的中国图书于不同时间、不同条件逐渐被收藏。图书馆小部分馆藏来自斯隆、哈利父子、旧皇室和兰斯等遗产，主要馆藏来自1825年赫尔(Fowler Hull)先生所赠。1843年，英国皇室将在鸦片战争中所获中国图书赠予图书馆。”

　　他感到，这段话中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枚枚钢针那样，扎着自己的心。

　　“都是中华古籍啊，竟全都给上了‘英国户口’。”白撞雨感到自己像一颗钉子，被钉在了小镇的书架前。

　　他透过那一页页发黄的纸页，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1840年的鸦片战争割让了香港，184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签定了《天津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就在那些烽烟肆虐的历史瞬间，多少文物和古籍都忽然不知所终。一直以来，很多中国人都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国宝被掠夺？有多少古籍被抢走？有多少老祖宗的东西流失在海外？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从清楚地了解这个数字，更别说得到具体目录了。而这部“目录”，却记载了100多年以前的维多利亚时代，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从中国掠夺的中国古籍，大约有2万册之巨。

　　任继愈先生讲过：“中华古籍流散到海外，有的出于正常渠道的公平交易，这是值得称道的；有的并不是由正常渠道，而是由于中国藏书家的不肖子孙贪图近利而被贬抑价格售出的；也有一些是被掠夺出境的。”很显然，目录中大英博物馆1843年从英国皇室获赠的这批珍贵汉文古籍，就是鸦片战争中从中国“掠夺出境的”。这部书让我们发现了“被掠夺出境的”中华古籍在英伦三岛的行踪，清晰看到它们在英国的确切数量和名录，并成为“追索非法流失境外的古籍”的依据。

　　二话没说，白撞雨买下了这部“目录”。

　　他买下的是各国列强掠夺我们国宝的铁证，也为后来孙晓参与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买下了一张“寻宝图”。

　　2008年，当《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问世的时候，孙晓根据专家意见，收录了白撞雨所购《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籍和印刷品目录》，并将书名修定为《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后者以前者为底本，内容一致。这部目录，让人们得以看清大英博物馆存留的中国古籍的“原貌”：那里有善本、罕见本、孤本共1200余部，占全部著录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宋、元版的有7部，明版书籍有109部，而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的刻本，居然高达1100部之多。7部宋元版古籍中，北宋的《春秋详解》和《资治通鉴》，南宋的《礼经会元》《大戴礼记》和《书经详解》这五种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国内其他公立机构均无收藏。即便还不能完全断定其为海内外孤本，但定为“世所罕传”几无疑义。就凭这一点，白撞雨可谓功莫大焉！

　　这些奔走南北的藏书人，他们于舟尘车迹之间，阅肆逛摊，钩沉爬梳，有遇到罕见秘籍的喜悦，也有两手空空、徒劳无获的失落。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们做一个耐心的守更人，守护和打望着过往的墨迹，梳理和探究它们身后委婉的故事。白撞雨就说过，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间，就是下班之后卸去一身的劳累，把自己关进书房，秉一盏温暖的灯光，在书的海洋中自由遨游……值得一提的是，白撞雨利用业余时间，把自己认为“有故事”的本子以及收书、藏书过程中的趣事，汇集成《翕居读书录》出版。整整3大本，172万字。书的封面用的是清初名画家禹之鼎为藏书家王士祯画的一幅《载书图》：一行衰柳，数车古籍，在斜阳古道上，缓缓而去。

　　心血凝聚成《域外汉籍珍本文库》

　　连孙晓自己都没有想到，为了拯救古籍，不仅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帮“战友”，就连很多德高望重的前辈，也都聚集到了他这样一个“小字辈”的“麾下”，这让他有点“受宠若惊”——近百位专家都不惜“降低身份”，成为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委员会的成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担任了编委会主任。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师大出版社，也同意作为“域外汉籍”的出版单位立项，并将此项目申请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

　　柳斌杰在为“文库”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一条是汉籍之路……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

　　为这条“汉籍之路”上，孙晓和他的伙伴们跑得更起劲了。只要有中华古籍的信息，他们就要去看，去评估，有价值的就想办法弄回来。最近的一次，是孙晓和编委会同事赵凯，用了10天时间走访了美国4个大型的图书馆，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周馆长，见到孙晓一行特别震惊。因为他没想到，中国学者竟迢迢万里来寻访古籍。作为华裔，他慷慨地将手里的“存货”奉献出来，光宋元刻本就有40多种！

　　“真是大饱眼福啊，”孙晓说，“捧着那些珍贵的中国文字，闻着几百年前的故纸气息，那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希望时光能就此静止，就在那样的夕阳下，就在那样的书香里，呆一辈子。”孙晓的语调是平实的，但我很感动。这样如诗一般的语言，如果没有对中华古籍和文化的眷恋，是断然讲不出的。

　　在这次考察中，他们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都找到了国内罕见的版本。而他们为了节约经费，尽量压缩行程，能在车上过夜就不住酒店，吃的东西也是能简单就简单，最好找到麦当劳，买一个汉堡解决问题。而且，为了节省住宿费，两人投宿旅店时，也总是挤在一个房间。

　　虽然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孙晓却“抠”得很，一分一毫都不敢乱花。不过他们的苦也没白受，从美国“淘”回来的《木氏宦谱》《井心集诗钞》《扬州府图说》等几部孤本，历史地位极为重要，后来收入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第三辑。

　　现在，这套“域外文库”已出版三辑。体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仿照四库全书样式。第一辑20册，第二辑90册，第三辑103册，还有单行本6个品种，丛编2个品种。所收海外文献，包括宋元珍本、明清佳刻、名稿旧抄以及域外精著，共计600多种，绝大多数为国内首度出版。预计，文库出齐将达到800册之巨，囊括2000多种中华珍稀典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地系统整理海外汉文古籍的文化活动，也是目前国内最辉煌的出版工程之一。这个含量，可以说已将存于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10万册汉籍中的“精华”都收录进来了。而这个含量，也意味着将需要数百位学者继续“奋战”十几年。

　　辛苦么？

　　是，或者也不是。

　　一个人的目的如果单纯，心也就随着沉静，对世俗得失便也看得轻淡。这些献身于拯救中华古籍的学者们，其实并不关心自己在这壮举中得到了什么。能为抢救祖国古籍珍本做点事情，能让古籍原版再现以存其真，能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作用，他们已经甘之如饴。

　　(作者为《文艺报》副刊部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